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敏学被叛徒指认后，机智伪造国军文件成功脱险，最终有惊无险脱离险境

1935年春，广东南雄大门坑村，一名腿部中弹的红军干部被押进粤军驻地。敌人以为抓到了一条“大鱼”，却没想到，真正改变局面的不是枪，而是一张被改过的花名册和几枚印章。

这个人就是贺敏学。此前中央红军主力已经长征，留在中央苏区和赣粤边坚持斗争的部队，正承受着异常严峻的压力。2月23日，中央军区机关和部队分路突围，贺敏学随红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行动。

突围途中，部队在南雄边界一带短暂停留。粤军突然袭来，贺敏学主动带人占据高地阻击，为主力争取时间。等敌人攻势稍缓，他率部撤离，却发现大部队已经改变方向，只得收容两百多名失散人员，返回油山一带。

这次意外，使他与原部队失去联系，却也让他进入了赣粤边游击斗争的核心。1935年4月上旬，他与项英、陈毅、蔡会文等人会合，参与赣粤边特委的工作。

敌人封锁越来越紧，游击队必须缩小目标，干部也要学会在群众中生存。有人学修鞋，有人学编竹器，有人练习做挑夫、脚夫。贺敏学早年做过铁厂学徒，也会编篾器，便把手艺教给战友。

有意思的是，他后来正靠这些不起眼的本领活了下来。

贺敏学随陈毅到南雄工作，担任南雄县委副书记兼武装部部长。一次，为恢复大门坑支部，他没有携带武器，独自下山。傍晚时分，几名持枪便衣迎面出现，他起初以为是游击队或当地百姓，靠近后才察觉不对。

两名便衣上前盘问，并作势拔枪。贺敏学猛然将其中两人推入河沟，转身往山上跑。不料脚下土块松动，他从坡上滑下，右腿随即被敌人的机枪击中，整个人跌进水田。

无法脱身之际，他迅速把身上的文件和钱塞进泥水中。敌人扑上来时，只搜到一个受伤的“过路人”。他装作惊慌失措，说自己误以为对方是红军，害怕被绑架才逃跑。

敌人并不相信。第二天，叛徒何长林被带来辨认。何长林曾任赣粤边游击队后方办事处主任，后来因天井洞事件被捕投敌，转而为粤军组织便衣队。

他指着贺敏学说：“此人就是红军干部贺敏学。”

身份被点破后，敌人立即追问项英、陈毅的下落。贺敏学没有争辩，只说两人早已转移，具体位置并不清楚。对方又问他是否带着文件和钱，他故意回答，山上生活困苦，身边只有破被子和几个碗。

这番话看似平常，实际是在给敌人制造判断：他只是个负伤人员，并非掌握重要情报的核心人物。敌人把他送到粤军第一师师部审讯，软硬兼施，仍未得到任何有价值的口供。

龚楚也曾出面劝降。此人原是红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主要干部，1935年突围后投靠粤军，后来带领敌军搜捕红军。面对这位旧相识，贺敏学没有低头，反而质问：“党没有亏待你，你为什么要替敌人破坏组织？”

龚楚一时无言，只能改口劝师部采取“感化”办法。敌人送来被褥、香烟和食物，吩咐看守优待，试图用安逸换取口供。贺敏学清楚，优待背后仍是诱降，始终没有松口。

转机出现在军医处。看护长是江西人，早年参加过赣州农会，对红军并不陌生。贺敏学冒充兴国人，与他攀谈乡情，逐渐取得信任。两人相处约两个星期后，粤军内部因两广事变调动兵力，医院开始转运伤员。

看护长借机动手脚，把花名册上“共党要犯”的字样涂去，改成“挑夫班长”。几名红军伤员也出面作证，在相关文件上签字按手印。这样一来，贺敏学从重点看押对象，变成了普通伤员。

恰好，一名来取药的粤军勤务兵曾在井冈山时期当过他的警卫员。认出贺敏学后，勤务兵冒险弄来空白释放证明和路条，又设法盖上副师长私章、参谋处公章，还准备了一套粤军军装。

那不是一份真正由敌军正式签发的文件，而是几个人利用管理漏洞拼接出来的假证明。可在军队频繁调动、人员混杂的情况下，印章和格式足以让基层关卡迟疑。

夜里，贺敏学穿上粤军服装离开后方医院，搭车返回南雄，准备重新寻找油山游击队。偏偏刚下火车，就遇到了何长林。叛徒立即报告县政府，贺敏学再次被押进县衙。

县长查看释放证明和路条，又见上面盖有军方印章，只得下令放人。何长林仍不甘心，把他带回住处，逼他登报自首、参加“清剿”。贺敏学没有答应，后来被赶出何家，只能在菜市场乞讨，夜宿城楼。

离开南雄后，他靠看鱼塘、打土坯、修鞋谋生。鞋匠工具被土匪抢走，他便砍竹子制作风车、风筝和蟋蟀笼，挑着货担走村串户，一边糊口，一边暗中打听游击队消息。

他没有直接返回江西老家，而是继续向赣粤边寻找组织。1936年西安事变后，边区局势出现变化；到1937年8月，他从报纸上得知国共合作，便赶往南雄寻找陈丕显。谈判已经结束，他又转赴南昌，向项英汇报被捕和脱险经过。

1937年9月，东南分局批准恢复贺敏学的组织关系，任命他负责赣南地区的联络和失散党员登记。两个月内，他恢复了十多个县的党组织。此后，他进入新四军，历任教导总队军事教员、挺进纵队参谋长等职，长期从事部队指挥和组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