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在逐渐适应特朗普

民智评论

作者：王静怡，民智国际研究院研究助理

（正文约4500字，预计阅读时间15分钟）

特朗普第一次当选美国总统时，国际社会普遍将其视为对战后国际秩序的一次重大冲击。然而，当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世界的反应已明显不同。

越来越多国家不再像 2016 年那样感到震惊，而是开始理解特朗普的行为逻辑，并据此调整自身策略。

国际社会正在经历从震惊、摸索到适应和对冲的转变：一些非西方国家将特朗普视为改变既有国际体系的机会；各国逐渐熟悉其交易式外交和强硬谈判风格；美国盟友则开始从希望熬过特朗普，转向为一个更加不确定的美国建立 Plan B。

与此同时，特朗普之所以越来越不显得异常，也因为世界政治本身正在变得更加民族主义、交易化和强调实力。

世界未必正在接受特朗普的价值观，但正在越来越现实地接受特朗普式美国可能不再只是短暂的政治例外的事实。

▲ 2024 年 11 月 7 日，在罗马，当地人购买了一份报道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赢得选举的报纸（图源/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

世界正在接受特朗普

当唐纳德·特朗普第一次赢得总统大选时，世界一度陷入某种程度的恐慌。法国驻美大使在社交媒体上几乎“崩溃”。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则担忧，华盛顿正在“抛弃”由美国亲手建立的国际体系。

特朗普第二次当选后，他显然并没有变得更加温和。相反，美国优先、贸易保护主义、对盟友施压以及对传统多边机制的怀疑，在第二任期中表现得更加鲜明。

然而，与 2016 年相比，世界许多国家面对特朗普再临的反应却明显平静得多，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乐观和期待。

这种变化值得关注。它说明，过去八年间发生变化的并不只是特朗普本人，而是国际社会对美国、对国际秩序以及对自身战略选择的基本预期。

特朗普第一次当选时，人们的问题是特朗普会不会只是一次偶然的政治事故？然而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思考的是如何特朗普不是偶然、美国的未来会沿着更加交易话、单边化和不可预测的方向继续发展，我们应该怎么办？

从这种意义上说，世界正在逐渐接受特朗普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一项现实，并开始学习如何理解、利用和对冲特朗普。

▲ （图源/纽约时报）

世界不再恐惧特朗普？

要理解这一现象，可以参考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的一项民调。该报告显示，特朗普第二次当选并没有引发全球范围内类似 2016 年的普遍恐慌。真正对特朗普表现出明显焦虑的，主要仍然是欧洲以及韩国等传统美国盟友。

相反，在印度、沙特阿拉伯、中国、俄罗斯、巴西、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相当多受访者认为特朗普重新执政对本国可能利大于弊。

许多非西方国家欢迎特朗普，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认同他的政策或政治理念，而是因为特朗普代表着一种对现有国际体系的改变。

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存在不满，认为自己在国际事务中受到边缘化。

因此，一个不那么强调自由主义价值、民主规范和西方主导秩序，而更强调利益、交易和国家实力的美国，对它们来说未必完全是坏消息。而美国在欧洲大陆、英国和韩国最亲密的盟友之所以害怕他，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特朗普没有承诺为所有国家提供某种统一的国际秩序蓝图。他更倾向于将国际关系理解为具体国家之间的利益交换。

这种逻辑固然会让依赖美国安全承诺的盟友感到不安，但对于长期不满西方主导体系的国家而言，这可能是重新分配国际影响力的机会。

▲ 2026 年 7 月 30 日，伊朗德黑兰阿扎迪广场悬挂横幅，特朗普头像与伊朗导弹系统并列展示（图源/路透社）

与此同时，特朗普还被一些国家视为改变乌克兰战争和中东局势的潜在变量。

无论这种期待最终是否合理，国际社会在经历多年战争、地缘政治紧张和经济不确定性后，都会普遍抱有一种求变心理。

部分国家认为，传统政策已经无法有效解决问题，而特朗普至少代表着一种不同于拜登时代的政策选择。

与其说世界突然开始相信特朗普能够带来一个更好的国际秩序，不如说越来越多国家已经不再相信原有秩序能够自动恢复。特朗普提供的正是改变本身。

这也使地缘政治西方的概念进一步受到挑战。2022年俄乌冲突全面升级后，美国和欧洲在对俄政策上曾表现出较高程度的协调，“团结的西方”似乎重新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力量。但特朗普回归后，美国与欧洲之间在安全、贸易和外交政策上的矛盾重新凸显。

世界开始学会特朗普的外交逻辑

从其他方面看，各国领导人如今更加克制，是因为如今他们已经了解特朗普的政策和谈判逻辑，知道什么方法有效，什么方法无效。

经过第一任期和特朗普打的交道，各国领导人和媒体逐渐摸清了特朗普对传统联盟义务和多边机制兴趣有限、倾向于把外交关系视为一系列可以重新谈判的交易的外交逻辑。他强调实力和直接压力，也高度重视个人关系、政治姿态和外界是否承认他的“胜利”。

如果将特朗普的谈判方式进行概括，其典型特征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先开出极高价码、将压力公开化，以及在遭遇抵抗时不断升级。

首先，是开出极高的价码，以此重新设定谈判的起点。

2025 年 4 月 2 日，特朗普宣布所谓“解放日”，并以美国长期遭受“不公平贸易待遇”为由，推出大规模“对等关税”政策。

根据白宫公布的行政命令，美国首先对大多数贸易伙伴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的额外关税，并计划随后对附件所列贸易伙伴实施更高的国别税率。

从谈判角度看，这种做法并不罕见：先把开价抬到最高。哪怕理由并不充分，先报一个尽可能大的数字，本身就是一种谈判策略。

结果也证明，这种策略确实发挥了作用。尽管后来几乎所有国家都谈下了低于 4 月 2 日初始公布水平的税率，但由于起点被抬得很高，最终落地的税率依然不低。

▲ （图源/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第二，是将谈判压力公开化。

传统外交通常强调私下沟通、逐步协调和保留回旋空间，而特朗普则经常选择通过公开讲话、社交媒体或媒体报道直接释放要求。

他并不总是等待漫长的外交磋商结束，而是先向公众展示自己的条件，再迫使对方作出回应。

这种方式有两层效果。第一，它压缩了对方的决策时间。政策一旦公开，对方不仅要考虑与美国谈判本身，还必须立即应对市场、国内舆论和其他国际伙伴的反应。

第二，它容易制造“竞速效应”。当多个国家同时面临美国压力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成为最后一个仍未与美国达成某种安排的对象，因为这可能意味着承担更大的经济和政治不确定性。

特朗普还经常通过极具攻击性的语言强化这种压力。他对加拿大等传统盟友的公开批评，以及将双边关系置于一种明显不对称的实力叙事之中，都是这一风格的体现。

其目的并不只是表达个人情绪，更是向谈判对象传递一个信号：美国拥有更大的承受能力，如果冲突升级，对方将付出更高代价。

▲ （图源/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第三，是在对方抵抗时不断升级。

特朗普的谈判逻辑通常并不是“提出要求—遭遇拒绝—回到原点”，而是“提出要求—遭遇拒绝—进一步加码”。美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税博弈反复证明，特朗普往往试图通过提高对抗成本，迫使对方重新计算继续抵抗是否值得。

这种方式未必总能带来长期有效的协议，但它确实使国际社会逐渐认识到，面对特朗普，不能简单按照传统外交的逻辑等待政策自然稳定下来。各国必须同时考虑其政策实质、公开压力、个人关系以及不断变化的谈判底线。

特朗普的高度个人化外交也逐渐成为各国总结出的另一项经验。第一任期中，公开与特朗普发生尖锐冲突的盟友领导人往往难以从中获益。

相反，一些强调个人尊重、愿意突出与美国合作并给予特朗普政治胜利感的领导人，通常更容易维持较稳定的关系。

这并不意味着奉承特朗普一定有效，更不意味着外交关系可以仅靠个人关系维系。恰恰相反，各国在第二任期逐渐得出的结论是：理解特朗普的个人化谈判方式可以帮助降低短期摩擦，但无法消除美国政策本身的不确定性。

于是，世界对特朗普的适应开始进入更深的一层。

▲ 2026 年 1 月 29 日，华盛顿特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白宫内阁室召开内阁会议（图源/布鲁金斯学会）

盟友开始接受美国不再可靠

比理解特朗普个人风格更加重要的变化，是美国盟友开始重新评估美国本身的可靠性。

特朗普第二任期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只是他继续威胁盟友、质疑北约或采取交易式外交，而是美国盟友在经历特朗普第一任期之后，在第二任期的开始，也并没有真正为“美国可能不再可靠“的结论做准备。

这背后存在深刻的历史惯性。

过去约 80 年，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为欧洲和亚洲盟友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安全保障。无论美国国内政治发生何种变化，盟友长期相信，维持联盟、遏制共同威胁、承担国际公共产品责任，仍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共识。

正因如此，即使特朗普第一任期已经表现出对传统联盟的明显怀疑，许多盟友依然倾向于将他视为美国政治中的暂时异常。

它们的基本策略是忍耐特朗普四年，相信下一届美国政府最终会恢复传统外交政策。

▲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 2026 年 7 月 8 日在土耳其安卡拉的贝什泰佩总统府综合体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召开新闻发布会（图源/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

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盟友此前并不是没有看到风险，而是不愿意接受风险背后的结论。因为一旦真正承认美国不再能够提供稳定保障，盟友就必须重新安排自己的安全体系。

过去，欧洲和亚洲盟友可以在美国军事力量和核保护的支持下，将更多资源投入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

如果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再确定，它们就必须自己承担过去由美国承担的成本。这意味着增加军费、建设独立军事能力、发展新的外交网络，并重新思考战略威慑问题。

因此，盟友对“美国仍然可靠”的坚持，既是历史经验形成的认知惯性，也是一种现实上的成本考虑，即承认美国可能靠不住，实在太昂贵。

这种思维惯性也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第二次上台后，许多盟友最初采取的是“安抚而不是替代”的策略。欧洲领导人积极与特朗普接触，强调增加国防开支、寻求贸易协议，并尽可能避免公开冲突。它们希望通过满足部分要求，继续维持跨大西洋关系。

但随着第二任期的发展，越来越多事件迫使盟友重新考虑这种策略。围绕格陵兰问题的争议不断冲击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广泛欧洲盟友之间的信任；特朗普持续要求欧洲承担更多安全责任；美国对欧洲驻军和北约角色的重新评估也加深了盟友对华盛顿长期意图的不确定性。

美国国防部目前正推动欧洲盟友承担更多欧洲大陆防务责任，并对其驻欧军事部署进行审查，这进一步强化了欧洲必须提高自身战略自主能力的认识。

▲ 抗议者聚集在格陵兰岛努克的美国领事馆外面（图源/ BBC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盟友的变化不再只是担忧，而开始表现为公开拒绝。2026 年围绕伊朗战争的争议中，多个欧洲国家明确拒绝参与美国要求的军事行动，并强调美国在行动前缺乏充分协调。

这反映出，欧洲越来越不愿意接受过去那种由美国决定战略、盟友随后承担责任的模式。

欧洲逐渐认识到，仅仅讨好特朗普或避免冲突，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真正的问题不是如何确保特朗普满意，而是如何确保自己在特朗普不满意时仍然拥有选择。

因此，欧洲开始更加认真地发展自己的 Plan B（备选方案）。这一过程包括加强防务能力、推动欧洲战略自主、提高自身军工和安全能力，以及扩大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和战略联系。

欧洲与其他经济体推进贸易合作的意义，也不再只是普通的市场开放，而是试图减少对任何单一大国的过度依赖。

这个背后的逻辑是，只有一个国家在安全、贸易和外交上有替代选项，它在面对特朗普式外交时才有真正的谈判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对特朗普的适应已经从外交技巧层面进入结构调整层面。

▲ 2026 年 7 月 8 日，土耳其安卡拉贝什泰佩总统府，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出席北约领导人峰会后抵达现场，举行新闻发布会（图源/美国外交关系协会）

世界本身越来越“特朗普化”

最后，世界之所以不再像过去那样对特朗普感到震惊，也是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已经变得越来越像他。

特朗普借以掌权的那些理念，例如对移民和全球化的敌意、对国家身份和国家主权的强调，如今已经成为多个大陆政治辩论和政治动员者的核心动力。

民粹主义者和强人政治人物正在迎来一个全球性的高峰期：特朗普在印度有纳伦德拉·莫迪，在沙特有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俄罗斯有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意大利有焦尔吉娅·梅洛尼，在匈牙利有维克托·欧尔班等对应人物。

与此同时，国际政治本身也越来越“特朗普化”。大国竞争正在重新压倒制度合作；经济相互依赖越来越被视为战略武器；关税、制裁、出口管制和供应链被越来越频繁地用于地缘政治竞争；国家之间更强调交易、实力和短期利益，而不是长期制度承诺。

▲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图源/Facebook）

在这样的环境中，特朗普不再显得像一个突然闯入正常国际体系的破坏者。相反，他越来越像是这一时代趋势的产物，同时又反过来加速了这些趋势。

结语：学会与“特朗普式美国”共存

“世界正在接受特朗普”并不意味着国际社会开始认同特朗普的政治理念，更不意味着各国相信他的政策一定能够带来稳定和繁荣。

真正发生变化的是，特朗普已经越来越难被视为美国政治中的短暂异常。

国际社会对特朗普的态度，正在经历一个清晰的演变过程：第一阶段是震惊，各国试图理解美国为何会出现特朗普；

第二阶段是摸索，各国开始研究如何与一个高度个人化、交易化的美国总统打交道；

第三阶段则是适应和对冲，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接受特朗普可能代表美国外交政策更长期的变化，并据此重新调整自己的安全、贸易和外交战略。

对于传统美国盟友而言，这一变化尤其深刻。它们过去最大的心理障碍，并不是看不到特朗普带来的风险，而是不愿意相信美国真的可能不再像过去那样可靠。

于是，问题开始从“怎样应付特朗普四年”转变为“如果特朗普不是例外，我们该怎么办”。

从短期看，这可能表现为领导人更加熟练地与特朗普进行个人外交，在贸易、安全等问题上寻找交易空间。

从长期看，则表现为各国加强战略自主、扩大伙伴网络、降低对美国单一安全和经济体系的依赖。

世界正在适应的，归根结底不仅仅是特朗普这个人，而是一个更加交易化、更加重视实力、更加缺乏稳定承诺的国际环境。

撰稿：王静怡

编务：王静怡

责编：邵逸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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