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在访谈节目中，记者埃兹拉·克莱因提到了中国近年来在AI大模型、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都已经开始追上甚至超越了美国，以至于美国被迫利用政策手段禁止中国企业制造的电动汽车在美国市场销售。
第一，两国应该承认双方均有不可逾越的核心战略红线，管控好这些红线是双方的核心要务。
第二，可控的战略竞争应该覆盖经济领域，包括贸易、投资、资本市场、货币市场、技术市场、人才市场等，双方应该允许在上述领域开展充分、公开的竞争，让更有优势的体系胜出。
第三，可控的战略竞争还应该涵盖双方认为存在共同利益、应当开展合作的领域，包括人工智能治理、防范全球流行疾病、癌症研究、生物技术等全球公共议题。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美国战略界就诞生了所谓的“中国崩溃论”和以比尔.格茨为“旗手”的“中国威胁论”，两派人马“各领风骚”。
估计很多人都听说过中国网友这句戏称——西方媒体是每周一、三、五“中国崩溃”，每周二、四、六“中国威胁”，周日休息。前几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从持续了三十多年的8%以上，降至5%-6%，于是唱衰中国的声音多了起来。
但最近两年中国高科技和高附加值工业迅速崛起，已经开始冲击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优势领域，又让西方产生了恐慌。
这些混乱的对华思潮，根源是在美国和大部分西方国家的智库中，真正了解中国的专家已经不多了，老一辈以基辛格为代表的“知华派”西方政客和专家都已经退休和去世，他们后继无人。
他承认中国在经济和地缘上崛起带来的挑战，但坚决反对中美走向全面热战，主张通过“管理性战略竞争”（Managed Strategic Competition）让双边在不放弃各自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和平共存。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不担任政府职务的时候，对特朗普的某些政治风格和特朗普对传统盟友体系的冲击提出过直言不讳的批评，比如曾经批评特朗普称其政策破坏了美欧互信，一度引发过舆论关注。
比如，如果美国的“战略红线”就是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那中国该怎么办？继续“做两亿件衬衫来换美国一架波音飞机”吗？他并没有解决这个核心问题。
值得我们略微欣慰的一点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一些原来把美国视为“山巅之国”的西方学者已经开始动摇。
比如，曾经写出《历史的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最近在许多公开场合承认中国的体制和发展模式是有道理的。
曾经写出《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达龙·阿西莫格鲁，几十年来执意认为中国的体制无法创新，也无法让经济持久增长，这也是西方长期以来的主流叙事，但是他在最新的视频访谈节目中表示自己的判断可能有问题，尽管他仍然“嘴硬”地称，需要等到中国整体超越美国那天，他才会承认判断失误。
所以，只要中国继续发展，强大的实力自然会让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反省”，是对抗还是合作，是管控竞争还是滑向冲突，他们必须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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