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56年9月14日凌晨，北京，毛泽东、刘少奇和起草人员仍在审阅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大会开幕只剩一天，报告已经排版，部分内容也送去翻译，但毛泽东没有停笔，仍在国际关系和党的领导等部分旁边加写、删改，并要求相关人员抓紧处理。
一份准备提交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为什么要反复修改到临近开幕仍未定稿？关键在于，八大面对的已经不是战争年代的主要问题。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国家工作的重心，必须逐步转向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报告不能只讲成绩，还要回答建设什么、怎样建设，以及党如何领导一个新社会。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决定，1956年下半年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后，中央陆续组织力量起草政治报告、党章修改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等文件。政治报告由刘少奇主持起草，陈伯达、胡乔木等参与文字工作，周恩来则组织有关部门准备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和报告。
最初的思路，带有较强的任务推动色彩，强调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随着调查深入，毛泽东对中国建设道路有了新的认识。1956年4月，他发表《论十大关系》，从重工业与轻工业、沿海与内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中央与地方等方面，分析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矛盾和关系。
这篇讲话改变了八大报告的思想框架。刘少奇后来谈到，中央向八大提交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提出的。报告的重点也随之更加清晰：社会主义改造是重要内容，但主要任务已经转向建设。毛泽东明确说，报告中“主要的还是建设”。
有意思的是，报告初稿并非一开始就成熟。陈伯达起草的稿子，文字和理论色彩较浓，胡乔木看后认为，作为学术性文章可以，作为党的政治报告却不够合适。毛泽东提出新的指导思想后，起草工作才逐步找准了中心。报告由此从一般性的工作陈述，转向对国家发展道路的集中说明。
从1956年7月6日开始，毛泽东连续主持讨论和修改。到9月8日，在北京和北戴河举行的相关会议达19次。现存80多份修改稿中，经过毛泽东修改的有21份。这个数字背后，不只是改几个句子，而是对结构、论点、政策表述和文字分量逐项推敲。
8月22日，七届七中全会讨论政治报告时，文稿仍有9万多字，远超原定篇幅。毛泽东提出要砍掉三分之一，甚至打乱重分。他把修改概括为三方面：大势、细节、文字。后来重写幅度超过预期，全文删去了近一半，国际关系、国家政治生活和党的领导等部分都重新调整。
他对具体内容的要求也十分明确。关于党的中心任务，报告最终强调，要依靠已经组织起来的六亿人民，开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改变国家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关于党的作风，毛泽东在“不许个人突出”一处特别批注，要求说明这样做的理由，并把集体领导、扩大党内民主写得更充分。
台湾问题的表述同样经过斟酌。报告提出愿意通过和平谈判使台湾回到祖国怀抱，毛泽东又加写，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内政；如果不得已使用武力，也是在和平谈判失去可能或谈判失败之后。这些文字，体现了当时中央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以及争取和平解决的政策考虑。
国际关系部分由周恩来等人参与重写。周恩来建议，先讲国际形势，再讲中国的外交任务，不宜把标题写成单纯的“加强国际团结”。毛泽东还在相关稿件中强调，中国愿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外交关系，愿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建立友好关系，以争取和平环境服务于国家建设。
临近大会时，修改速度明显加快。1956年9月7日，毛泽东要求有关人员当天完成多个部分，连夜送审，次日上午交付翻译。9月12日至13日，稿件经过刘少奇、周恩来、胡乔木等人分别处理，又汇总到毛泽东处复核。9月14日清晨，他还审阅了刚排出的清样，只作少量文字调整，随后才交付印刷和翻译。
党章修改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报告，也得到毛泽东审阅。关于党章，他曾提出中央领导机构设置、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常任制等问题，并在“副主席若干人”后补写“总书记一人”。邓小平提交修改稿后，毛泽东又连夜批改，提醒有些句子过长，必须增加标点、改善阅读。
9月13日，七届七中全会讨论三个报告时，毛泽东说，文件可以反复推翻、反复修改，关键在于讲道理，对事不对人。经过这一轮集体讨论，八大政治报告、党章修改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报告获得原则通过。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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