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四年，俄罗斯最恨的居然不是乌克兰，也不是美国，那又是谁？

我在莫斯科待了六年，跟俄罗斯人喝掉的伏特加，大概能灌满一个浴缸。

说这个不是显摆，是想告诉你，我对俄罗斯人的脾气还算有点了解。他们爱憎分明，恨起来咬牙切齿，爱起来掏心掏肺。可这场仗打了四年多，我接触的俄罗斯人——从前同事、邻居、菜市场卖腌黄瓜的大妈，到出租车司机、楼下修水管的大叔——聊起这场战争，骂乌克兰的当然有，骂美国的更多，但你仔细听，真正让他们牙根发痒、恨不得生吞活剥的，是另一拨人。

那拨人，不在基辅，不在华盛顿，不在伦敦，不在柏林。

在莫斯科，在圣彼得堡，在他们每天生活呼吸的城市里，在那些挂着将军星徽、坐着防弹轿车、老婆孩子在迪拜在巴黎在伦敦的人中间。

我先讲几件小事。

2023年冬天，我还在莫斯科，租的房子在城北，一个叫“河港”的地铁站附近。那栋赫鲁晓夫楼里住的大多是退休老人和打工人。隔壁住着一位大叔，叫谢尔盖，五十多岁，在附近的热电站做维修工，人高马大，满脸胡茬，说话像打雷。

有一天晚上，楼里的暖气突然停了。莫斯科的冬天，零下二十度，停暖气等于要命。整栋楼的人穿着棉袄冲出来，骂骂咧咧。谢尔盖喝了不少酒，站在楼道里，突然说了一句让我到现在都记着的话：

“我们的暖气片冻成冰坨子了，可那些将军们在土耳其的度假村里泡温泉。他们在基辅的泥巴里扔了一百万颗炮弹，却不肯给莫斯科的百姓多买一台备用锅炉。你说，这场仗到底是为了谁打的？”

旁边的人谁也没接话。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这话，每个人心里都想过，只是没人愿意第一个说出口。

谢尔盖有个儿子，2022年秋天被动员去了前线。2023年春天，在巴赫穆特附近阵亡了。官方通知送来的那天，我听到他在隔壁摔东西，砸墙，嚎叫，像一头被铁夹子夹住腿的熊。后来他平静下来，开始喝酒，每天喝。我有时候晚上过去看他，他就拉着我念叨，说他儿子是自愿报名的，说年轻人都想去，觉得光荣，觉得自己在保卫祖国。

“可我们的祖国，需要我们保卫的是什么呢？”他有一次醉眼朦胧地问我，“是那些在莫斯科河对岸盖宫殿的人吗？是他们放在瑞士银行里的钱吗？我儿子死了，他们连个电话都没打过。阵亡抚恤金，到现在还没发全。”

俄罗斯人对这场战争的态度，比外人想象的复杂得多。电视上喊打喊杀是一回事，日子里的柴米油盐是另一回事。仗打了四年，俄罗斯的老百姓开始明白一件事：战线在乌克兰的土地上推进，但生活的战线，却在自己的家门口崩塌。

我认识一个姑娘，叫安娜，在一家外贸公司做文员。2022年之前，她每年去两次欧洲，衣服、化妆品、包，都是欧洲货。战争开始后，制裁来了，卢布跌了，她工资没变，但购买力缩水了一半。她以前喝意大利的咖啡，现在喝土耳其的，因为便宜。她以前用苹果手机，现在换成中国牌子，因为苹果店关了。

“我恨美国吗？”她有一次在咖啡馆跟我说，“当然恨。他们制裁我们，冻结我们的钱，不让我们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但你知道我更恨谁吗？”

她顿了顿，手指在咖啡杯沿上划圈：“我更恨那些在电视上天天喊‘特别军事行动’的人。他们的孩子，没有一个在战壕里。他们的钱，没有一分受损失。他们穿着意大利定制的西装，站在摄像机前，告诉我们‘一切尽在掌握’。然后我爸爸被征走了，到现在没有消息。我妈妈每天给他写信，寄到顿河畔罗斯托夫的邮箱。那些信，堆起来有这么厚。”她用手比了个高度，眼眶红了。

我没有说话。我见过她父亲，一个温和的中年男人，喜欢钓鱼，周末开着一辆老旧的拉达去郊外的湖边。2023年初，他被动员了。那时候俄罗斯刚宣布部分动员，五十岁以下的男人都收到了通知。安娜说，她父亲体检时血压高，本来以为能免除，结果上面一句话，动员标准就改了。他走了以后，家里只剩她和母亲，还有一只老猫。

她不知道父亲被派到了哪里。只知道他在南边，可能是顿巴斯，可能是扎波罗热。偶尔能通一次电话，信号不好，断断续续的，父亲说“还好”“别担心”“快结束了”。可这“快结束了”，已经说了两年多。

“我恨的不是乌克兰人。他们也是被卷入的。”安娜说，“我恨的是那些把我们推下去，自己站在岸上的人。”

这话，我在莫斯科听过不止一次。

还有个更极端的例子。我认识的另一个俄国大叔，叫德米特里，以前在军队里待过，阿富汗战争的老兵。他算是坚定挺战的，口头禅是“俄罗斯必须强大”。但他女婿，一个三十多岁的程序员，被动员去了前线，三个月后阵亡了。从那以后，德米特里就变了。他不再看官方的新闻，也不再跟人争论战争。他把家里的电视卖了，说“那里面除了谎言就是谎言”。

后来我们一起喝酒，他喝多了，红着眼睛跟我说：“你知道吗？阿富汗的时候，我们至少知道敌人是谁。现在呢？我的女婿死在乌克兰的地堡里，可那些真正的敌人，坐在莫斯科的办公室里，喝着法国的香槟，数着卖石油赚来的卢布。他们让普通人的孩子去送死，然后说这是为了祖国。我的祖国，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当然不能全部相信这些个人情绪。战争时期的舆论本来就复杂，有挺战的，有反战的，有沉默的，有无奈的。但四年多了，一个变化确实在俄罗斯社会里悄悄发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矛头从“外部敌人”转向“内部敌人”。

这个“内部敌人”，官方叫“叛徒”“第五纵队”“西方代理人”。但民间指向的，其实是那些在战争中发财的、升官的、躲在后方的权贵阶层。

为什么？因为反差太大了。

俄罗斯这场仗打得很苦。士兵缺乏装备，防弹衣要自己买，无人机要自己凑钱，甚至连止血带都要家里人寄过去。Telegram上那些军事博主的频道里，经常能看到前线士兵拍视频，骂后勤跟不上，骂指挥官无能，骂高官子弟躲在家里。

而与此同时，莫斯科、圣彼得堡的街上，那些昂贵的餐厅照常营业，保时捷和奔驰照样在跑。高级商场里，法国化妆品、意大利皮具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个渠道进来，价格翻了几倍。那些将军们的子女，还在瑞士读书，在迪拜开派对，在地中海的游艇上晒着太阳。

这种撕裂，是俄罗斯人对战争“恨”意转移的根本原因。

我再举一个例子。2024年上半年，俄罗斯突然换了一位国防部长。原来的防长，大概就是民间最恨的那类人。他出身技术官僚，没打过仗，被戏称为“胶合板元帅”。他的女儿频频上电视，穿着名牌、念着诗句，成为网友嘲讽的对象。他被撤换的消息传出来那天，我认识的一个莫斯科出租车司机，高兴得按了一路的喇叭。

“终于把这个卖胶合板的弄走了！”他拍着方向盘笑，“早该滚了。仗打了两年多，他儿子在法国度假，让我侄子在前线吃发霉的罐头。”

“新来的防长是什么人？你了解吗？”

“管他是谁！总不会比上一个更差吧。那个胶合板，把我们的军队搞得一团糟。士兵吃不饱穿不暖，弹药库还是木头的，一炸一大片。我们的孩子就这么白白牺牲了。”

这种对高层的愤怒，在2023年瓦格纳兵变时达到了顶峰。普里戈任带着他那帮雇佣兵，从乌克兰边境一路向莫斯科方向挺进，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沿途的罗斯托夫市民，甚至有人自发给他们送水送粮。你想想，在俄罗斯，一支私人武装造反，老百姓不害怕，反而有人支持。这说明什么？

说明很多人心里憋着一股火，早就想找个出口了。

那场兵变最后没打起来。普里戈任掉头去了白俄罗斯，几个月后飞机失事死了。这事在俄罗斯民间也有很多议论。有人说他太天真，有人说他被出卖了，也有人说他至少说出了很多人不敢说的话——比如公开痛骂国防部腐败无能，指责他们克扣弹药、让战士白白送命。

“你问俄罗斯人最恨谁？”我一个在莫斯科大学教历史的朋友这样对我说，“答案很简单。每一个俄罗斯人都爱自己的祖国，但他们发现，那些天天把祖国挂在嘴边的人，其实并不爱他们。这才是最深的恨。恨的是被欺骗，被利用，被当成炮灰，被当作实现某个宏大目标的垫脚石。这种恨，比恨乌克兰人、恨美国人，要痛得多。”

这个朋友，今年快六十了。他的很多学生都去了前线，有的回来了，带着假肢和创伤后应激障碍，有的没有回来，只剩下一张黑白照片和冰冷的军功章。他跟我说，他教书一辈子，没想过自己的学生会在二十一世纪被送上绞肉机一样的战场。

“有时候我上课，看着下面空着的座位，心里就想，这个孩子还在吗？他是在战壕里挨冻，还是在医院里截肢？或者，已经变成了一盒骨灰，埋在公墓的某个角落里，上面插着一面旗子？”

他摘下眼镜擦了擦，继续说：“我们教科书写着，胜利日是最伟大的节日。但这场战争，谁赢了？乌克兰？美国？俄罗斯？不，谁也没赢。赢的只有军火商和官僚。他们赚得盆满钵满，而我们的孩子，在战壕里发着烧，喝着泥水，等着一架永远飞不来的救援直升机。”

我问他：“那你觉得这场战争会怎么结束？”

他苦笑了一下：“我不知道。但我希望我的国家能好起来。真正的敌人不在外面，在我们自己。腐败、谎言、对生命的漠视，这些才是俄罗斯真正的敌人。可惜，没多少人愿意承认。”

我在莫斯科的最后几个月，认识了一个从前线回来的小伙子。他叫伊万，二十四岁，腿被炸断了一条，装了个笨重的假肢。他在一家加油站工作，每天给来往的车辆加油。他告诉我，他所在的连队，三个月里死了三十多个人，伤了七十多。他们拿到的头盔，是国内工厂赶制的劣质品，子弹稍微擦一下就裂了。他们的防弹衣，不少是志愿组织募捐来的，有旧的有破的，尺码也不对。

“我看到我的战友，就死在我旁边。他比我小两岁，刚结婚，老婆怀着孩子。我们叫他‘小猫’，因为他笑起来像只猫。他死的时候，眼睛睁得大大的，像是在问为什么。”

伊万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我问他：“你恨乌克兰人吗？”

“不恨。我到现在都没见过一个活着的乌克兰士兵。我们只是朝着对面的阵地开火，然后有人就死了。乌克兰人在开枪，我们也在开枪，就这么简单。大家都是被赶到战壕里的。”

“那你恨美国人吗？”

“美国离我们太远了。我知道他们在帮乌克兰，但我没见过美国人。我见到的，只有我们的指挥官。他连前线都不上，坐在后方的指挥所里，喝着伏特加，看着地图，然后用无线电命令我们冲锋。他的儿子，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拉小提琴。”

伊万停顿了一下，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假肢：“要说恨，我恨他。我恨所有那些把这场仗当成升官发财机会的人。他们拿着我们的命，去填他们自己的口袋。我的腿没了，他升了少将。我战友死了，他女儿在巴黎买了套房子。你说，我该恨谁？”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不知道说什么好。

俄罗斯的文学里，有一个永恒的命题：谁之罪？谁之过？从托尔斯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一直在追问，为什么苦难总降临在普通人头上，而真正应该负责的人，却总能安然无恙。

这场打了四年多的战争，把这个问题又一次推到了每个俄罗斯人面前。只不过这一次，追问的人不再只是知识分子。出租车司机、维修工、加油站员工、大学老师、退休老兵、年轻姑娘……他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给出自己的答案。

答案不尽相同，但有一个交集：

最恨的，是那些喊着冲锋号，自己却坐在办公室和别墅里的人。

当然，我写的这些，只是我个人的观察。俄罗斯很大，舆论也很复杂。有人依然热烈地支持战争，认为这是俄罗斯复兴的必经之路。有人把一切都归咎于西方，认为制裁才是生活困苦的根源。还有人选择彻底逃避，不谈政治，只过自己的日子。

但四年多过去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变化是，公开的、压抑的、隐晦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多地指向了内部。人们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在物价上涨的压力中，在看到特权阶层依然歌舞升平的对比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

真正的敌人，从来就不在边界线的那一边。

我离开莫斯科的那天，谢尔盖来送我。他还是那么高那么壮，但头发白了很多。他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声音闷闷的：“你走了也好。这里越来越不像个正常的地方了。”

我说：“谢尔盖，你要保重。”

他松开我，摆摆手：“放心吧。我还要活着看到那些王八蛋下来呢。”

他的儿子没有了。他的暖气停过。他的退休金在缩水。他恨乌克兰吗？也许。他恨美国吗？也许。但他最恨的，是那些让他失去了儿子，却连一句道歉都没有的人。

那些人，不在乌克兰，不在美国。

就在他的头顶上，在那片他一直以为代表着国家和民族的金色穹顶之下。

这，可能就是俄罗斯最深的悲哀。也是这场战争真正的代价。

写到这里，我想起伊万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那天晚上，他加完油，靠在加油站的墙上，点了一根烟，望着远处莫斯科大学的主楼，那栋斯大林式建筑在夜色里像一座巨大的纪念碑。

他说：“你知道吗？在战壕里的时候，我们经常骂敌人。乌克兰人、美国人、北约，都骂。但后来我发现，骂他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枪还是那几支破枪，弹药还是不够，指挥官还是躲在后方。于是我们开始骂自己人。骂后勤的，骂当官的，骂那些把我们送到这里的人。最后我们连骂都不骂了，只想活着回家。”

他吸了口烟，火光映红了他年轻的脸。

“活着回家。就这么一个愿望。可很多人，连这个愿望都没能实现。”

我回国后，经常想起这些在俄罗斯认识的面孔。谢尔盖、安娜、德米特里、伊万，还有那个教历史的朋友。他们不是政治人物，不是军事专家，只是被时代裹挟着往前走的普通人。

他们爱自己的国家，却无力改变什么。他们恨的东西太多，又不知从何恨起。但如果你问他们，心里最恨的是谁，答案其实很简单。

不是基辅，不是华盛顿。

是那些让他们失去了儿子、父亲、丈夫、朋友，还在高台上说着漂亮话的人。

这，就是战争最真实的样子。无论发生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最终承受一切的，永远是普通人。而那些应该负责的人，往往活得好好的，甚至活得更好。

俄罗斯人看清了这一点。所以，他们最恨的，从来就不是炮火那一边的敌人。

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