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老上海的冬天是没有暖气的，黄浦江的风顺着里弄的窄巷往骨头缝里钻——街角，一位花甲老人拄着细木棍单膝跪在薄冰上，破碗朝前；几百米外，穿粗布工装的人正弯腰掏着淤塞的下水道，溅起的脏水在裤腿上结出盐霜；
再往城郊，一个赤脚农夫攥着木柄站在干裂的田里，身后是一大片枯黄的草。同一座城市，同一年，三种跪着活着的姿势，拼出了旧社会最后的冬天。然后，银行门口排起的长队，把这一切，连同一捆捆扎成砖头的金圆券，一起推进了历史。
旧社会，上海，一个寒冷的冬天，一位花甲老人单膝跪在冰冷的街头，一只手拄着细长的木棍勉强支撑着衰老的身体，另一只手端着一只破旧的碗，姿态卑微而无助。
由于连年战乱、天灾频发、土地兼并严重以及苛捐杂税，无数自耕农破产，加上当时几乎没有完善的社会救济与养老保障体系，许多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残疾人以及灾民，为了苟延残喘，不得不流落街巷，靠沿街乞讨来换取一点微薄的施舍以求活命。
20世纪20年代，上海街头，一位头戴帽子、身穿粗布工作服的工人正弯腰躬身，手持长柄工具在路边疏通下水道，身旁放着两个沾满污渍的旧桶和长柄刷子。
在当时的上海，像这位工人一样的环卫工、清道夫、倒粪工等，承担着清扫街道、清理公厕、疏通沟渠等最苦最脏的工作。由于早期城市基础设施尚不完善，尤其是在华界和部分老弄堂区域，下水道容易淤积，夏季蚊虫滋生，清理工作不仅劳动强度极大，而且常在恶劣环境中进行。
这些城市清洁工多是来自苏北等贫困地区的移民，社会地位低下，工资微薄，缺乏正式的劳动合同与医疗住房等福利保障，往往被视为“最苦最脏”的职业而备受歧视。
民国时期，一位男子在田间劳作的瞬间。
男子身穿中式对襟粗布上衣，下身是卷起裤脚的宽松长裤，赤脚踩在松软、略显干旱的泥土中。他双手紧握一根长木柄，身体微微前倾、重心下沉，正在浇灌庄稼。在他身后，是一大片干枯的杂草。
这张照片里，上海爷叔们拎着一捆钞票、排着长长的队。别误会，这不是买菜，也不是赶集——他们在排队兑换人民币。
1949年，国民党留下的金圆券已经贬值得不像话了。买一斤米要扛一麻袋钱，烧饭用的火柴比钞票还贵。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一声令下：十万金圆券换一块人民币。
于是，上海的银行门口出现了这样的奇观，有人把金圆券扎成一摞一摞，像搬砖一样抱在怀里。队伍很长，但大家的眼里有了盼头。因为这一次换到手的，是真正能花出去的钱。
1949年，上海街头，人们提着箩筐，里面装的不是米面，而是成捆的金圆券。
国民党统治末期，金圆券疯狂贬值，买一袋米要背一麻袋钱。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果断出手，以10万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的比价，全面回收旧币。
于是，上海的大小银行门口排起了长队。有人推着小车来，有人全家出动抬着箱子来。那些曾经让人一夜暴富又一夜赤贫的废纸，终于要被扔进历史的垃圾桶了。
队伍很长，但大家眼里有光。因为这一次，手里换来的不再是泡沫，是真正能买米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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