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国之战不打漂亮，就没有这几张合影：枪、戏台、墓碑、签字桌

坑道口三个战士枪横膝头，泥地里郭金升正拿扳手给美军定时炸弹“拆引信”，战壕边常香玉敲着快板唱《花木兰》，桧仓郡青山下指挥员在毛岸英墓前低头默哀——直到1953年7月27日22时，板门店那支签字笔落下，地下长城里的呼吸才敢长出一口气。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战场坑道外，三名身着厚重棉衣、头戴棉帽的志愿军战士围坐在干草堆上。中间的一位似乎正拿着枪管，左侧的战士低头忙碌，而右侧的战士则手持一把冲锋枪，在短暂的休憩中依然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1951年战争进入阵地对峙阶段后，面对“联合国军”绝对的制空权和猛烈的炮火优势，志愿军创造性地发明了“坑道战”战术。战士们从最初的“猫耳洞”开始，一点点深挖、连通，最终构筑了长达数千里的“地下长城”。这些坑道不仅能防空、防炮，还成为了战士们起居、养伤甚至开展文化活动的场所。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排弹大王”郭金升在朝鲜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拆卸美军定时炸弹。

郭金升戴着口罩，身穿厚重的军装，蹲在坑洼的泥土上。面对着一枚庞大且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他手中拿着简易的工具，正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地进行拆解作业。周围环境简陋且危机四伏，但他眼神坚定，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冷静与胆识。

在朝鲜战争初期，美军凭借空中优势对志愿军阵地和运输线进行了狂轰滥炸，留下大量致命的定时炸弹，严重威胁着部队的安全和后勤补给。郭金升原本是铁路系统的工人，入朝后凭借着精湛的技术和过人的胆识，主动承担起排弹的重任。他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拆弹方法，在极其艰苦和危险的条件下，成功排除了上千枚定时炸弹，为人民志愿军的后方运输线畅通立下了赫赫战功，被誉为“排弹大王”，并光荣地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1953年，抗美援朝前线。常香玉为志愿军战士激情献唱，常香玉身着军装，腰扎皮带，头戴军帽，正站在户外简易的演出场地中央。她手持快板，神情激昂，歌声似乎正透过画面传来，唱着歌颂志愿军战士的小调。

在她身旁，一位志愿军战士正配合着她的节奏敲打手鼓，两人配合默契。背景中，其他战士们坐在铺着白布的桌子旁，脸上洋溢着轻松、欢乐的笑容，疲惫的身心在乡音与艺术中得到了极大的慰藉。

1953年，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常香玉带领香玉剧社赴朝鲜前线进行慰问演出。这并非她第一次为国出征——早在1951年，为了支援抗美援朝，她就曾带领剧社在全国巡回义演，甚至捐出了自己的卡车（后被称为“香玉剧社号”战斗机），展现了极高的爱国热忱。

到了朝鲜前线，条件异常艰苦，常常是在树林里、战壕旁搭起简易舞台。但常香玉不畏艰险，坚持为战士们演唱《花木兰》《拷红》等经典豫剧选段，以及编排好的新小调。对于当时的志愿军战士来说，在异国他乡的枪林弹雨中听到熟悉的河南乡音，是一种莫大的精神鼓舞。

北京美国空降特务罪证展览会现场，一群穿着冬装棉衣、戴着帽子的群众正背对镜头驻足观看，墙面上并排展示着几幅大型图片：左侧是坠毁飞机的残骸与扭曲的机翼，中间似乎是被击落/迫降后的现场，右侧则是两名被捕人员——即美国间谍唐奈（John T. Downey）与费图（Richard G. Fecteau）的罪证照，旁边还附有文字说明。

1950年代初，抗美援朝期间及前后，中美关系高度紧张。美国中央情报局曾通过空投等方式向中国境内派遣间谍、特务，企图进行侦察、破坏和情报活动。1952年，唐奈与费图在执行空降任务时被捕获，成为当时震动中外的“美国空降特务”案例之一。中方随后通过展览、报道等形式公开罪证，既是对外界的警示，也是向国内民众展示反间谍斗争的成果。

这张老照片中，志愿军总部指挥员们在毛岸英烈士墓前致哀。

一排指挥员肃立在墓碑前，那方石碑沉默矗立，埋葬的不仅是毛泽东主席亲爱的儿子，更是千千万万把热血洒在异国他乡的优秀中华儿女。

1950年，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动请缨入朝作战，任志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仅一个月后，美军战机轰炸志愿军总部，年仅28岁的他牺牲在战火中。当中央提议将遗体运回国内时，彭德怀老总含泪写下：“岸英是一位普通战士，他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不要再因为我建议而给主席增加痛苦……” 最终，他长眠于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的青山之中。

主席后来得知，只淡淡说了一句：“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可谁都知道，这句话里压着怎样的痛。他没能像寻常父亲那样抱回爱子的遗骸，却用最沉默的方式，成全了一个政党、一支军队“与战士同命”的誓言。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的瞬间，历时三年多的朝鲜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至此实现停火。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左右，交战各方在板门店签署《朝鲜停战协定》。协定规定自当日22时起全线停火，并确立军事分界线、非军事区与战俘遣返等安排，一纸协定，换来了炮火暂歇，却没有完全换来真正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