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017年1月13日，北京协和医院附近，周有光刚过完生日，家中仍摆着亲友送来的鲜花和书籍。按传统虚岁计算，他已112岁；按周岁计算，则是111岁。第二天凌晨，这位汉语拼音方案的重要参与者走完了漫长一生。
前一天上午，私人医生蒋彦永到周家探望。老人已经很难正常进食，只能缓慢输入营养液。他摘下助听器，屋里显得格外安静。身体衰弱到这个程度，周有光仍保持着惯常的平静，没有大惊小怪，也没有反复谈论生死。
凌晨时分，病情突然恶化。送往医院抢救后，周有光于1月14日凌晨去世。蒋彦永后来感慨：“周老终于可以和夫人、儿子、女儿团聚了。”这句话背后，是一个老人晚年连续承受的家庭离散。
周有光出生于1906年，江苏常州人。父亲周保贻曾是晚清秀才，母亲则是一位识字读书的传统女性。父母生活出现变故后，母亲带着他到苏州居住。她没有给儿子讲多少大道理，只留下了一句朴素的话：“遇事莫消极。”
这句话并不响亮，却伴随周有光走过了许多关口。少年时代，他既接受过旧式启蒙，也接触到新式学校教育。中学老师吴山秀提倡白话文，向学生介绍新思想。一次街头演讲，个子不高的周有光几乎被人群挡住，旁边有人把他抱到桌上，听众才看清这位年轻演讲者。
1923年，他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家里经济拮据，亲友甚至典当嫁妆，替他凑齐学费。大学期间，他原本偏向经济学，却在阅读英文报纸时学到一种影响终身的习惯：不只看消息，还要追问哪一条最重要，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1925年五卅运动后，周有光离开圣约翰大学，参与创办光华大学。此后，他教过书，也做过银行工作，却始终没有把自己完全绑在某一种政治身份上。他曾说：“在国民党时期没有参加国民党，在共产党时期也没有参加共产党。”这并非逃避现实，而是他对自身道路的选择。
真正支撑他走过风雨的，还有张允和。
两人相识后，周有光曾写信坦言自己贫穷，恐怕无法给她幸福。张允和回了十页信，意思很明确：幸福不能只等别人给予，也要靠两个人共同经营。1933年，两人结婚，随后赴日本求学。婚姻没有传奇式的波澜，却有几十年相互体谅的沉稳。
周有光喜欢咖啡，张允和喜欢清茶。两人不争高下，上午喝茶，下午喝咖啡，还把碰杯称作“举杯齐眉”。这种生活细节看似普通，却比豪言壮语更能说明他们的相处方式：彼此不同，但不必彼此改变。
抗日战争爆发后，夫妇辗转四川。女儿小禾因盲肠炎缺少及时有效的治疗，不幸夭折。周有光一度陷入严重悲痛，张允和则多年无法释怀。后来，独子周晓平又在战乱中被流弹击中，幸而抢救成功。
家中接连遭遇变故，他们没有因此溺爱孩子。周晓平数学成绩不好，父亲没有逼迫他做所有题目，只提醒代数必须学好。周有光看重的从来不是分数，而是孩子是否真正掌握了有用的知识。
1946年，周有光赴欧洲工作，开始系统接触字母学。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回国任教。1954年，他成为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1955年正式参与文字改革工作。此后的岁月里，他把主要精力放在语言文字研究上，参与了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和推广。
这项工作改变了他的后半生，也让“周有光”这个名字与汉语拼音紧密相连。不过，他并不喜欢把自己说成“天才”，更愿意强调调查、比较和长期工作的作用。
80岁以后，他把每一天都看成额外获得的时间，曾说：“81岁就是重新活一岁。”有人追问长寿秘诀，他常回答：“我怎么知道，去问大夫。”若继续追问，他才补一句：“可能和基因有关，也可能是我不抽烟。”
他不吃所谓补品，生活十分简单：吃饭、睡觉、看书、写文章。房间不大，书桌也旧，饮食以鸡蛋、青菜、牛奶、豆腐为主。对他而言，长寿不是一套神秘方法，而是身体允许时继续工作，身体不允许时安静休息。
2002年，张允和因病去世。共同生活近70年后，周有光用了很长时间才从丧妻之痛中缓过来。2015年，独子周晓平又先他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一次，他失去的不只是亲人，也是晚年生活中最熟悉的精神依托。
2016年，他曾因发烧住院三周，随后回到家中。2017年1月14日凌晨，周有光在北京去世。身后留下的，不只是“汉语拼音之父”的称誉，还有一批文字学著作、两段失去亲人的沉默，以及一个知识分子在百余年历史变动中的清醒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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