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败走阿富汗，塔利班统治五年，喀布尔安全了，民众却笑不出

美国在五年前输掉了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战争。这就是塔利班口中的“胜利”。从美国支持的共和国最后几年，到塔利班治下的生活，一位亲历者记录了喀布尔如何从希望与绝望并存，走向一种既无希望也无绝望的平静。

“阿什拉夫·加尼一走，我们也会跟着走。他会在美国人离开时离开。”这段对话是在喀布尔市中心沙赫尔-瑙一栋豪华高层的阳台上进行的。说话的是一名年轻的政府雇员。当时，阿什拉夫·加尼正担任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的第二任期。那是2017年5月，距离这个共和国的终结还有4年3个月。

如果要形容当时的阿富汗，最贴切的或许是狄更斯的一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面前应有尽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喀布尔在高度西化的同时，又充满了矛盾。西化源于大量外国人和外国援助，而矛盾则来自持续不断的战事和恐怖袭击。

在市中心，夜店举办情人节和万圣节派对，模特经纪公司、卖芝士蛋糕的咖啡馆、保龄球馆和纹身店比比皆是。而城市边缘的帐篷营地却在不断扩张，安置着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南部省份居民。街头男孩用英语乞讨：“给我100美元！”艺术家创作反家暴壁画，时髦女性穿牛仔裤、化浓妆，西方非政府组织教阿富汗孩子玩滑板。

一些地方——如沙赫尔-瑙公园——即使在白天也不安全，因为滥用药物者众多，抢劫和绑架已成常态。日落之后，整座城市几乎陷入停滞。几年后，《纽约时报》称喀布尔为希望与绝望并存的城市，这一描述非常贴切。

为了防范频繁的爆炸袭击，喀布尔筑起了一层由混凝土高墙和检查站构成的屏障。街上的警察和士兵似乎与平民一样多，美国的监视气球则一直悬在城市上空。这些措施并未奏效。

政治和公共生活同样令人震惊。阿富汗议会中的女性人数与美国国会相当，但在首都中心，一名年轻的阿富汗女性法尔洪达·马利克扎达因一名毛拉诬称她焚烧《古兰经》，被暴民私刑打死。腐败程度屡创新高，中央政府却十分孱弱。

共和国首任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被称为“喀布尔总统”。到了阿什拉夫·加尼，他甚至只是“总统府总统”。一名被撤职的省长，完全可以宣布总统无权管辖自己，然后继续留任。非法药物生产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联合国犯罪问题办公室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市场上84%的阿片类物质来源于阿富汗。这就是北约多年军事存在给这个国家及其首都留下的样子。部队一旦撤出，既有秩序注定会崩溃。

美国及其盟友进入阿富汗，为这场内战开启了新篇章，而这场战争在强度不一的状态下，其实已经持续了23年。1978年，左翼上台，潘多拉魔盒随之打开。美国、巴基斯坦、海湾国家开始积极武装反对派，新政府则向苏联求援。1979年至1989年，苏联驻阿有限部队执行莫斯科所称的“国际主义义务”，扶持友好政府，控制主要城市和部分道路——在这个山地国家，这几乎已是任何外国军队所能达到的极限。

苏军撤出后，亲苏的穆罕默德·纳吉布拉政府大约又维持了4年，最终被推翻。那些军阀先是与“舒拉维”——达里语中对“苏联人”的称呼——作战，随后又在权力争夺中彼此开火。1996年，塔利班进入喀布尔，推翻政府，只有潘杰希尔山谷例外。此后5年，国际社会几乎遗忘了阿富汗。直到2001年9月11日袭击发生，人们才再次想起这个国家，因为奥萨马·本·拉登藏身于此。

袭击发生后，出现了一个所有阿富汗研究学生都会在民族志课堂上听到的案例。乔治·W·布什向塔利班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交出本·拉登。塔利班拒绝了。官方说法是，没有证据表明他与袭击有关。但还有一个非官方原因：本·拉登是阿富汗的客人。对阿富汗最大族群普什图人——塔利班也属于这一族群——来说，好客的规则神圣不可侵犯，把客人交给敌人，会给家族带来数代人的耻辱。

布什对这种地方观念并无兴趣。他用一个月时间轰炸阿富汗，摧毁塔利班空军和防空系统。随后展开地面行动，最初依靠盟友部队，后来则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持久自由行动”框架下推进。

美国就此进入本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战争，同时还决定在阿富汗建设民主。对一个在许多方面仍停留在中世纪、全国只有约三分之一人口识字的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个大胆设想。后来，美国电影《战争机器》曾试图呈现这种荒诞，以及华盛顿对这个国家的深刻误判。

但到2005年，塔利班已从失败中恢复，在南部发动游击战，而那里并不缺少支持者。我又想起大学里的民族志课程。老师当时说，阿富汗人宁愿要属于自己的、哪怕糟糕的东西，也不愿接受外人强加的、哪怕看起来更好的东西。换句话说，阿富汗人一向痛恨占领者。

北约部队也不例外。他们在搜查时会闯入民宅中的女性区域，也会因误判或恐惧杀害平民。相比之下，塔利班尽管保守、手段激进，但终究是“自己人”。他们的价值观并不与阿富汗农村腹地相冲突。我至今记得，2018年为期3天的停火期间，塔利班武装人员进入喀布尔时受到怎样的欢迎：人们给他们献花，与他们自拍，给他们送食物，拥抱他们，甚至流泪。

在美国驻军那些年里，阿富汗人对苏联的怨恨反而淡了许多。“是的，你们和我们打过仗，但你们打得像男人，”不同地区的人一次次对我这样说，“你们很勇敢，是面对面地打，谁更强谁就赢。但这些人呢？他们从飞机上轰炸我们。”

2021年8月15日，一条来自喀布尔的消息把我惊醒。发信人是一名我认识的阿富汗记者。“他们到了。”“谁？”“塔利班。他们拿下了这座城。一切都结束了。”

我在那年2月飞离喀布尔。那次采访是我经历过最灰暗的一次：每天三四起爆炸，活动人士和政治人物接连遭暗杀，塔利班巡逻队距离首都不过12英里。喀布尔实际上已被围困。南部局部激战持续，官方数字显示每天有100人死亡，各省省会不断易手。

拜登宣布，美军将在9月11日前撤离阿富汗，这种讽刺意味再明显不过。但分析人士当时仍相当乐观。毕竟，纳吉布拉都撑了好几年，加尼为什么不行？“持久自由行动”早已被非作战性质的“坚定支持”任务取代，联盟部队负责训练和指导阿富汗同行，以便他们独自对抗塔利班。按照不同预测，共和国还能维持2个月到6个月不等。

阿富汗武装力量中实际上确实有不少具备战斗力的部队，包括特种部队、突击旅，以及驻扎在霍斯特和坎大哈的“雷霆”和加德兹地区军团。但我与军方的每一次交谈，最后都给我留下同样沉重的感受。很多人抱怨，无论盟友还是上级，都对他们的命运漠不关心，偏远地区的士气更是低到灾难性程度。

库纳尔省一个检查站的指挥官告诉我，他已经连续数月拿不到食物、弹药和军饷。他手下8名士兵中，有3人患上抑郁症。其中1人伤势并不重，却已经不起床，准备等死，同时还在滥用药物。另有2人计划投奔塔利班。每天傍晚，武装人员都会用扩音器劝他们投降，承诺保住性命——这在当时很常见，而塔利班通常也会兑现承诺。

这名指挥官自己虽然“累得要死”，但无意投降。他杀过太多塔利班，不指望得到宽恕。临别时，他对我说：“没人会为总统而战。没有人喜欢他。总统也不会为我们而战。美国人骗了他，他也会骗我们。”

他关于总统的判断后来应验了：在喀布尔尚未完全落入塔利班控制前，阿什拉夫·加尼就已逃往乌兹别克斯坦。但这名检查站指挥官对自己命运的判断却错了。他在政府垮台后活了下来，后来成了一名出租车司机。成千上万昔日战友则做起了保安、建筑工人、店员或日工。新政府宣布赦免他们，但并不信任他们到愿意把他们留在军队里。

回到8月15日那个早晨。喀布尔陷入大规模恐慌。人群涌向机场——那里是唯一仍由联军控制的地方——推倒围栏，冲上跑道。惊恐的人们试图挤上美国飞机，他们的恐惧完全可以理解：许多人还记得塔利班第一次执政时期的公开处决和族群灭绝。

美国总统乔·拜登在总结这场失败时说：“美国军队不能、也不应该在一场阿富汗部队自己都不愿为之战斗的战争中继续作战并送命。”阿富汗军队副司令萨米·萨达特将军则对《纽约时报》表示：“我们被出卖了。”当时，分析人士普遍预期会出现大规模报复，以及新一轮内战。但阿富汗——如今的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却安静了下来。

阿富汗信息部一名塔利班官员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壶绿茶。热情的主人不断给我添杯，把一盘软糖推到我面前，问我如何看待新政府。距离共和国垮台——或者按塔利班自己的说法，“胜利”——已经过去一个半月。“你以前来过我们国家吗？”“来过。”“那什么时候更好——那时候，还是现在？”“现在安全得多。”我回答。这显然是他期待的答案，而我也完全可以问心无愧地这样说。

这一次，我是从北方进入喀布尔的。从马扎里沙里夫出发，经萨朗山口驱车12小时才到。若在共和国时期，这样的行程根本不可想象。沿途一直在打仗。战争留下的痕迹随处可见：烧毁的军车堆成金字塔，民宅墙体被爆炸掀开，道路上布满地雷和炮击留下的坑洞。

如今，你可以在夜里走遍喀布尔任何地方，尽管很少有阿富汗人真的这么做。没有人真正知道该如何面对新的统治者。尽管领导层不断谈论和平与兄弟情谊，人们依然害怕他们。

在许多阿富汗人看来近乎世界末日的事件之后，生活却以惊人的速度回到了熟悉的节奏。政府机关和银行仍在运转，商店照常营业，街上的女性并未减少，而且并非所有人都裹着那种著名的蓝色罩袍。至少在当时，最糟糕的担忧并没有成真。

“给我们一点时间吧。”那名塔利班官员笑着说，“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之后，也需要时间才能做成一些事。”他称他们为“共产党人”。“5年后再来，一切都会不一样。”

而现在，差不多5年过去了，我确实又一次看到了阿富汗。这里依然安静，尽管与巴基斯坦存在冲突，领导层内部也有分歧。但这是一种不同的安静。

酋长国有很多敌人，它的安全机构也异常警觉。在塔利班看来，每个外国人都可能是间谍。游客、记者以及仍在阿富汗运作的人道主义任务人员，都处于持续监视之下；与他们接触的阿富汗人也可能惹上麻烦，严重时甚至会被逮捕。宗教警察负责执行对伊斯兰教法的遵从。执法人员手中的棍子或许更多只是象征，但人们仍尽量不去引起他们注意。

音乐被禁止。禁令很多，其中不少针对的其实是完全无害的事物，比如国际象棋，如今也被视为一种赌博。爆炸留下的坑洞早已填平。沙赫尔-瑙正在开出一些看上去更像迪拜而不是喀布尔的餐馆。公园里的滥用者早就被强行清走，送进几乎没有药物的戒治中心。

自塔利班接管以来，女孩一直没有重返学校，职业女性也几乎从街头消失。与共和国不同，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不再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地方，喀布尔也早已不再是一座绝望之城。但这里同样几乎看不到多少希望。

市中心的混凝土高墙正在被拆除。爆炸袭击停止后，它们已不再需要。共和国时期留下的壁画褪色得很厉害，“我们要和平”几个字几乎难以辨认。而阿富汗的确迎来了40年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段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