江西
1949年9月，在国民党军政系统内部，郑介民与保密局经理处少将处长郭旭谈到战局，话说得并不客气：“广东是守不了好久的。”那时蒋介石集团尚未完全退出大陆，许多人还在讨论如何固守、反攻，郑介民却已经把失败的原因摆到了桌面上。
他认为，国民党军队早已不是装备数量上的问题。过去两年，国军在兵力和武器方面并不处于明显劣势，却始终无法击败共产党军队。到了1949年，国军越打越弱，对手却越打越强，军心、民心和组织能力的差距，已经不是几件美式装备能够填补的。
郑介民对郭旭说，部队长官贪污吃空额，一个连往往只有七八十人，士兵没有斗志，这样的军队“怎能打得下去”。这番话并非战场上的偶然牢骚，而是一个长期接触军事情报、国防物资和军队内部运作的高级官员，对败局所作的判断。
更令人注意的是，他紧接着谈到了台湾。原话大意是：“我能往，彼亦能往。时间久了，也同样能渡过台湾海峡。”这句话后来被三位熟悉他的特赦人员共同写入文章，成为郑介民判断国民党前途的一条重要材料。
材料的特殊之处，在于作者并非一个立场单一的人。沈醉是郑介民多年的部下，却与他有过矛盾；郭旭曾在保密局任职，长期受其领导；郑庭笈则是郑介民的堂弟，后来又成为起义和被俘的国民党将领。三人关系不同，观察角度也不一样。
郑庭笈在1959年第一批特赦人员中获释，沈醉于1960年第二批特赦后获释，郭旭则在1961年第三批特赦后获释。三人后来都在全国政协文史部门工作，并合写《我们所知道的郑介民》，刊载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辑。
有意思的是，沈醉个人回忆中对郑介民颇多负面评价，甚至写到双方结怨的经过。三人合写时，虽然不可能完全摆脱个人经历，但对郑介民的家世、性格、职务和情报活动作了交叉说明，许多细节因此比单个人的回忆更值得核对。
郑介民原名郑庭炳，字耀全，海南文昌人。他与郑挺锋是亲兄弟，与郑庭笈是堂兄弟。三人笔下的郑介民，外表魁梧，皮肤黝黑，常带着一种带有距离感的笑容，喜欢穿挂满勋标的军装，看上去像一名正规军官，很难让人立即联想到他是军统系统的核心人物。
他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二期。1932年4月1日，复兴社特务处成立，戴笠出任处长，郑介民担任副职。由于戴笠资历较浅，郑介民心中一直不服，特务内部甚至流传“戴处长、郑副处长”的调侃。
郑介民并不甘心长期做秘密工作，曾设法请求调往中央军校或政治部门。但蒋介石没有批准。1934年春，他被派往欧洲考察，先后接触德国、意大利的军事和政治组织方式。此后，特务系统中不少制度、训练和情报工作方法，都留下了他的影响。
抗战时期，郑介民的确有较强的情报判断能力。1942年1月，他曾预警日军可能进攻新加坡，并建议英军方面加强防范。新加坡于同年2月15日失守，英军六万余人投降，这件事让蒋介石对他的判断更加重视。至于他对诺曼底登陆的判断，相关说法主要见于回忆材料，具体过程仍需结合档案辨析，不能把传闻写成毫无疑问的定论。
1943年2月10日，郑介民晋任陆军少将；1944年2月，他因担任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晋升中将。戴笠去世后，他接任军统局局长。1946年军统改组为保密局，郑介民又成为首任局长，毛人凤、唐纵任副局长。
1947年12月5日，郑介民被任命为国防部次长，主管国防物资。这个位置使他更清楚地看到军队内部的亏空、指挥系统的混乱以及后勤供应的失衡。他的堂弟郑庭笈同年被任命为第八十九师师长，准备前往东北时，郑介民曾劝他不要去，直言东北战场形势复杂，去了未必能够全身而退。
郑庭笈最终还是到了东北，后来在辽西被俘。郑介民听到消息后沉默良久。这个细节说明，他对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处境，早已有相当悲观的判断，并非到了大势已去时才突然转变看法。
不过，能够看出失败，并不等于能够改变失败。郑介民仍是国民党特务系统的重要人物，参与过情报、军务和镇压工作。他对蒋介石集团的批评，更多是从军事和组织角度出发，而不是政治立场的转变。
郭旭记录下的那句“彼亦能往”，之所以引人注意，不在于它是否构成一份正式判断，而在于这句话出自一个熟悉军事机密和海峡防务的人。1949年的郑介民，已经承认大陆败局难挽，也承认海峡并非永远不可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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