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落难时，曾被他帮助过的延安、涪陵卷烟厂，是如何回报他的

我叫周国平，延安人，在延安卷烟厂干了一辈子。从二十岁进厂当学徒，到五十五岁退下来，整整三十五年。厂子里每一台机器，每一个烟丝仓，都刻在我脑子里。可我最难忘的，是厂里最困难的那几年，还有那个从云南来的老头——褚时健。

那年我三十出头，在车间当技术员。延安卷烟厂半死不活，机器老得掉牙，生产出来的烟卖不出去，工人半年没发全工资。有人开始出去找门路，有人蹲在厂门口抽烟叹气。我们厂长天天往市里跑，求爷爷告奶奶，拉不来一点资金。那时候，谁要说延安卷烟厂能活过来，准被当成说梦话。

可褚时健来了。

他当时是玉溪卷烟厂的厂长，在全国烟草行业已经挺有名气。听说他愿意派人来我们厂指导，我们都不敢信。延安这地方，穷山恶水，交通又不便，人家凭啥帮你？后来听说是褚时健主动提出来的，说延安是革命老区，烟厂有底子，不能眼看着垮掉。他先派了个技术小组来，后来又亲自跑了一趟。

我永远记得他第一次到厂里的样子。那是个夏天，太阳毒辣辣的，他穿着件白衬衫，袖子挽到胳膊肘，领口敞着，脸上全是汗。他比我想象中瘦，个子不高，可眼神特别亮，像能把人看穿。他下车以后，没去会议室，先往车间里钻。厂长跟在后头，想给他介绍情况，他摆摆手，说先看看。

他走到我们那台老掉牙的卷烟机前，蹲下来，看了半天，又伸手摸了摸。机器正轰隆隆响着，烟丝从传送带上流下来，卷成烟卷。他抓了一把烟丝，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又掰开几根，看了看烟纸和滤嘴。然后他对我说，这烟丝配方有问题，梗太多，切得太粗。我愣了一下，说我们一直这么做的。他笑了笑，说，所以你们卖不好。

那天下午，他给车间的人开了个会，讲了整整三个钟头。没有一句空话，全是怎么改配方、怎么调整机器、怎么控制温度湿度。我坐在下面，记了满满十几页纸。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人心上。他说，别觉得延安穷，穷不可怕，怕的是没心气。你们这地方，连枪杆子都能造出来，还造不出好烟吗？

那之后，玉溪卷烟厂又陆陆续续来了好几个人。有技术员，有设备师傅，有管质量的。他们吃住在厂里，跟我们一起倒班，一起钻机器。那段时间，厂里的气氛变了。以前工人上班像上坟，现在眼里有了光。褚时健隔段时间就打电话来问情况，有时候半夜了还在问。厂长说，人家一个全国出名的厂长，咋对咱们这穷地方这么上心？

我们后来才知道，褚时健那时候正带着玉溪卷烟厂大踏步往前走，可他眼睛没只盯着自己一亩三分地。他帮过很多地方的烟厂，延安和涪陵是最穷的两家。他说，烟草这东西，一家好不算好，百家好才是真的好。这话听起来像大道理，可他是真做。

涪陵的情况跟我们差不多，甚至更差。那边地势不平，房子建在山坡上，厂区又小，一下雨满地泥。我们厂好歹在平地上。褚时健也去了涪陵好几趟，帮着调配方，改工艺，还从玉溪调了一批设备过去。涪陵的厂长后来跟我说，他们那边的人私下都叫褚时健“老菩萨”。

好人没好报。这话后来应在了褚时健身上。

那年冬天，消息传来，说褚时健出事了。有人告他贪污，他被关了起来。我们厂里的人听到这消息，都蒙了。大家坐在车间里，机器也不开了，谁也不说话。我师傅老马，快六十岁的人，蹲在墙角抽烟，抽了一根又一根。他说，老褚帮了咱们这么多，他出事，咱们不能不管。

可我们能干啥呢？小小一个延安卷烟厂，工资都发不全，拿什么去管？有人说写信，有人说筹钱，可具体怎么做，谁心里也没底。厂长去省里开会的时候，听人说褚时健的女儿自杀了，老伴也病得厉害。回来以后，他把我们几个车间主任叫到一起，关着门说了一下午。

后来厂里决定，给褚时健家里送点钱去。钱不多，五万块。那时候五万块对我们来说不是小数目，是厂里东拼西凑，从办公经费里抠出来的。还有人私下捐了款。我们几个车间的工人，你五十我一百，凑了五千多。厂长说，这些钱，咱们以延安卷烟厂的名义送过去，别留个人名字。

我和厂办的小刘坐火车去云南。那时候从延安到昆明，要倒好几趟车，坐了快两天。到了地方，我们找到了褚时健的家。他老伴在，一个瘦瘦小小的老太太，头发白了大半。我们说明来意，把钱递过去。她愣了很久，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始终没掉下来。她说，谢谢你们，谢谢延安的人。我说，婶子，褚厂长帮过我们太多，我们做这点事不算啥。她摇摇头，说，他帮人从来不图回报。你们现在能来，他知道了会高兴的。

我们没见到褚时健本人。可我们知道，他那时候已经被判了无期，后来因为身体原因，获准保外就医。我们回延安以后，厂长说，别把这事往外说。大家心里都清楚，这钱帮不上大忙，可总归是份心意。就像当年褚时健帮我们一样，他也没图过什么。

涪陵那边比我们动作更快。听说他们那帮工人连夜开会，凑了八万块，专门派了人送去。涪陵的人跟我们说，老褚当年去他们那儿，连顿好饭都不让请，自己带着泡面。有一次累得在车间睡着了，醒来接着看设备。这钱，他们就是砸锅卖铁也得凑。

后来褚时健保外就医，回到云南，没几年又传出了他种橙子的消息。我们听了，心里又高兴又心酸。高兴的是他没倒下，心酸的是他那么大岁数了，还得重新开始。我那时候已经当了车间主任，厂里效益也好了起来。有时候开会，厂长提起褚时健，就说，老褚当年要是不出事，今天不知道是什么光景。可人生没有如果。

有一年秋天，我出差去云南，专门去看了他。他在哀牢山上，满山遍野种满了橙子树。他瘦了，黑了，背也弯了，可眼神还是那么亮。他握着我的手，说，国平，延安那边怎么样？我说，好着呢，厂子活了，工人都念叨您。他笑了，说，那就好，那就好。我看着他满是裂口的手，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从包里拿出一箱橙子，说，带回去给厂里的兄弟们尝尝。我推辞，他非让拿着。那橙子沉甸甸的，像他的心意。

我回延安以后，把橙子分了。大家吃着，都说甜。有人说，这橙子跟老褚一样，看着不起眼，吃着实在。

再后来，褚时健的橙子出了名，“褚橙”火遍全国。我们厂里的老人都说，老褚这人，这辈子就是打不倒的。延安和涪陵的烟厂，后来都派人去云南看过他。他每次都问厂里的情况，记得好多人的名字。涪陵的老张去了，他还问，你们那个锅炉修好了没？老张当时就哭了，说十多年前随口一句话，您还记得。他说，厂子的事，都是大事，怎么能忘。

褚时健走的那年，我已经退休了。消息传来，我坐在家里阳台上，看着远处的山，抽了半包烟。我给我师傅老马打电话，老马已经七十多了，耳朵不好使。我在电话里喊，师傅，老褚走了。老马沉默了半天，说，知道了。挂了电话，我抹了把脸，全是湿的。

后来有人问我，说你们延安烟厂那点钱，对褚时健算个啥？他帮你们的时候，花费的心血何止五万。我说，这世上有些东西，不是钱能算的。他落难的时候，我们没本事帮他翻案，也没本事把他捞出来。我们能做的，就是让他知道，这世上还有人记得他的好。人这一辈子，锦上添花容易，雪中送炭难。他当年拉了我们一把，我们就在他最冷的时候，递上一点暖。不多，但真心。

我有时候想，褚时健这一生，大起大落，像一部戏。他帮过的人，何止延安和涪陵。那些被他点亮的厂子，那些被他拉起来的工人，在他最难的时候，用最朴素的方式，还了他一份情。这情分不重，却比什么都珍贵。

如今我老了，总喜欢在小区里转悠。看见小年轻抽烟，就想起当年在车间里闻的那股烟丝味，想起褚时健蹲在机器前抓烟丝的样子。他那双眼睛，亮得像延安山上的星星。他走了，可那些他帮过的人，那些曾经被他点燃又重新燃起希望的厂子，都还记着他。这大概就是人活一场，最大的念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