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50年，上海一间普通寓所内，陈式周提笔给北京的周恩来写信。此时新中国成立不久，政务繁重，社会上又有不少人借认亲之名求见领导，信件审查因此格外严格。陈式周没有想到，这封信最终未能送到表弟手中。
周恩来的秘书查阅来信后，按照周家提供的亲属名册进行核对。名册记录的是周氏家族“五服”以内的亲属，陈式周并不在其中。秘书由此判断，他只是周恩来嗣母陈氏娘家的人，便没有将信上交，而是代为回信，建议他通过当地政府联系。
这处理方式看似合乎规矩，却漏掉了一层关键关系：陈式周虽不是周恩来的血亲，却是陪伴他少年成长、资助他赴法求学，并在动荡年代始终牵挂他的表哥。
周家祖籍江苏淮安。道光年间，周恩来的曾祖父、叔曾祖父在驸马巷置办宅院，又在城东夏庄购置墓地，设立家塾。家中男孩五岁开蒙，读书在周家原本是一项传统。
可是到了周恩来出生时，家道已经衰落。1904年，周恩来六岁，母亲万冬儿带着他和两个弟弟回到清江浦万家。这里的家塾先生教学敷衍，周恩来便与先生约定：每天按时到塾，却把时间用于外祖父书房读书。
陈氏发现后，认为这样的教法耽误孩子，便把他接到陈家花园塾馆。后来万氏因肺结核于1907年去世，陈氏也受到感染，只得回宝应娘家治病。周恩来随她同行，在那里认识了陈式周。
陈式周生于1882年，比周恩来年长16岁。他早年中过秀才，后来毕业于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学堂，长期从事教育。周恩来到宝应后，经常在表哥家中读书，两人谈论文章，也谈论国家前途。
那段相处只有三个多月，却给年幼的周恩来留下深刻印象。书房里的《西厢记》《醒世恒言》《施公案》，让他接触到更广阔的文学世界；陈式周的耐心指点，也弥补了家塾教育的不足。
分别之后，两人仍靠书信联系。1913年，陈式周在上海《申报》馆任编辑，周恩来在南开读书期间，常把文章寄给他，请他帮助联系报刊发表。陈式周没有把这件事当作普通亲戚往来，而是认真替表弟修改、推荐。
1920年，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前，专程到上海向表哥告别。陈式周拿出积蓄相助，并将他送到码头。临别时，他对周恩来说：“到了国外，好好读书，保重自己。”这笔钱数目或许有限，却解决了周恩来当时的实际困难。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为避免牵连亲友，曾提醒陈式周减少联系：“以后少来往，有事我会找你。”南昌起义后，上海报纸对周恩来多有攻击，陈式周却当众替表弟辩护，还教育晚辈要做爱国者。
1928年至1931年间，周恩来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两人一度重新取得接触。陈式周逐渐同情革命者，并为周恩来提供过掩护。后来上海地下交通遭到破坏，周恩来转赴江西，陈式周也携家眷返回宝应，兄弟二人再次失去联系。
抗日战争时期，陈式周年事已高，仍多次往返上海筹款，参与慈善救济。周恩来奔走于抗战和革命工作之间，始终没有机会与他见面。全国解放后，周恩来立即托人前往宝应、扬州寻找表哥。
遗憾的是，寻找工作展开时，陈式周已经于1954年在北京病逝。后来调查人员找到他的儿子陈莱官，才得知这位老人早在1950年写过那封信。周恩来听闻后，才知道两人曾近在咫尺，却因一次身份核对失误错过了通信。
陈式周后来也曾到北京工作，距离周恩来并不遥远。但那封被婉拒的信，使他误以为表弟不愿相认，此后没有再写信。一个熟悉家族内情的秘书，或许能够避免这场误会；而在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周恩来的秘书只能依据名册办事。
周恩来与陈式周的关系，原本就不靠血缘维系。少年时的照料，求学时的帮助，风雨中的信任，才让这段亲情延续了几十年。1950年的那封信，直到多年后才重新进入周恩来的视野。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