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岁身家百亿，他没捐过一所学校，但陕南一个县的农民靠他吃饭

他叫周满囤，八十岁整，陕南人叫他“囤爷”，省外没人知道这名字。福布斯没把他排进全球榜，但汉中盆地西端一个山区县——当地人习惯叫“半个县”——的农民知道：自家院坝晾的干豇豆是他厂里派车来拉的，娃儿上学的书包是他公司统一定的，老人过冬的棉鞋是他车间裁下来的灯芯绒边角料做的，地里的元胡、坡上的山茱萸、林下的天麻，头年霜降前种下去的时候就知道来年开春谁来收、什么价收，白纸黑字写在折了角的合同上，合同就压在堂屋神龛底下的铁盒子里，和户口本、土地承包证摞在一起。

他没捐过一所学校。不是捐不起，是他打心眼里觉得“捐学校是体面事，但不是我最该做的事”。他跟县里领导喝过苞谷酒，对方端着杯子说：“周总，你出三千万修个九年制学校，名字随你取，满囤中学，多气派。”他当时夹一筷子浆水菜，嚼了两口，放下筷子，说：“我要是拿三千万盖学校，那三千万就从收购链子里抽走了。链子一断，元胡收不上来，山茱萸烂在坡上，天麻在窖里沤成黑水，七八个乡镇的合作社分红就黄了，三五千户人家，一户少挣四五千，加起来能修两个学校。学校政府会管，我干我干得了的事。”

那人没再提。

周满囤不是本地土著，祖籍是河南南阳，爷爷那辈逃荒到陕南，落在汉中市西乡县与镇巴县交界的碾子垭。他一九四四年生，生在逃荒路上的一孔破窑里，娘没奶水，靠米汤灌活。七岁那年，爹去山里背矿，遇上塌方，人挖出来时手里还攥着半块黑面馍，是给他带的。娘改嫁去了邻县，带走了妹妹，把他留给了瘫在床上的爷爷。他给地主家放牛，牛吃草他吃野山楂，十岁才进学堂，读了三年，爷爷去世，他就再没进过教室门。老师姓程，把一本旧《新华字典》塞给他，说：“满囤，这字典能认字，认了字，走到天边都不怕。”他把字典揣在怀里，揣了三十多年。

十六岁跟着公社修水库，挑石头，一顿能吃一斤半苞谷糁。二十岁入赘到西乡县沙河坎，媳妇叫陈玉兰，家里有八分水田。他脑子活，跟人学做挂面、榨油、收山货。八十年代初，农村刚活泛，他就背着背篓走村串户收元胡、收生漆、收桐油，转手卖给汉中的药材公司。他收东西有个规矩：秤是钉死的，从不玩虚，童叟无欺。有一回在镇巴县清水镇，一个老太太拿来七斤干山茱萸，他过秤一看，九斤二两，老太太眼睛花，自己看错了。他按九斤二两付了钱，老太太拉着他的手说：“你这人，心实。”

一九八七年，他在沙河坎租了村办小学旁边两间旧仓库，挂了个牌子：“满囤山货行”。收元胡、山茱萸、天麻、杜仲、银杏叶，全是秦巴山区的药材和干杂。那几年汉中药材市场火，他挣了第一桶金，盖了四间砖房。但真正让他动办厂念头的，是一九九一年冬天的一件事。

那年山茱萸丰收，但贩子联手压价，山民们背着装满山茱萸的背篓，从几十里外的深山走到集上，一斤才卖八毛钱。有个老汉背着背篓在满囤山货行门口蹲了一下午，天黑还没走。周满囤出去问，老汉说：“卖了回去买盐，孙娃还等着吃饭。”那一年，周满囤把所有的现钱拿出来，按一块二收了一万多斤山茱萸，堆了半仓库。媳妇急得直跺脚，说：“你这是把钱往水里扔。”他说：“扔就扔，扔到地里还能长庄稼。”

那批山茱萸，第二年开春涨到了三块五一斤。

从那以后，山民们只认周满囤。他慢慢想明白一件事：光做流通，命脉捏在别人手里。农民丰产不丰收，自己跟着担惊受怕。要让人家安心种，自己得能收、能加工、能卖。于是他在沙河坎村东头的河滩地上，用毛竹和牛毛毡搭了五个棚子，买了三口大铁锅、一台二手切片机、几台自制的烘干架，开始做山茱萸初加工。去皮、脱核、烘干、打包，卖给县医药公司和外地饮片厂。

那时候，他给周边种山茱萸的农户说了句话：“你们安心种，只要我厂子在一天，你们的果果我就收一天。价再跌，按保底一块五收。”这句话，他一守就守了四十多年。

二零零三年，周满囤五十九岁，正式注册了“满囤中药材加工有限公司”。公司不大，在沙河坎镇的河边，占地十二亩，但架子拉得大：在汉中、安康、商洛三市交界处，设了九个固定收购点，跟五十多个村签了合作协议。主要品种也扩展了：元胡、山茱萸、天麻、猪苓、淫羊藿、五味子、连翘，还有后来名震一方的陕南黑木耳和香菇。

真正让他把半个县的农民拢到一块的，是二零零八年那场雪灾。

那年正月，大雪封山，沙河坎到镇巴的路断了三天，运香菇的车全趴在半道上。周边几个村的香菇棚倒了大半，菌棒冻烂了，农民血本无归。别的贩子趁机压价，鲜菇两毛一斤都没人拉。周满囤把厂里所有空房腾出来，烧炭盆，铺草帘，让农民把没冻死的香菇送来，按一块二收，有多少收多少。那一年他亏了两百万，但收回来的是人心。

雪灾过后，他干了一件事：把周边七个乡镇、七十三个村的香菇种植户全部纳入他的“保护价收购体系”。签合同，白纸黑字，每年六月底前把下一年的收购价定死。鲜香菇保底一块八，干木耳保底二十五，天麻鲜货保底十五块。市场价高按市场价，市场价低按保底价。农民种之前先拿合同，菌种由他统一供，技术员分片包村，收的时候厂里车开到村口。

这套模式，说白了就是“企业+合作社+农户”，在秦巴山区不是什么新鲜词，但周满囤把它做扎实了。他常说：“合同不是签给农民看的，是签给我自己看的。我签字的时候，手得像当年攥字典那样稳当。”

沙河坎镇加上周边的峡口镇、私渡镇、茶镇、高川镇、木竹坝乡，粗略算有二十多万农业人口，其中常年给他供原料、在厂里做工、给合作社跑运输、在烘干车间打零工的，占了半个县劳动力的一大半。县农业农村局的人私下说：“周满囤的厂子要是停一个月，县里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能掉两个多点。”

他自己身家怎么算出来的？没上市，没融资，全靠滚利润。一个总厂加三个分厂、九个收购点、三万亩订单基地、品牌“满囤”在西北和华南中药材市场铺货，年营收峰值做到过十六亿，净利润率不算高，百分之七到十，但盘面大。固定资产、土地、库存、品牌，外界估他个人身家在八十亿到一百二十亿之间。他不认这个数：“那是记者拿营收乘出来的。我卡里没那么多。但我这辈子，确实没缺过钱。”

八十岁这年，他仍每天六点半起床，先去厂区转一圈。穿灰布对襟褂，黑布鞋，光头，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腰板直。厂门口新来的门卫拦过他一次，问：“老师傅，你找谁？”他笑呵呵从兜里掏出工作证，上面照片是七十岁拍的，职务写“董事长”，门卫一看，赶紧立正：“囤爷，我不认识你。”他拍拍门卫的肩膀：“不认识就对了，厂里认这个证，不认这张脸。”

他不坐办公室，在总厂后头有间十二平米的平房，一张旧办公桌，桌子腿垫着硬纸壳，墙上贴着一张泛黄的地图，是沙河坎镇周边村庄的分布图，用红笔标着每个收购点、每个种植基地。地图右下角写着一行字：“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收得回来才算数。”这是他爷爷当年在逃荒路上教他的。

关于“不捐学校”，县里文化人写文章议论过他，说周总出钱修路、建水窖、给五保户发棉被，唯独不捐学校，是不是觉得读书无用。他听了，把报纸折了垫茶壶，跟媳妇说：“我不是不敬学校。我敬。但我这辈子看透了一件事——捐一所学校，剪彩、挂牌、报纸上登照片，然后呢？楼旧了谁修？老师工资谁发？娃娃住校生活费谁出？我只信一条：让一个村子有稳定收入，爹娘自己会把娃送进学校，还会盯作业。你给他一栋楼，他兜里没钱，娃娃读半年还是得回来放牛。”

他真干过一件跟学校沾边的事，但不是捐楼。二零一六年，木竹坝乡一个教学点只有九个学生，公办老师不愿去，代课老师工资欠了半年。周满囤把离教学点最近的一个香菇烘干车间腾出两间房，跟乡里说：“我出代课老师工资，每月三千，乡里派个师范生来，我再补一千五。娃娃中午饭我厂里食堂送，连老师的一起。”这么扛了三年，直到县里整合教学点。他没留名，送饭车上印着“满囤食品，娃娃吃饱”。

农民靠他吃饭，不是靠施舍。

一、过秤单上的名字

先说马家湾的刘成贵。

刘成贵今年四十三岁，个子不高，手掌厚得像两块老树皮。他家住在沙河坎镇马家湾村七组，房子是二零一九年新盖的三层小楼，外立面贴的浅黄色瓷砖，院坝里停着一辆银灰色皮卡，车斗里常年扔着两把锄头和几根麻绳。村里人说，刘成贵能翻过身来，全是囤爷的功劳。刘成贵自己则说：“囤爷不是功劳，是命。”

命这个字，刘成贵有资格说。二零零四年，他去山西吕梁下煤窑，那地方的煤窑是私营的，一个坑道里挤着二十多个人，头顶的顶板渗水，侧壁的煤壁像随时会塌下来。他干了三年，手上全是茧，脸上有两道黑印子，洗都洗不掉。矿上出过一次事，不是他所在的坑道，是隔壁矿，瓦斯爆炸，死了十七个。那天晚上，他坐在矿工宿舍的木板床上，一整夜没睡着。第二天他去找工头结算工钱，工头说：“你走了，这个月的安全奖就不给了。”他说：“命要紧，钱不要了。”工头冷笑：“命值几个钱？你走了，家里喝风去。”

刘成贵回到马家湾，口袋里总共一万八千块钱。老婆王秀兰有慢性支气管炎，一受凉就咳得直不起腰，两个娃娃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家里五亩责任田已经荒了三年，草长得比人高。他站在地头，不知道干啥。

二零一五年春天，满囤公司的推广员老丁骑着摩托车来了马家湾。老丁五十多岁，戴一顶草帽，后座绑着一摞合同和宣传单。他在村里的大喇叭下喊：“种元胡，签合同，保底八块钱一斤，市场涨了随行就市！”刘成贵一开始不信。他见过太多空口白话的人，收烟叶的、收黄姜的、收魔芋的，哪年不是把农民哄得团团转，到头来价格一跌，人影都找不见。他跟老丁说：“你合同管用不？”老丁把合同翻开，指着上面一行字：“你看，保底价八块，白纸黑字，上面有我们周总签字，还有县公证处的章。”刘成贵把合同拿回家，翻来覆去看了三遍，还是不敢签。他老婆说：“试试吧，总比闲着强。那周满囤我听人说过，收东西不压秤，是个实诚人。”

刘成贵种了六亩元胡。元胡这东西娇气，喜肥，怕涝，种的时候要把地深耕细耙，垄高沟深。满囤公司派了技术员小赵，一个刚从杨凌农校毕业的姑娘，每周骑电动车来马家湾，蹲在地头教农户咋防霜霉病、咋施磷钾肥。刘成贵第一次见小赵时，心里直打鼓：“这女娃嘴上一圈绒毛，能种地？”结果小赵下了地，卷起裤腿，直接用手扒开土看元胡块茎的膨大情况，比老农民还细。刘成贵服了。

头一年，六亩元胡收了四千三百斤鲜货。合同价保底八块一斤，实际行情九块五，周满囤按九块五收。刘成贵当天过完秤，拿到手四万零八百五十块。他把钱数了三遍，站在收购点的台阶上，半晌没说话。后来他给周满囤打电话，结结巴巴说：“周总，这钱……太多了。”周满囤在电话里笑：“多啥多？你该得的。明年种不种？”刘成贵说：“种！种十五亩！”

二零一六年，他种了十五亩元胡，又加了五亩山茱萸。那一年元胡价格走高，他挣了六万多。二零一八年，他又包了村里外出打工户的十二亩地，全种元胡，还种了四亩天麻。周满囤的技术员给他规划了轮作，元胡不能连作，种一年得歇一年，或者跟油菜、玉米轮作。刘成贵听话，地越种越肥。

到二零二三年，刘成贵家的元胡种植面积稳定在十八亩，天麻六亩，山茱萸十一亩，还养了六头猪。年收入超过二十万。他给老婆治好了慢性支气管炎，在县医院住了一个疗程，花了三万多，全是自己挣的。两个娃娃，大的考上西安外事学院，小的在县一中上高二。他给大闺女买了个五千块的笔记本电脑，闺女说：“爸，这太贵了。”他说：“不贵，你爹现在有钱了。你好好念书，别像你爹，认个字还得靠字典。”

刘成贵说的字典，就是周满囤怀里的那本一九五三年的《新华字典》。村里很多人不知道，周满囤曾经挨家挨户给村里上学的娃娃送过字典。不是学校发的，是他自己掏钱买的，人均一本，精装的，六十多块钱。二〇一〇年，周满囤回了一趟碾子垭，找到当年程老师的坟，烧了纸，磕了三个头。回来后，他干了一件小事：让行政部统计了沙河坎、峡口、私渡三个镇所有在村小和初中上学的娃娃，一共三千七百人，每人发一本《新华字典》和一个书包。书包是厂里缝纫车间用做包装袋剩下的厚帆布做的，肩带加了海绵，耐用。娃娃们背着书包上学，书包上没有印字，也没有商标。有人问：“周总，你怎么不在书包上印个‘满囤’？”周满囤说：“印那些干啥？娃背的是书包，不是广告牌。”

刘成贵的大闺女刘欣，书包里就有一本这样的字典。她上小学时，那本字典被翻得卷了边，最后一页还画了个笑脸。她上初中时，语文老师让查生字，她永远是最快的一个。后来她考上西安外事学院，临走前一天，把字典送给弟弟，说：“你拿去用，这个字典比啥都灵。”弟弟翻了翻，说：“姐，这字典里有好多笔记。”刘欣说：“那是我当年查生字时标的。你要接着标。”那本字典，现在还在刘成贵家堂屋的茶几上放着，旁边是收购合同和户口本。

周满囤不知道这些细节，他只知道马家湾的刘成贵是个种元胡的好手。每年秋天收元胡的时候，他都会专门去马家湾看看。刘成贵的元胡个头大、颜色黄亮、块茎饱满，周满囤抓一把，说：“这元胡，比别村的强。”刘成贵说：“你教的地，你供的种，你派的老师，我不敢种孬了。”周满囤笑：“你种孬了，我丢的是自己的脸。”

二、白崖村的灯

再说白崖村的王彩娥。

王彩娥四十一岁，身材瘦小，干起活来却有一股子猛劲。她家住在峡口镇白崖村，村子在半山腰上，出门不是上坡就是下坎。以前村里没有像样的路，一条羊肠小道，从山下爬到山顶要四十分钟。二零一四年，满囤公司在白崖村设了收购点，顺带修了一条三米宽的水泥路，从山脚一直通到村口。修路的钱，周满囤出了六成，剩下四成由村里以工代赈。王彩娥的丈夫李建军当时在外打工，没赶上修路。修路的都是村里的老人、妇女和回乡青年。王彩娥也去了，挖土、搬石头、挑砂浆，干了一个月，挣了三千二百块。那是她第一次在家门口挣到钱。

路修通后，满囤公司在白崖村建了个分拣车间，其实就是一排简易板房，里面有几台山茱萸脱核机、几台烘干机，还有四十个分拣工位。车间招工，优先招本村和邻村的妇女。王彩娥第一个报名。她以前在浙江湖州的服装厂干过两年，踩缝纫机，眼睛累得直流眼泪。回来后再没出去过。进分拣车间后，她干的是挑山茱萸的活：把脱核后的山茱萸果肉，按颜色、大小、干湿分等级，再把虫蛀的、发霉的、带核的挑出去。这活不累，但需要耐心和眼力。王彩娥干得好，手脚麻利，一天能挑一百二十斤，比同车间的年轻姑娘还快。车间主任姓孙，五十多岁，是沙河坎本地人。他观察了王彩娥三个月，提拔她当组长，管着白崖村十二个妇女。王彩娥说：“我当啥组长？我说话没人听。”孙主任说：“你干得好，人就听。”

王彩娥每月工资三千到三千五，加上全勤奖和绩效，有时候能到四千。中午厂里管一顿饭，米饭两荤一素，或者面条加肉臊子。她以前在家带娃喂猪，一分钱不挣，买包盐都要看丈夫脸色。现在她挣钱了，丈夫李建军在西安工地干钢筋工，一个月也挣六千多。两人一年能攒七八万。二〇二一年，王彩娥把家里的旧瓦房拆了，在原址上盖了三间两层小楼，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和抽水马桶。她把公婆从老屋接过来一起住，公婆帮带小儿子。大儿子在县城上初中，周末回来，王彩娥给他炒腊肉、包饺子。

王彩娥的婆婆叫周秀莲，今年六十九岁，也在分拣车间干过几年，后来腿脚不好，不干了。但周秀莲每天下午还是爱去车间转转，跟老姐妹们说说话。有一次，她拉着周满囤的手说：“满囤啊，你那个车间，救了我们一村的女人。”周满囤说：“婶子，车间是你们的，你们救我才是。”周秀莲没听懂，旁边的人解释：“周总的意思是，你们帮他挑货，他才能赚钱。”周秀莲说：“哦，那咱们互相救。”周满囤点头：“对，互相救。”

白崖村一共一百七十三户，常年外出务工的青壮年有四百多人，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满囤公司在白崖村设收购点和分拣车间后，解决了四十个固定工位，季节性用工能到一百多人。山茱萸采摘季，从九月到十一月，村里的老人和妇女都能上山摘山茱萸，摘一天给一百二十块，摘多少算多少。老人摘得慢，一天挣七八十；年轻妇女手脚快，一天挣一百五六。那两个月，白崖村的山坡上到处是人，红彤彤的山茱萸从树上摘下来，一背篓一背篓往收购点送。收购点的秤是电子的，谁家送来多少，当场打票，票上印着户主名字和金额。王彩娥拿着票说：“这票比钱还好看，上面有我的名字。”

二〇一八年，周满囤在白崖村搞了个试点：把山茱萸分拣车间升级为合作社股份制。他出设备和订单，村集体出土地和管理，农户出劳力，年底分红。王彩娥入了股，她家流转了六亩山茱萸地给合作社，每年保底分红一万二，加上她在车间的工资，一年从合作社能拿五万多。合作社的分红大会每年腊月二十三在村小学操场上开，周满囤只要能走得动，必去。他讲话短，就三句：“今年挣了多少，大家心里有数。明年怎么干，我们商量。谁家有难处，私下找我。”然后开始发钱。现金，一沓一沓，由财务点好装信封，信封上写户主名字。王彩娥拿到钱，不数，直接揣进棉袄内兜。她说：“囤爷发钱，不会少我一分。”

白崖村以前是贫困村，二零一八年整体脱贫。县里来考核，发现白崖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二零一四年的四千八涨到二零一八年的一万四。考核组问村干部：“你们靠啥脱的贫？”村干部说：“靠山茱萸和天麻。多亏了满囤公司的保底收购。”考核组又问：“周满囤这个人怎么样？”村干部说：“你去看他穿的鞋，比我们还破。”

周满囤穿的鞋，确实破。一双黑布鞋，鞋底磨得发白，鞋面折出好几道纹。他走路快，步子大，布鞋落在地上“啪嗒啪嗒”响。有人劝他换双皮鞋，说：“周总，你现在是大老板，穿布鞋掉价。”他说：“我穿皮鞋下地，泥巴粘上去不好刷。布鞋好，踩在土上踏实。”

三、天麻地里的话

高川镇的赵家坡村，海拔一千二百米，云雾多，腐殖土厚，是天麻的理想产区。但天麻这东西，不种不知道，一种吓一跳。它没有根，没有叶，只能靠蜜环菌提供营养，一旦菌材出了岔子，整窝天麻就会烂得连渣都不剩。很多农户种天麻亏过钱，提起天麻就摇头。

赵远山就是其中之一。

赵远山今年五十八岁，耳朵有点背，说话嗓门大。他原来是木匠，在西安工地干了十几年，二〇一〇年工地老板跑路，他半年的工钱没拿到，灰头土脸回了赵家坡。那时候赵家坡刚通水泥路，满囤公司的推广员来了，动员农户种天麻。赵远山说：“天麻我不敢碰，当年我舅种天麻，把棺材本都赔进去了。”推广员说：“现在不一样，签合同，保底价，还包技术。”赵远山不信，但他老婆陈彩凤说：“咱就种半亩试试，赔了也就两千块。”赵远山勉强答应。

半亩天麻，种下去要挖沟、铺菌材、放种麻、覆土、遮阴。周满囤的技术员来了三趟，手把手教。赵远山干活细，菌材都是自己上山砍的青冈木，劈成四瓣，码得整整齐齐。他耳朵背，技术员说话他听不清，就凑近了看口型，再不懂就写字。技术员小彭后来习惯了，每次去赵家坡，先跟赵远山比划一通，再下地。赵远山说：“这娃好，不嫌我聋。”

第一年，半亩天麻收了三百八十斤鲜货，保底价十五块，卖了五千七。赵远山拿着钱，愣了：“这比木匠活强。”第二年他扩到两亩，挣了两万八。第三年扩到五亩，挣了五万。二〇一六年，赵家坡村有三十七户种天麻，全纳入满囤公司的“反租倒包”体系。周满囤出天麻种、蜜环菌、菌材补贴和技术员，农户出地块和劳力。收了一吨鲜天麻，保底十八块，市场涨了随行就市。赵远山一个人就种了八亩。

赵远山种天麻，有个怪癖：他喜欢跟天麻说话。天麻在地里，没根没叶，像一个一个躺在地下睡觉的土豆。赵远山蹲在地头，拍着土说：“你们好好长，我天天来看你们。”他老婆说：“你跟天麻说话，它听得见？”赵远山说：“听不听得见，我心里舒坦。”周满囤听说后，专门去赵家坡看赵远山。那天赵远山正在给天麻搭遮阴网，周满囤走过去，说：“远山，我听见你跟天麻说话呢。”赵远山说：“囤爷，我说啥了？”周满囤说：“你说‘好好长，别亏了囤爷’。”赵远山笑：“你听见了还问。”

周满囤蹲下来，抓起一把土，捻了捻：“这土好，种天麻肥。你今年这八亩，能收五千斤。”赵远山说：“五千斤，按保底十八块，就是九万块。去掉成本，净落五万。”周满囤说：“你算得清楚。”赵远山说：“以前算不清，现在算得清。算得清，心里就不慌。”

二〇一九年，天麻市场行情暴跌，从二十五块掉到十二块。赵家坡的农户慌了，有人问赵远山：“咱的天麻咋办？”赵远山说：“咱有合同，怕啥？”那一年，满囤公司的天麻保底价是十八块，比市场价高出六块。周满囤扛住了。他亲自到赵家坡开了一个会，说：“合同签了十八，就是十八。我把话撂这儿，少一个子儿，我周满囤把地让出来。”农户们没说话，但眼里都是光。赵远山站起来说：“囤爷，你信我们，我们也信你。今年行情不好，你少赚点，我们多干点，明年再补。”周满囤说：“明年行情好，我给你们加价。”后来第二年天麻价格果然回升到二十多块，周满囤按市场价收，赵远山那一年挣了十一万。

赵远山的儿子赵强，原来在广东惠州电子厂打工，听说爹种天麻挣了钱，辞了工回村，跟赵远山一起种天麻。赵强年轻，脑子活，学了抖音，拍视频发“陕南天麻种植”，引来不少粉丝。他还在县城开了个网店，卖满囤公司的天麻片和山茱萸茶。周满囤支持他，说：“年轻人干电商，比在地里刨强。”赵强说：“囤爷，我也下地，不光是卖货。我爹说，地里的活，不能丢。”周满囤拍拍赵强肩膀：“好样的。你爹把地种好了，你把货卖好了，你家的日子就更好了。”

四、合同上的手印

周满囤签合同，有个习惯：每到年底，他要把所有收购合同拿出来，一张一张看。合同是格式合同，上面印着品种、面积、保底价、收购量、违约责任，还有农户的签名和手印。周满囤不看签名，看手印。他说：“签名能找人代，手印不能。手印是这个人把自己的汗都按进去了。”

从二〇〇三年到二〇二四年，周满囤签了二十一年合同，累计超过十万份。这十万份合同，装满了两百多个档案盒，放在总厂的档案室里。档案室是原来的旧仓库，四面墙上钉着铁架子，架子上整整齐齐码着黄色档案盒。每个档案盒外面贴着年份和品种，里面装着农户的合同、过磅单、结算单。周满囤有空就去档案室坐坐，有时候抽出一份合同，戴上老花镜，慢慢看。他看到那些名字，能想起面孔：马家湾的刘成贵，白崖村的王彩娥，赵家坡的赵远山，还有数不清的人。

财务总监老葛跟了他十九年，最清楚这些合同的份量。老葛说：“周总把合同看得比钱重。有一年，有个乡镇的会计丢了一叠过磅单，周总发大火，把那个会计辞了。他说过磅单是农民卖货的凭证，丢了凭证，农民的汗就白流了。”从那以后，满囤公司的收购点实行双份过磅单，一份给农民，一份存根，存根当天录入电脑，第二天报财务。

周满囤也信电脑，但他更信纸。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台旧电脑，是二〇〇八年买的，显示器还是方正的。他一开始不会用，外孙女教他：“外公，你点这个，就能看收购数据。”周满囤学得慢，但他自己发明了一套土办法：每个收购点每天报数据，他让财务打印出来，贴在墙上。墙上那地图旁边，就是密密麻麻的数据表，有手写的，有打印的。后来有人送他一台新电脑，他不用，说：“那个方脑壳用惯了，换了不顺手。”

二〇二一年，周满囤七十七岁，他把公司日常管理交给了女儿周芳芳。但他没完全退。他每天还是六点半起床，去厂区转一圈，然后回办公室看数据。他管三件事：合同、保底价、收购点的灯。他说：“合同不能断，保底价不能变，收购点的灯不能灭。灯灭了，人心就散了。”

收购点的灯，指的是各收购点门口的那盏太阳能路灯。周满囤在九个收购点都装了太阳能灯，晚上七点自动亮，天亮自动灭。他要求，只要不是大灾大难，收购点的灯必须每晚都亮。因为山民们白天忙农活，傍晚才下山送山货。如果灯不亮，他们就不敢来，怕白跑一趟。周满囤说：“灯亮着，就是告诉人家：我还在，你的货我要。”

峡口镇收购点的管理员老陈，六十多岁，在满囤公司干了十二年。他说：“囤爷每年腊月三十晚上，都会打电话问：灯亮着没？我说亮着呢。他说好，你回家吧，我来看。有几年他真大半夜开车来，看到灯亮，就坐车里抽烟，然后走。”老陈说这话时，眼里有泪。

周满囤不抽烟，但他在收购点的台阶上坐过很多个夜晚。那些夜晚，山风从河谷吹上来，带着山茱萸和泥土的气味。他说：“坐在这里，能听见地里的庄稼在说话。”

五、一次最险的买卖

周满囤这辈子，经历过三次大危机。第一次是一九九一年山茱萸压价，他赌上全部身家收了一万多斤，差点把家底掏空。第二次是二〇〇八年雪灾，他亏了两百万。第三次，是二〇一八年到二〇一九年的天麻价格暴跌。

二〇一六年开始，天麻行情一路走高，从十五块涨到二十块，再涨到二十五块。秦巴山区的农户疯狂跟风，很多地方把玉米地、麦地都改成了天麻地。满囤公司的推广员和技术员在村里劝：“不要盲目扩种，天麻市场就那么大，种多了价格肯定跌。”但没人听。农户们说：“囤爷给我们保底，我们怕啥？多多种，多收钱。”周满囤听到后，很忧虑。他召集九个收购点的负责人开会，说：“天麻价格太离谱了，迟早要崩。我们保底，但不能保命。如果市场崩了，我们按保底收，公司得亏死。如果按市场收，农民得哭死。怎么办？”会议室里沉默了半天。老葛说：“周总，保底价是我们自己定的，不能改。改了，合同就是废纸。”周满囤说：“对，不能改。但我们可以提前做准备。把库存渠道打开，把天麻深加工提上日程。我们收进来的天麻，不能只卖鲜货和干片，要开发天麻粉、天麻饮片、天麻胶囊。”老葛说：“深加工要投设备，要不少钱。”周满囤说：“投。不投，等市场崩了，我们收一大堆天麻卖不掉，更亏。”

二〇一七年，周满囤让女儿芳芳去安徽亳州考察中药材深加工设备，花了三千多万，上了两条天麻饮片生产线和一条天麻粉生产线。二〇一八年，天麻价格果然从二十五块跌到十八块，二〇一九年跌到十二块。满囤公司按保底价十八块收，收了八千多吨鲜天麻，堆了六个仓库。市场冷清，鲜货卖不动，干货也卖不动。周满囤不慌，他让车间满负荷生产，把鲜天麻全部加工成干片、饮片和天麻粉，然后通过电商和西南连锁药店渠道慢慢出货。到了二〇二〇年，疫情来了，中药材突然成了香饽饽，天麻作为药食同源产品，需求暴增。满囤公司的库存天麻片和天麻粉成了抢手货，价格翻了一倍。那一年，公司不仅没亏，还净赚了一个多亿。农户们说：“囤爷手里有仓库，心里有算盘。”

周满囤自己说：“我不是神，我就是想得多一点。农民把地交给我，我不能把他们的收成变成烂泥。保底价是我的命根，但我的命根不能只靠卖鲜货，得往深里走。”

六、不捐学校的人

关于周满囤不捐学校，县里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抠门，一种说他精明。说他抠门的人，举例子：县里修中学时，别的老板都捐了，一捐就是几百万上千万，周满囤只捐了二十万，还是以公司名义。说他精明的人，也举例子：周满囤给村里修路、装太阳能灯、建水窖、给老人发棉被，拢共花了上千万，但这些钱都有回响，路通了货能走，灯亮了人敢来，水有了人能留，棉被发了人念好。学校是纯投入，没有产出，他不干。

周满囤听了这些，不辩解。他跟女儿说：“别人怎么说，是别人的嘴。我怎么做，是我的腿。腿比嘴有力。”

他不是没跟学校打过交道。沙河坎镇初级中学的校长姓曹，是个语文老师出身，有文化，懂道理。曹校长找过周满囤好几次，想让他捐个教学楼，或者至少捐个实验室。周满囤没松口。曹校长后来想了个变通的办法：请周满囤来学校给学生讲一课。周满囤说：“我讲啥？我只会收山茱萸。”曹校长说：“你就讲你怎么收山茱萸，怎么跟农民签合同，怎么把一斤山茱萸变成十五块钱。”周满囤想了想，去了。

那天，他穿了件洗得发白的灰布对襟褂，站在学校操场的土台子上。台下的学生从初一到初三，黑压压一片。他没拿稿子，开口第一句是：“我不是老师，我是收山茱萸的。”学生们笑了。他又说：“我十岁进学堂，读了三年，我老师给了我一本字典。我认的字，都是那本字典教的。所以你们比我强，你们能坐在教室里，有老师教，有课本读，有电灯照。你们要是不好好读，对不住这个教室。”学生们安静下来。

他讲了一个钟头，没讲大道理，全是自己收山茱萸、种天麻、跟农民打交道的琐事。讲他一九九一年收山茱萸，讲二〇〇八年雪灾收香菇，讲刘成贵怎么从一个煤矿工变成种元胡能手，讲王彩娥怎么从带娃妇女变成分拣组长，讲赵远山怎么跟天麻说话。学生们听得入神，操场上连咳嗽声都少。

讲完后，曹校长请周满囤去办公室喝茶。周满囤说：“曹校长，我还是那句话，楼我不捐。但你们学校每年考上高中的娃娃，如果家里困难，你列个名单给我，我私底下补。”曹校长眼睛一亮：“真的？”周满囤说：“真的。不声张，不走公账，我直接给娃娃打钱。”曹校长当场拟了一个名单，有十几个学生。从那以后，周满囤每年给沙河坎初中和周边几个乡镇初中的困难学生打钱，每人三千到五千，直到高中毕业。钱从他自己分红里出，不记公司账。曹校长说：“周总，你这是大善。”周满囤说：“不是善，是债。我欠我闺女的，补给别人家的娃娃。”

他闺女周芳芳，当年退学的事，他一直没忘。芳芳考上西北大学那年，村里敲锣打鼓，周满囤摆了三桌酒。但酒席还没散，他媳妇陈玉兰突发脑溢血，送到县医院，住了两个月，花光了家里积蓄。芳芳拿到录取通知书，去西安读了一个月，国庆节回家，跟她爹说：“我不读了，回来帮你。”周满囤说：“你放屁！我砸锅卖铁也供你。”芳芳说：“锅砸了，我娘怎么办？厂子里谁管？你一个人顶得住？”周满囤没说话。芳芳第二天去学校办了退学手续，把行李搬了回来。那天晚上，周满囤把自己关在屋里，抽了半包烟，烟灰掉在字典上，烫了个黑点。

那本字典，现在还放在他床头，黑点还在。

芳芳退学后，在厂里从库管干起，后来管销售，再后来当总经理，把公司治理得井井有条。她结了婚，又离了，带着外孙女小莹住在厂外。周满囤对芳芳说：“爹对不住你。”芳芳说：“爹，别说这个。我要是读了大学，谁帮你？谁帮那些农民？这比文凭值钱。”周满囤说：“你就是会安慰我。”芳芳笑：“我说的是实话。我现在管着一个年营收十多个亿的公司，比大学毕业生强。”

但周满囤知道，芳芳心里有遗憾。她书房里摆着一本没读完的《红楼梦》，封面上有西北大学图书馆的借阅章。那是当年她从学校带回来的，一直没还。有时候夜里，芳芳会翻一翻，但从不提还书的事。周满囤看到了，也不提。

七、半个县的账本

周满囤到底让多少人靠他吃饭？这个账，只有老葛算得清。

老葛叫葛建明，六十三岁，西乡县城关镇人，原来是县供销社的会计，下岗后到满囤公司做财务，一干就是十九年。他办公桌上摆着一台计算器和一摞账本，还有一个旧得掉漆的算盘。老葛不用计算器，喜欢打算盘。他说：“算盘珠子响，数字就活了。”

他每年十月做完季报，会拿给周满囤看。周满囤不看利润，看几个数：收购量、应付货款、农民增收、工资总额。老葛记得，二〇二三年，满囤公司直接发工资：三个厂固定工一千二百人，人均年工资四万八；季节性用工（收元胡、剥山茱萸、分拣香菇、蒸晒天麻）每年约八万人次，人均四十天挣五千五；收购点管理员、运输户、包装编织袋本地供应商，连带起来，常年来靠这条链子流转钱的农户和工人，覆盖了西乡县半个县加镇巴县两个镇、城固县一个乡，约五万二千户。按户均年增两万八算，一年往这半个县农民兜里塞了十四个亿。

这十四个亿，不是捐款，是卖货钱、工钱、分红钱。

老葛说：“这些钱，是从地里长出来的，是从车间里拧出来的，是从合同里变出来的。周总没给谁白送，但他让每个人都能靠劳动挣钱，这就是本事。”

周满囤自己说：“我要是白送，送不了几年就送不动了。产业是活的，钱会生钱，人也会生志气。”

八、一天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八日，天晴，气温二十六度。

早上六点半，天刚亮，周满囤从平房里出来，在厂区水泥路上走了三圈。他习惯走快路，嘴里呼出的气在晨光里凝成一小团白雾。走到香菇烘干车间门口，他停下来，对值班的小工说：“昨晚湿度大，你开窗通风没？”小工说：“开了，囤爷。”周满囤探头看了看堆在托盘上的香菇，摸了一把：“这批香菇蒂剪得净，是好货。”他继续走，走到大门口，门卫小胡向他问好。他说：“小胡，门口那盏灯昨晚亮到几点？”小胡说：“亮到早上五点半，我关了。”周满囤点头：“好。天亮了，灯就不用亮了。但天黑就得亮。”

七点，他回办公室，看电脑数据。各收购点昨日汇总：元胡收八十五吨，山茱萸鲜果收一百二十吨，天麻收二十八吨，木耳收六吨，香菇收十一吨。应付款五百六十万，已付五百二十万，余四十万次日清。他戴上老花镜，在台历上写：“明日嘱财务，马家湾刘成贵预付款打早。”

七点半，女儿芳芳来了，端着一碗食堂打的稀饭和两个馒头。周满囤就着咸菜吃。芳芳说：“爹，今天要去白崖村看分拣，还要去高川看天麻。车我安排好了。”周满囤说：“我自己去，你忙你的。”芳芳说：“我跟你去，顺便给你拍个视频，发抖音。”周满囤说：“又拍，我不上相。”芳芳笑：“不上相才有人看。”

八点，他们坐一辆哈弗H6，往峡口镇白崖村走。路是水泥路，两边是收割过的稻田和成片的山茱萸林。山茱萸的果子已经红了，一串一串挂在枝头，像小玛瑙。周满囤让车停下，他下车摘了一颗山茱萸，放嘴里尝了尝：“今年雨量合适，果肉厚，甜中带涩。好货。”芳芳举着手机拍他：“外公，你吃山茱萸的样子真像农民。”周满囤说：“我本来就是农民。”

九点，到了白崖村分拣车间。王彩娥正戴着围裙在挑山茱萸，见周满囤进来，喊了声“囤爷”，手上没停。周满囤走过去，抓起一把山茱萸，对着光看：“这批颜色亮，但干度不够，再烘两个小时，不然存不住。”车间主任孙师傅点头记下。王彩娥说：“囤爷，我儿子这学期考了全校第八，多亏你给的奖。”周满囤说：“娃争气，是你当娘的教得好。”王彩娥笑：“我就是个挑山茱萸的，教不了他啥。”周满囤说：“你教他的是踏实。挑山茱萸要挑出坏果，做人也一样。”

十点半，到了高川镇赵家坡村。赵远山开皮卡从地里回来，车斗里装着半车天麻。周满囤走过去，掰开一个天麻看：“密环菌不错，但个头不匀。明年下种时，种麻要挑一挑。”赵远山笑着说：“囤爷你眼睛还是毒。”过完秤，赵远山从驾驶室拿出一个搪瓷缸，给周满囤倒茶。两人蹲在地头，聊了半小时天麻轮作。赵远山说：“我想把东南坡那块荒山开出来，种天麻。”周满囤说：“那块地石头多，排水好，适合。但坡陡，你干活小心。”赵远山说：“我儿子强子在家，他年轻，有力气。”周满囤说：“好，让技术员先去勘测，规划好了再动。”

中午在厂食堂。周满囤端一碗浆水面，坐工人堆里。有个新来的女工小声问：“那就是周总？咋穿得跟咱一样？”老工人说：“他穿啥不重要，他来了，咱心里就稳。”周满囤听见了，抬头笑了笑：“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吃面。”

下午三点，县教育局局长打来电话，说有家慈善基金会想联合满囤公司捐建一个乡村图书室，问他出不出钱。周满囤说：“书我出钱，楼我不出。图书室就放村小学那间空教室里，我买五千册书，再配个管理员，管理员工资我厂里发。但别挂我名字，挂‘沙河坎农民子弟读书角’。”局长说：“周总，您这思路，倒是新鲜。”他说：“不新鲜。书是给娃娃看的，不是给人看的。”

下午四点，他回办公室，把台历上“刘成贵预付款”那条下面打勾。财务小刘敲门进来，说：“周总，明天要付的预付款一共一百三十万，我下午就提前走账。”周满囤说：“好，记得给赵远山那户多打两万，他明年开新坡，成本高。”小刘点头。

傍晚六点半，他换上胶鞋，去厂区后头的试验田里拔草。那块试验田种了半亩天麻和半亩元胡，是周满囤自己种的。他说：“我自己不下地，就不知道地里的难处。我种一亩，才知道农户种十亩多累。”拔了半小时草，他直起腰，看着西边的晚霞从山茱萸林后头透过来，红得跟山茱萸一个色。

晚上八点，芳芳开车送他回沙河坎镇上的家。家是一栋二层小楼，九十年代盖的，外墙贴了白瓷砖，门口有两棵桂花树。媳妇陈玉兰已经去世六年了，周满囤一个人住。芳芳给他热了碗米汤，放在桌上。周满囤说：“你先回去吧，小莹还在家。”芳芳说：“我等你睡了再走。”周满囤说：“我一时半会睡不着，你回去。”芳芳没坚持，出门时回头说：“爹，你记得吃药，降压药在床头柜第二个抽屉。”周满囤说：“吃了。”

芳芳走了。周满囤坐在堂屋的藤椅上，看墙上挂着的全家福。那是二〇一二年照的，陈玉兰还在，芳芳一家三口也在。照片里有阳光，有桂花树，有笑脸。周满囤看了很久。

九点，他关灯上楼。经过书房时，他看见芳芳的书房门虚掩着，那本西北大学借的《红楼梦》还放在书架上，边角翘起。他轻轻把门带上。

他躺下，手搭在胸膛上，像小时候爷爷那样。

他想起七岁那年，逃荒路上，爹被塌方埋了，爷爷从矿上回来，只带回来半块黑面馍。爷爷说：“满囤，人活一世，有两样东西不能丢——印把子和话把子。印把子咱没有，但话把子得攥紧。说的话，一口唾沫一个钉，钉在哪里就是哪里。”

他用八十年的时间，在陕南的深山里，把一个逃荒路上传来的规矩，做成了半个县的饭碗。

没捐过一所学校。但马家湾村刘成贵的闺女去年考上西安外国语大学，通知书下来那天，刘成贵骑着摩托车跑了二十里到厂里，把通知书复印件塞给周满囤，说：“囤爷，这上面没你名字，但有一行是你给的。”周满囤戴上老花镜看了半天，把复印件收进抽屉，和女儿当年的退学申请叠在一起。

一个朝外，一个朝里。

都是书。

九、最后的灯

二〇二四年腊月三十，除夕。

周满囤照例给九个收购点打电话，问：“灯亮着没？”九个收购点都说亮着。他又问：“你们谁在值班？”每处都有人值班。他心里踏实了。

晚上八点，他让司机开车，沿着沙河坎到峡口的山路，跑了一遍。九个收购点的太阳能灯都亮着，灯光照在水泥路上，像九个小小的月亮。他在最后一个收购点停了车，让司机先回去。他一个人坐在台阶上，点燃一根烟。他已经很多年不抽烟了，但今天晚上想抽。烟是他买的，十块钱一包的“猴王”。

远处有鞭炮声，断断续续。山里人过年，总要放几挂。他抽着烟，抬头看天。天上没有月亮，但有星星，密密麻麻，像一地天麻冒了头。

他想起二〇〇八年雪灾那年除夕，他在厂里跟工人一起包饺子，吃到一半，有个农户跑来说：“囤爷，我家的香菇棚塌了。”他放下碗，跟着去了，帮人家重新支棚、搬菌棒、盖塑料膜，干到凌晨三点。那个农户后来成了他的铁杆合作社社员。

他想起二〇一九年天麻价跌那年，他在赵家坡开会，有个老人站起来问：“囤爷，你为啥按保底收？市场都跌到十二块了。”他说：“因为合同上写了十八。写了十八就是十八，我周满囤说话算话。”老人说：“你不亏吗？”他说：“亏。但亏了明年能赚回来。如果我把合同撕了，明年就没人信我了。没人信我，我这个厂就死了。”

他想起很多年前，程老师把字典塞给他，说：“满囤，认了字，走到天边都不怕。”他把字典揣在怀里，从碾子垭走到沙河坎，从沙河坎走到半个县。

他想起女儿芳芳退学那天，他把字典放在她书包上，说：“这本字典，你带走。”芳芳说：“爹，我用不上了。”他说：“用得上的。人一辈子，都用得上。”

烟抽完了。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抬头看了一眼那盏太阳能灯。灯还亮着，把“满囤收购点”五个红字照得清清楚楚。

他转身走回车边，拉开车门，坐进去。司机已经回去了，他只能自己开。八十岁的人，手还稳，眼睛还亮。

他发动车子，沿着山路慢慢往回开。路两边的房子都亮着灯，有电视声，有笑声。他知道，这些亮着的窗子里，很多人的年货，是用山茱萸、天麻、元胡换来的。那些东西，都是从他的收购点过过秤的。

他没捐过一所学校。

但这半个县的灯，有很多是他点亮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