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8月24日至27日，日本跨党派议员团“日中次世代交流委员会”访华。中联部副部长陆慷在北京会见日本年轻国会议员代表团。
这是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首次同中方开展党际接触。
访问有破冰的第一步意义，但不能夸大为中日关系已出现转折。
需要澄清的是，这不是中方主动邀请。伊佐等人主动提出访华，中方没有拒绝，并安排了会见。
这个区别很重要。中方愿意为日本国内的理性声音保留对话空间，却不意味着接受日方制造问题后，由中方支付“破冰成本”。
多年前伊佐当选议员后曾来京访问，我们一起吃过饭。近来他在YouTube上公开批评高市早苗的言行，值得肯定。
但仅反对高市个人还远远不够。
高市代表的是一整套正在加速成形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员装置。
这种动员甚至可在多数日本人自认厌恶战争的情况下完成。
只要社会接受“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接受扩军只是防卫，接受远程打击能力只为阻止战争，动员装置便已开始运转。
新型军国主义比旧式更隐蔽。
今天的战争准备已被分散进预算、法律、产业、外交和日常生活之中。无人发布总动员令，社会却可能悄然进入动员状态。
“和平国家”叙事也已被武器化。自称和平国家，所以每次扩军都可解释为维护和平。
“和平国家”不再是限制军事权力的绳索，反而成了扩大军事权力的道德许可证。
伊佐访华的价值，不在于替高市传话，也不在于要求中方撤销出口管制。而在于他们回国后，能否推动日本社会形成真正的反动员力量。
他们不能只说两国需要对话。更应公开说明中日关系恶化的症结，说明一个中国原则，说明所谓“中国威胁”正被用来改造日本国家。
他们尤其需要告诉日本公众：扩军不会自动带来安全，把日本变成冲突前沿，只会让日本国民成为大国博弈的资源。
这并不要求日本政治家“亲华”。反对“台独”，反对把中日关系变成扩军工具，首先是对日本自身安全负责。
中方此次展现的是更准确的新两分法。
一方面，对高市政权推进的新型军国主义保持压力，绝不替其错误言行埋单。
另一方面，承认日本政界并非铁板一块，继续同反对右倾化、反对战争动员的有识之士保持接触。
这不是无原则的接触，而是让制造危机者承担代价，让反对危机者获得空间。
中方可以打开对话大门，却不可能替日本完成反省。
真正的破冰，不是三名议员来北京，也不是一次“艰难的意见交换”。
而是他们回到日本后，敢不敢继续同高市针锋相对，敢不敢揭露那套被“和平国家”话语掩盖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员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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