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读过的每一本书，都在悄悄拓宽你的人生｜夜读

我们的一生如此有限：只能生活在一个时代，拥有一种身份，沿着少数几条道路走下去。

但张辉老师在《虚构世界中那些难忘的“真人”》一文中，提醒我们文学让我们获得了另一种可能。翻开一本书，我们可以走进从未抵达的地方，认识从未谋面的人，感受与自己截然不同的命运。

那些人物或许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却会在阅读中变得无比真实。他们的爱与孤独、勇敢与软弱、挣扎与选择，也在不知不觉间拓宽着我们对人生的理解。

本文来源：《北大名师开讲：天下中文是一家》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文章系节选

一、在文学中，

遇见超越时空的“真人”

阅读并欣赏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让我们超越现实世界和有限生命的限制，超越语言、文化、种族和阶级的圈层，去“结识”更多的“人”——“真实的人”。并且，熟悉和了解这些悖论性地存在于虚构世界中的“真人”，拓展了我们对生活、对人生、对人性之认识和理解的深度与广度。

即使我们是现代人，我们也可以结识阿基琉斯、俄狄浦斯王、美狄亚，甚至诺亚和他的儿子——含、闪和雅弗，以及闪的后代亚伯拉罕……只要我们去读一读希腊史诗和悲剧，读一读《旧约·创世记》。

阿基琉斯为受伤的帕特洛克罗斯包扎伤口。约公元前500年的古希腊红绘陶杯画局部，索西亚斯画家作品。

即使我们是中国人，甚至还没有机会出过国门，我们也可以与德国大作家歌德诗剧中的浮士德、甘泪卿跨越空间相识，和狄更斯小说中的大卫·科波菲尔、匹克威克，一起体验 19 世纪的伦敦市民生活，或者到一趟法国，感受《红与黑》中于连的痛苦，体验《巴马修道院》里法布里奇奥水深火热的爱情。

如果觉得结识日常生活中的人物还不够，你甚至可以翻开拉伯雷的《巨人传》，看看“大胃王”庞大固埃是如何“享受”美食的，而他的父王高康大又有着怎样令人吃惊的出身。或者，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看完一集Netflix（奈飞）改编的《百年孤独》，再返过去细读一遍马尔克斯的同名小说，与远在南美马孔多（一个虚构小镇）的布恩迪亚对话。当然，如果还不够，你还想探究机器人而不仅是人的“生活”，也不妨找来阿西莫夫的《我，机器人》或麦克尤恩的《我这样的机器》过个瘾。

进而，要是你对某类特殊人群——比如间谍——感兴趣，英国国民级作家勒卡雷所塑造的史迈利一定不要忘记认识一下。你如果喜欢侦探小说，除了看《福尔摩斯探案集》，也请不要忽视阿加莎·克里斯蒂，既不能不知道阿婆笔下的比利时大胡子波洛，也不要忽视他的另一位女性同行——马普尔小姐，或许她还更接近阿婆本人。

罗伯特·威廉·巴斯《狄更斯之梦》，1875年。狄更斯坐在书房里，他创造的人物仿佛从想象中浮现。

二、在人物之间，

建立自己的文学世界

无疑，海量的阅读会让你知道数不胜数的文学人物，不过，最终你或许会对其中的某些人格外关注。这甚至不是由于你的阅读时间有限，而是因为你更加期望通过互相关联的人物，建立起你自己的文学世界：一个你自己的“马孔多”、你自己的“鲁镇”（鲁迅）和“凤凰”（沈从文）、你自己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福克纳）。

比如，当你再一次乃至第三次、第四次阅读《安娜·卡列尼娜》时，你不仅会将她与托尔斯泰作品中的其他人物，比如《复活》中的玛丝洛娃，又比如《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等女性形象联系起来，甚至会将她与其他作家作品的更多可以对照的人物联系起来。

这个时候，语种、国别以及文化的限制就会又一次被打破。那些不同却具有内在关联，甚至构成“镜像”的人物成为我们在更大范围内集中关注的中心。

三、安娜与爱玛：

两种命运的相互映照

先说第一组人物：安娜·卡列尼娜和爱玛·包法利。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经验而言，《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的确是帮助我们理解人类（而不仅仅是女性）生存处境——尤其是现代处境的最好文学范本。纳博科夫针对福楼拜小说所说的下面这句话，在我看来，同样适用于《安娜·卡列尼娜》：“小说表现的是人类命运的精妙的微积分，不是社会环境的加减乘除。”（纳博科夫《文学讲稿》）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部小说直接以主人公的名字命名，也是不该忽视的因素。个人的命运其实也是人类命运的一种具体体现、一种凝练。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科列索夫《年轻女子肖像（所谓的安娜·卡列尼娜）》，现藏华沙国家博物馆。

其实，我在前面特别写上两位女性的全名，即既包括她们的名，也包括她们的夫姓，也与这两位女性主人公——两位命运多舛的妻子——的生命故事密切相关。

如果细读《俄罗斯文学讲稿》，讨论我们通常所说的《安娜·卡列尼娜》的那一部分，我们就会发现，中文译文用的是《安娜·卡列宁》这个书名。这显然是基于纳博科夫在该书以英文版出版时所作的特殊说明：

译者普遍感到女主人公名字的翻译是个棘手的问题。在俄语中，当指称一位女士时，姓氏的结尾如果是辅音就要求加一个“a”；但是只有在指舞台女演员时，才应该在英语里使这一俄语姓氏女性化……译者在写“卡列尼娜”时，会发现他们不得不称安娜的丈夫“卡列尼娜先生”，这就跟称玛利亚勋爵夫人的丈夫为“玛丽亚勋爵”一样荒唐。——纳博科夫《俄罗斯文学讲稿》

我们之所以要重视这个看起来无关紧要的注释，是因为无论是安娜也好，还是爱玛也好，她们的命运乃至她们的死亡，都与她们“下嫁”给了一个并不真正喜欢的丈夫有直接关系。从隐喻的意义上说，是她们的名所代表的“自我”，与她们的丈夫之姓氏所代表的一切既定社会规训所发生的冲突，导致了整个悲剧的发生。或许也正因为此，福楼拜并没有将他的这部非常耐读的小说，径自命名为《爱玛》——尽管并不是不能，奥斯汀的有一部小说不就叫这个书名嘛——而恰恰强调了她作为小市民之妻的现实。注意：不是爱玛，而是包法利夫人。

爱玛与丈夫夏尔·包法利。阿尔弗雷德·德·里什蒙构图、卡洛·切萨蚀刻，收入1905年版《包法利夫人》。

这不是小题大做。尽管安娜与卡列宁一样出身贵族，而爱玛不过是一个富裕农民的女儿；尽管在个性上两人也并不可以相提并论；尽管一个在外省，一个穿梭于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之间；甚至就故事的讲法而言，如纳博科夫所说，“在《安娜·卡列宁》中，如果想找到福楼拜那种人物间微妙的起承转合恐怕是徒劳的”；但是，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与丈夫结婚并最终“背叛”乃至离开，这样的情节主干，事实上都是有寓意的（纳博科夫《俄罗斯文学讲稿》）。至少，两部作品不只是讲述两个不幸的婚姻故事而已。

这让我记起了学生时代所读的杨周翰等先生主编的《欧洲文学史》。关于《包法利夫人》的部分，书中这样写道：“结婚后，由于对丈夫包法利医生的平庸和整个外省的庸俗、狭隘、丑恶的市民生活不满，她向往浮华的上流社会，和当地一个小地主私通，继而又和一个律师的秘书发生关系，终至负债累累，服毒自尽。”

另一段关于《安娜·卡列尼娜》：“贵族妇女安娜，她由于对她的丈夫、大官僚卡列宁不满，爱上了花花公子渥伦斯基（辉按：即伏伦斯基），并和他同居，她的行为遭到贵族社会的鄙弃，后来她又受到渥伦斯基的冷遇，终于在痛苦和绝望中卧轨自杀。”

很显然，两个故事并不相同。不过，即使如此，如果尝试忽视表面的诸多差异，而在更高的意义上关心二者的共通主题，我们或许就不难下这样的判断：这两部书，恰恰是为在挣扎中渴望自由和解放的两个浪漫却不幸的生命，所写下的小说体挽歌。

如一切无法容忍平庸生活的自由灵魂一样，她们在苦苦挣扎失败之后，在遭遇致命的欺骗之后，选择了以自戕结束一切。而她们的道德污点，乃至她们的感情用事，却很容易让人们将她们的死理解为一种自我毁灭、罪有应得。似乎只要她们选择做一个良家妇女，安于做一个“幸福的”卡列宁夫人，或满足于做一个安分的永镇“小布尔乔亚”，就会万事大吉、风平浪静。然而，她们没有，她们不仅都对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提出了质疑，而且以自己的行动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冷冰冰的社会伦理提出了挑战。

究竟如何理解她们的悲剧结局？我们所知道的是，托尔斯泰表现得深藏不露，以引述《新约全书·罗马人书》作为题辞的方式，将判断权交给了上帝：“申冤在我，我必报应。”而福楼拜则要比托尔斯泰坦白得多，所以他敢于公开声称“我就是包法利夫人”，以此表达他的哀婉、控诉，以及他对爱玛的同情与认同。

我们呢？我们将如何作出自己的判断？每次重读这两部小说，让我最难以平静的，常常不是两位作者对“安娜卧轨”和“爱玛服毒”的直接描写，而是她们死后发生的事情，尤其是故事的结尾。

这是貌似归于平静的永镇：

自从包法利死了以来，一连有三个医生在永镇开业，但是经不起郝麦拼命排挤，没有一个站住了脚。他的主顾多得不得了。当道宽容他，舆论保护他。他新近得到十字勋章。——（福楼拜《包法利夫人》）

这是故事中的另一个男主角——列文絮絮叨叨的独白：

我依旧会对车夫伊凡发脾气，依旧会同人争吵，依旧会不得体地发表意见，依旧会在我心灵最奥秘的地方同别人隔着一道鸿沟，甚至同我的妻子也不例外，依旧会因自己的恐惧而责备她，并因此感到后悔，我的智慧依旧无法理解，我为什么要祷告，但我依旧会祷告——不过，现在我的生活，我的整个生活，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每分钟不但不会像以前那样空虚，而且我有权使生活具有明确的善的含义！——（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我固然毫无疑问会关心列文所说的“明确的善的含义”，但更令我永远难忘的，则是托尔斯泰一而再再而三使用的“依旧”这个词。

四、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

行动与怀疑的两极

这让我想到了另两个文学人物：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

如果做最简单的类比，我们或许也可以把堂吉诃德与安娜和爱玛归于一类人吧。他（她）们都是行动派，夸张一点甚至可以说是行动大于语言的人。他（她）们也都是理性主义者，都不满足于固化的生活，不满足于将他人给定的“规范”作为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爱玛和她的西班牙“同道”，甚至还更有相似性——尽管只是相似性。最起码两人对于外部世界和超越常规生活的追求，都与他（她）们的文学阅读不无干系，所不同的只是，爱玛在修道院寄宿学校里读的是浪漫主义作品，而堂吉诃德则阅读了海量的骑士小说。

古斯塔夫·多雷为《堂吉诃德》创作的插图，1863年。

而哈姆雷特呢？不能不说，这位丹麦王子与两位“行动派”女性，恰恰形成了对照，同时与堂吉诃德形成了鲜明对照。在我们的印象中，对哈姆雷特而言，“To be or not to be?”始终是个问题。犹犹豫豫，思前想后而难以作出决断，体现了他的深思与理性，他的彻底的怀疑主义，却也使他成为一个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德拉克洛瓦《哈姆雷特凝视约里克的头骨》，1828年。

关于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所代表的不同精神类型，钱理群教授曾在《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一书中加以系统讨论，关心这一问题的读者一定曾经认真阅读过。重读这本极富启示的书后，我越来越觉得，钱老师的了不起之处在于，他让我们强烈意识到了哈姆雷特气和堂吉诃德气在中国知识人精神生命中的“对立、渗透与消长起伏”。他是这样说的：

哈姆雷特精神的被压抑、扼杀，从而形成了我们精神发展的畸形状态；以及在新时期到来之后，哈姆雷特精神在唤醒后又不断受到威胁，堂吉诃德精神在遭到质疑后又不断被呼唤——这一切，构成了我们这一代人——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中国的第一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个重要侧面。——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

可以补充的是，钱老师的上述判断，不仅适用于他们那一代人。这两种精神类型的分野，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代中国知识人——如钱老师书中所讨论的鲁迅、瞿秋白、穆旦——徘徊于理想主义与怀疑主义之间的困境，而且二者之间的此消彼长，甚至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它与海涅有关，与莱辛有关，与屠格涅夫有关，也与“别（别林斯基）车（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杜勃罗留波夫）”有关。

早在 1838 年《哈姆雷特》在俄国公演时，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曾说过下面这段话：

“汉姆莱脱（哈姆莱特）！”……你懂得这个字眼的意义吗？——它伟大而又深刻：这是人生，这是人，这是你，这是我，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在那崇高的或是可笑的、但总是可悯的和悲伤的意义上……其次，《汉姆莱脱》是那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全体人类所加冕的戏剧诗人之王的灿烂王冠上面的一颗最光辉的金刚钻。——（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

别林斯基这是在褒扬莎士比亚，尤其是他创造的角色——哈姆雷特——这个虚拟世界中的真实人物，对我们认识人生、认识人所具有的意义。事实上，就小说史而言，塞万提斯所塑造的堂吉诃德也当得起与莎士比亚同样的赞语。因为，在精神史的意义上，正像钱理群所说的那样，无论是在哈姆雷特还是堂吉诃德身上，我们都能看到“这是你，这是我，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影子。而只有将两个角色联系起来，我们才能看得更全面、更准确，也更深入。

德国犹太裔批评家、文学史家奥尔巴赫在他的代表作《摹仿论》中曾这样将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关联起来：

在我所知道的黄金时代的西班牙作家中，塞万提斯无疑属于其人物多少还展现出疑难问题的作家；只要将堂吉诃德那仅仅是误入歧途、很容易解释、最终可以治愈的疯傻与哈姆雷特那彻底的、具有多种意义的、无法治愈的对世界的怀疑对比一下，就足以辨别出这一区别。——（奥尔巴赫《摹仿论》）

无论我们是否同意奥尔巴赫的上述判断，有两点至少是确定的：其一，像我们正在做的一样，我们需要将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联系起来加以讨论；其二，这两个需要相互对照的“真人”，事实上具有一个共同的精神特征——疯傻。

实际上，从超出日常生活、超出常规的意义上来说，安娜和爱玛又何尝不疯傻？——“聪明人”所无法获得的疯傻。

五、《变形记》和《局外人》：

一百年前的惊人预言

而说到疯傻，说到非理性的人与非理性的世界，我想，《变形记》和《局外人》无疑是不可多得的文本。读读这两部现代主义小说吧，格里高尔·萨姆沙和默尔索的所思、所感、所为，肯定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了解现代生活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现代人又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加缪的《局外人》是这样开头的：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搞不清。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令堂去世。明日葬礼。特致慰唁。”它说得不清楚，也许是昨天死的。

无独有偶，卡夫卡的《变形记》是这样开头的：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萨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仰卧着，那坚硬得像铁甲一样的背贴着床，他稍稍一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肚子分成了多块弧形的硬片，被子在肚子尖上几乎待不住了，眼看就要完全落下。比起偌大的身躯来，他那许多只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

“我出了什么事啦？”他想。这可不是梦。

即使仅仅阅读这短短几行文字，我们也已感到了蹊跷，令人异常不安的蹊跷。不只是因为人忽然之间没有缘由地异化成了虫，也不只是因为一个儿子对母亲去世的消息是如此漠然。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些文字以狄更斯、福楼拜式的清晰而确定的方式，呈现了一个高度不确定的、莫衷一是的“现实”，既是完全陌生的自我，也是完全陌生的外部世界，自我与自我之间，自我与外部世界之间，似乎陡然失去了因果关系。

反差之大，超乎想象。难怪格里高尔·萨姆沙要自问：“我出了什么事啦？”而且，要确认一下：“这可（绝）不是梦。”（括号中是另外一个译本的句式）极端说来，那如堂吉诃德、哈姆雷特以及安娜、爱玛那样的文艺复兴的自我、19 世纪的自我，已经悄然消失，至少已难以捉摸。

这是另外一种虚构世界中的“真人”，失去了主体性的“真人”。这些人，是如此贴合我们在现代社会中的个体感觉，但却是碎片化的感觉。这些人，以一种反真实，影射了我们的“取自我”的真实。

不错，卡夫卡是在这里讲述格里高尔·萨姆沙的事情，但是，我们听起来，却好像幻听到了《在流刑营》开头的那句话——“这是一台独特的装置”（又译“这是一台独特的机器”）。

而默尔索，则有一个更加让我们对自我、对主体是否真正存在表示怀疑的名字——局外人。局外人不仅在世界之外，而且在主体之外。

对已经进入 AI 时代的我们来说，这一切恰恰不是更难理解，而是更加感同身受了吧？

卡夫卡、加缪……他们到底是在一百年前给出了惊人预言，还是对“后人类”的出现作出了天才警示？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愿你在一本又一本书里，

与跨越时空的“真人”相遇，

也在他们的命运中，

看见更辽阔的自己。

TONIGHT

26位北大中文系教授联袂，

带你走进有温度的中文世界

-End-

观点资料来源：《天下中文是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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