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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郑海藏是一个胡思乱想、废话极多的人,而且喜欢把这些废话写下来。考虑到或许有读者感兴趣,郑海藏决定公开这些随想。由于和“北叙利亚通讯”的主题无关,不便于在主号发送,遂在副刊设立【海藏闲话】一栏,不定期更新。本栏目的内容仅为个人意见,不代表公众号观点。郑海藏傲慢自负又好作惊人语,不要太把他的闲话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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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涅斯·瓦尔达,矮小的电影巨人,在漫长的人生中声誉不断走高,但至今仍被低估。她的创作始终与时代紧密相连,尽管有时这种联系并非显而易见。《五至七时的克莱奥》以出租车中的收音机呈现了阿尔及利亚的战事及伊迪丝·琵雅芙的手术,即是女主角所处的时代锚点。瓦尔达不常直接评判时代,但她总是保有对时代的敏感。
《一个唱,一个不唱》,当然是一部更直接反映时代使命的女性主义电影。而相对不易察觉的,是这部影片及附带拍摄的《爱的愉悦在伊朗》对远方的洞察。大流士这个神秘而英俊的伊朗男子,流亡的自由派,令宝琳娜一见钟情,愿意随他远赴异国。徜徉于伊斯法罕,沉浸于瑰丽的伊斯兰艺术中,二人的情欲被唤起,而情欲狂迷与宗教迷情的联系亦属古老传统。回到故乡后,他换了一副面孔,成了传统家庭的强势家长;而她在他乡怀了孕,语言不同,无依无靠,心情苦闷。最终她决定回到法国生产,并与他分离。他把孩子带走,离开前让她怀上另一个孩子作为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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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达当然是在讽刺许多自诩支持女性主义的男性言行不一的丑态,虽然她也并未单方面的倒向宝琳娜,这桩仓促的婚姻更多是“不合适”。但两部电影的情节却成为数年后伊朗事态的寓言。她在巴列维王朝晚期的1976年完成了拍摄,见证了伊斯兰革命前夕沙阿统治下暗流涌动的水面。摄影师的敏锐令她捕获了珍贵的信息,并浓缩于影像。
大流士仿佛是伊朗知识分子的代表:表面西化开放,但内心中与欧洲人的差异难以消除,亦不平于西方人的傲慢,自豪于古老美丽的乡邦。而伊朗社会大众与西方的差异更为明显,令宝琳娜不免压抑。瓦尔达浮光掠影的审视,被批评为东方主义或不可免,但她确实比政论家更精准的把握了伊朗社会的状态:西方的影响浮于表面,知识精英尚心存彷徨,广大民众的生活依然故我,宗教仍深入人心。伊斯兰革命爆发于这样的社会基础之中,又何足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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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达的洞见还不止于此。黄沙古堡,穹顶巍巍,几何图案繁复绚烂,细密画亲切迷人,多么魅惑的异国风情,俘虏了多愁善感的法国女子。而宗教的崇高肃穆与近乎情欲的虔诚,更令倍感虚无的欧洲人难以抗拒。宝琳娜的沦陷正是福柯的预演,哲学家对霍梅尼的膜拜已经在《一个唱,一个不唱》中展示的明明白白。当你厌倦了现代社会的无意义时,前现代的异样魅惑会乘虚而入,令你误以为是解药。然而瓦尔达是清醒的,像江湖郎中一样乱抓药是治不好人的。宝琳娜与大流士的分离,预兆这谬误的破产。这般病急乱投医之人,今天仍比比皆是。
我们能说,瓦尔达预见了霍梅尼革命本身及西方知识界一度因此产生的浪漫幻想吗?她当然不是神仙,不可能真的明白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将导向何种未来。但凭借天才的敏感,她已经不自觉的把握了未来的本质。她就是有这样的敏锐,但我不会说这是所谓的“女性直觉”。这只是一种稀有的能力:不耽于一时一地,不偏执于内在观念,永远感受当下情势的能力。她永远在“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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