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近日，科威特国防大臣谢赫阿卜杜拉·阿里·阿卜杜拉·萨利姆·萨巴赫与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穆罕默德·阿西夫在拉瓦尔品第的军事指挥机构内签署了《2026年议定书协议》。在科威特总参谋长哈立德·谢里安中将和巴基斯坦高级指挥官见证下，这次签署仪式标志着两国间的安全关系从被动走向了积极合作。
这份议定书在2023年协议基础上，确立了涵盖军事训练、能力建设、边境管理、技术交流、后勤整合和国防工业合作的约束性机制。科威特官方称这项协议为提升作战准备和维护边界安全的常规措施。从更严格的战略角度看，这层外交外衣很快就会被揭开。拉瓦尔品第议定书并不意味着科威特的防务规划已成熟。相反，它揭示出一个长期削弱波斯湾富油君主国主权的结构性问题：这些国家始终难以建立本土化的自主军事力量。
这种“租赁式防务”模式在1990年8月带来了灾难。伊拉克装甲部队入侵时，科威特耗资巨大的军事体系在数小时内崩溃，王室逃往沙特，最终依靠美国主导的联军解放。1990年的教训明确：一支不能为本国土地作战的军队，并不真正拥有主权。36年后，随着华盛顿调整全球部署并要求中东盟友承担更多安全责任，科威特仍不愿面对自身脆弱性。
科威特没有推动必要的军事改革、全民征兵制度，也没有在公民社会中培育作战精神，而是继续依赖外国军队提供的保护，将自己隔绝于地区战争之外。选择巴基斯坦作为主要防务承包方，反映出科威特的深层战略焦虑，并带来严重风险。巴基斯坦并非能提供持久战略保障的稳定强国。相反，它是一个脆弱的拥核国家，其军事体系——尤其是三军情报局——长期利用激进伊斯兰主义代理网络实现地缘政治目标。
科威特战略中尤其自我削弱的一点是其顽固的反以色列立场。一些地区国家已通过《亚伯拉罕协议》认识到，真正的安全需要与以色列在技术、情报和经济上合作，而科威特仍停留在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中。科威特法律严厉禁止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外交接触或商业贸易，主要是为了安抚国内伊斯兰主义政治人物和民粹派议员。
战略讽刺在于，科威特拒绝与以色列建立联系——一个在网络战、实时情报、反恐和导弹防御方面无可争议的技术强国——却将生存寄托于一个不稳定的南亚军事体系。科威特更愿意接受泛伊斯兰防务盾牌带来的意识形态舒适感，而非建立务实的安全伙伴关系，以真正保护本国领土，应对激进非国家民兵和地区不稳定局势。
科威特与巴基斯坦的协议，印证了以色列国家安全学说的核心原则。耶路撒冷始终坚持一个绝对前提：主权生存不能依赖租赁、借用或委托第三方担保。依赖外包保护和雇佣盾牌的安全姿态，只是危险的幻象，一旦遭遇武装冲突，终将破灭。海湾国家虽然购买昂贵武器系统，却缺乏维持这些系统的能力，也不得不招募外国力量来守卫边境；而以色列则依靠本土创新和国家意志驱动的公民军队，构建并指挥自己的防务能力。
真正的安全无法用石油财富购买，也无法建立在雇佣式联盟和意识形态拒斥的流沙之上。在中东这个严酷的环境中，以色列所体现的自力更生、技术优势和坚定国家意志，才是主权生存的唯一持久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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