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日德三国基础研究支持模式看中国科创领域制度建设

基础研究能力是国家或地区抢占未来战略制高点、掌控关键核心技术、催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重要基石。近年来，全球领先国家和地区纷纷强化基础研究战略部署，开始谋划与本国产业基础、发展格局和治理体系相适应的“破局之路”。剖析典型资助机制支撑基础研究的实践经验，有助于中国进行前瞻性战略部署，对提升中国在全球创新链中的位势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选取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日本“登月型”研发计划、德国马普学会三个典型案例作为研究对象，构建“项目遴选—经费投入—过程管理—研究评价”四维分析框架，系统比较其支持基础研究的制度安排与运行经验，以期为我国优化基础研究支持体系、推进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图1 基础研究支持方式分析框架

表1 典型案例分析

一、典型案例的特征与差异

基于上述对美国HHMI、日本“登月型”研发计划及德国马普学会的案例分析，从项目遴选、经费投入、过程管理和研究评价四个维度展开国际比较（见表2），得出以下核心结论。

表2 基础研究支持模式典型案例比较

1.项目遴选：形成精英“选人”、国家“选题”与机构“选帅”三大方式

在基础研究的项目遴选环节，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制度范式。美国HHMI是精英“选人”的典范，其“支持人，而非项目”的哲学，旨在为遴选出的顶尖科学家提供长期、灵活且充足的资金。日本“登月型”研发计划则体现了国家“选题”的强力导向，政府基于对未来社会挑战的判断，直接设定战略目标，并集中资源攻坚。德国马普学会则独创了机构“选帅”模式，以“因人设岗”为核心，为认定的学术领袖建立研究所，将资源与信任制度化地押注于领军人物。三种模式各有其先进性所在，美国HHMI的“选人”模式最大程度释放了顶尖科学家的探索自由，适用于前沿领域突破；日本的“选题”模式确保了科研资源与国家战略需求紧密对接，适合重大共性技术攻关；马普学会的“选帅”模式则通过机构化保障实现学术传承与代际积累，有利于基础研究的长期积淀。

2.经费投入：均提供稳定大规模资源，但分别依赖私人资本、政府预算与混合体系

经费投入方面，美国HHMI依托雄厚私人资本，为研究员提供首期7年约800万美元的长期资助，并设计了可能延续数十年的超长支持周期。日本“登月型”研发计划主要依赖政府财政预算，在确保规模宏大的同时，通过赋予项目经理预算调整权、差异化设置间接经费比例等精细化管理手段，实现了国家战略导向下的资金使用弹性。德国马普学会采用混合支持体系，以占比超过80%的政府机构式资助为核心，同时辅以约10%的内部竞争性经费作为创新补充。鉴于基础研究的高风险与长期性，单一政府财政难以完全满足其资金需求。企业、非营利组织和社会捐赠的积极参与，既能有效补充政府资助，又能通过不同主体的特色偏好（如私人资本对“人”的长期信任、企业对应用潜力的敏锐度）催生多样化的创新范式。

3.过程管理：均强调科研自主，但分别通过制度“松绑”、分层授权与充分自治实现

科研自主性的核心是保障科学家能够自由选择研究方向，同时免受频繁考核与行政事务的干扰，这是其潜心探索、挑战高风险原创研究的关键前提。美国HHMI通过制度性“松绑”落实自主权，赋予研究员随时调整甚至颠覆课题的权力，并以强制保障科研时间等规则，确保其能心无旁骛地追随科学直觉。日本“登月型”研发计划采用分层授权模式，由项目主任把握战略方向，项目经理则在执行层面享有充分自主权，可灵活调整技术路线并组建团队。德国马普学会践行“充分自治”原则，科学家在聘任阶段即通过协商确定研究方向与预算，从制度源头保障学术自由。三者的实践共同表明，科研自主需要具体的制度保障。无论是HHMI的“制度松绑”、日本的分层授权，还是马普学会的充分自治，其核心都是通过具体的制度安排，确保科学家拥有足够的选题自由和研究空间。

4.研究评价：均注重外部视角，但分别聚焦人才潜力、项目进程与机构卓越

在构建基础研究的评价体系时，三个典型案例均高度重视引入外部专家视角，但其核心关切与评价单元各有侧重。美国HHMI的评价完全聚焦于“人才潜力”，特别注重组建跨国界的评审专家组，它采用多元同行评议，核心标准是判断科学家“提出重要问题的能力”与研究的“突破潜力”。日本“登月型”研发计划的评价则紧密围绕“项目进程”，建立了以项目经理为核心、结合外部评审与自评的动态机制，在项目关键节点进行阶段性评估，并在结题后实施长期跟踪。德国马普学会更是将国际评价制度化，其科学顾问委员会由近千名国际知名学者组成，包括30余名诺贝尔奖得主，确保其研究质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二、三种支持模式的制度逻辑

上述案例在基础研究支持模式上的系统性差异，并非偶然或孤立的政策选择，而是其深层的国家治理逻辑、风险文化与社会契约在科研领域的具体投射与制度化体现。图2所示的“制度根源—操作环节—创新产出”三层次解构框架，清晰地揭示了这种“基因—表达—性状”的传导机制。

图2 基础研究支持模式制度逻辑解构

1.制度根源

在制度根源层面，三个案例分别展现出“赋能式治理”“主导式治理”“协和式治理”的治理哲学与行动逻辑。美国HHMI的“市场赋能”逻辑，源于美国的自由市场传统，国家角色在于为私人资本与精英科学共同体“搭台”与“松绑”，将具体科研方向的决策权大量让渡给社会力量。这直接催生了类风险投资的科研风险观，即由私人慈善资本承担对“人”的长期投资风险，追求以少数“颠覆性成功”覆盖多数探索失败。这种对精英个体的高度信任，形成了“精英自治”的评价与信任机制，依赖于小范围同行评议的“精英识别”。日本“登月型”研发计划的“国家主导”逻辑，则根植于日本的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传统，政府扮演着强有力的战略规划者与资源协调者角色。这对应着“战略管控”的风险管理模式，即通过将宏大目标分解为阶段性节点，并在持续的过程评价与资源动态调整中管理风险，其科研活动需回应明确的国家与社会需求，因而形成了“契约问责”的信任机制，评价须引入政府、产业界等多方利益相关者视角。德国马普学会的“社会协和”逻辑，体现为国家与高度自治的学术机构之间制度化的协商与信任关系。这孕育了“制度缓冲”的风险观，即通过稳定的机构式拨款构建社会“风险共担池”，为长周期探索提供保障。其信任建立在“声誉自治”之上，依赖于高度国际化的科学共同体网络进行同行评议，权威性来源于全球学术声誉的广泛认可。

2.操作环节

前述根源性的制度逻辑，直接塑造并体现在操作环节的四大维度，形成了三种特征鲜明的支持模式。HHMI的市场赋能、风险投资与精英自治逻辑，完整投射为其精英“选人”模式：在项目遴选上“选对人”，在经费投入上“给长钱”（私人资本主导），在过程管理上予以“松绑”，在研究评价上“看潜力”。“登月型”研发计划的国家主导、战略管控与契约问责逻辑，则体系化地体现为国家“选题”模式：在源头“定目标”，资源上“投预算”，过程中实行“分层授权”，评价时“盯进程”。德国马普学会的社会协和、制度缓冲与声誉自治逻辑，则连贯转化为机构“选帅”模式：通过“聘领袖”来设立机构，以“稳资助”（混合体系）提供基础，保障科学家“充分自治”，并以“评机构”的卓越性为最终导向。每一种模式内部，四个维度的操作都相互咬合、逻辑自洽，共同服务于其根源逻辑所设定的核心目标。

3.创新产出

不同的制度逻辑与支持模式，通过长期的实践，催生了差异化的创新产出，并固化为特定的系统生态。HHMI的模式倾向于催生“精英引领—市场转化”的原始创新生态，其特征是诺贝尔奖级个人突破、颠覆性技术原理与高影响力论文的涌现。“登月型”研发计划致力于构建“国家目标—组织攻关”的战略创新体系，其成果体现在重大战略技术突破、工程化集成创新及关键产业竞争力的提升。马普学会的模式则滋养了“机构卓越—代际传承”的稳健创新传统，表现为深厚的学派传承、持久的机构国际声誉与高质量人才的持续培养。

进一步看，三种模式各有其适配的研究类型与城市土壤。精英“选人”模式适合前沿探索性强、技术路线高度不确定的领域（如生命科学），其有效运行需要世界级科教资源与成熟私人资本支撑，适用于具备此类条件的全球城市；国家“选题”模式适合战略需求明确、需组织化攻关的领域（如清洁能源），依赖政府强统筹能力与产学研协同，适用于承担国家战略使命的中心城市；机构“选帅”模式适合需长期积累、代际传承的学科（如基础数学），需要稳定机构拨款，适用于财政稳健、拥有深厚学术积淀和自治传统的研究型城市。

三、对中国基础研究的启示

1.推动“选题”“选人”“选帅”三类机制协同布局，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多元化支持体系

与美、日、德三国相比，中国基础研究的突出特征在于政府主导色彩浓厚，且正处于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关键转型期。因此，需要在承认政府主导现实的基础上，将三类机制转化为中国语境下的制度安排：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战略需求明确领域，借鉴“登月型”研发计划“选题”模式中“战略目标牵引资源集聚”的逻辑，探索“政府定方向、企业提需求、产学研协同”的推进机制，设立国家重大挑战计划，由行业领军企业参与技术路线凝练；在生命科学、前沿材料等前沿探索领域，借鉴HHMI “选人”模式，在国家科技计划中设立“杰出科学家”专项，依托国家实验室或高水平大学为入选者提供平台保障；在基础数学、理论物理等需长期积累的学科，借鉴马普学会“选帅”模式，围绕领军学者进行建制化支持，依托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等机构，对国际公认的学术领军人物实行“一人一策”资源配置，注重学术传承而非短期产出。

2.构建“稳定支持+多元投入”的可持续资金生态

中国基础研究投入的结构性短板并非总量不足，而是社会力量参与度低、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比偏低。因此，借鉴三国经验，并非要求复制美国私人慈善资本的规模，而是学习其“多元主体共同分担基础研究风险”的治理逻辑。

具体转化路径包括：一是优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渠道的资助结构，加大对优秀科学家和优秀团队的长期稳定支持比例，探索“机构式资助”与“项目式竞争”的适度平衡；二是完善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鼓励行业龙头企业布局基础研究，在国资考核中探索将基础研究投入视同利润的机制，激励国企开展长期性、探索性研发；三是完善社会捐赠税收减免政策，支持设立民间科学基金会，引导“耐心资本”支持高风险、长周期的基础研究。

3.落实科研自主权保障机制，强化平台支撑与制度松绑

中国科研管理长期存在“重立项、轻过程”“重经费合规、轻学术自由”的倾向，与三国普遍尊重科研自主权的制度文化形成反差，亟须探索与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相容的渐进式改革路径。一方面，在国家科技计划管理中探索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明确禁止行政干预科研方向调整、团队组建、经费使用等具体事项，建立科研人员时间保障制度，减少非必要考核与报表负担。另一方面，加快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科学数据平台等公共科研基础设施的开放共享，为科研人员提供高效便捷的实验条件与算力支持，降低创新门槛，营造潜心研究、大胆探索的制度环境。

4.建立以质量和贡献为导向的国际同行评议体系

针对中国科研评价长期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短期产出轻长期价值”的弊端，推动科研评价从“数论文”转向“看贡献”，建立以3-5年为周期的里程碑式评价机制，注重研究方向的突破潜力与实际进展。在高层次人才引进、重大项目实施、研究机构评估等环节，全面引入国际顶尖专家参与评审，建立动态更新的国际评审专家库。同时，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引导科研人员追求原创性、突破性的实质贡献，营造尊重学术规律、宽容失败、鼓励探索的健康学术生态。

来源：卢超 丁佳豪 王子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