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被邓颖超接见，80年代因流氓罪入狱，当年他究竟对谁做了什么

1983年10月18日，河北完县，《金不换》剧组正在拍摄。迟志强刚结束当天的工作，南京来的公安人员便将他带离宾馆。

他起初没有想到，一年前在南京参加的几次私人聚会，会把自己送进监狱。那时的迟志强只有二十多岁，已经主演《小字辈》《夕照街》等多部影片，与刘晓庆、唐国强、陈冲等人一同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青年演员荣誉，并在集体活动中受到邓颖超接见。

一个前途正盛的青年演员，转眼成了被押解的犯罪嫌疑人。

举报信中的说法十分严重：拉上窗帘跳不雅舞蹈，搞不正当男女关系。后来媒体又把他描述成实施强奸、轮奸的“银幕罪犯”。那么，迟志强当年究竟对谁做了什么？法院最后认定的事实，与舆论中的说法是一回事吗？

### 舞会散场后，事情并没有结束

事情要从1982年的南京说起。

迟志强到南京参加电影《月到中秋》的拍摄。由于帮同行的演员联系车辆，他通过剧组司机认识了一些当地青年，其中包括后来被媒体称为“老大姐”和“小曹”的两名女子。

当时普通家庭的文化娱乐并不丰富，录音机、港台歌曲、私人舞会，对一些年轻人有很强的吸引力。迟志强后来回忆，参加聚会的大约有八九个人，男女一起听歌、聊天，也跳当时颇受争议的贴面舞。

这种舞蹈需要男女靠得很近。在今天看来，它只是一种交际舞形式；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部分人将其视作生活作风开放，甚至直接与“流氓活动”联系起来。

迟志强后来承认，自己不只参加了舞会，还打过架、看过内部影片，并先后与两名女子发生性关系。按照他的多年自述，这些关系并非强迫，没有明确的被侵害者。这也是他后来始终强调的一点：他承认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当时越过了社会和纪律边界，但不承认自己实施过强奸。

这种解释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责任。

他当时已有女友，又是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青年演员，却缺乏应有的自律，对交往对象和聚会性质也没有保持警惕。多年后谈起此事，他没有简单把责任全部推给时代，而是说自己当年“玩得太狠了”，并明确表示：“我一直承认我错了。”

问题在于，他所犯的生活作风错误，最终是在怎样的法律和社会环境中被认定为犯罪的。

### 一封举报信，撞上了1983年的“严打”

1983年8月，全国开始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当时社会治安面临较大压力，依法严惩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行为，有着现实背景。

同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相关决定，对严重流氓犯罪等行为规定可以突破原有最高刑，直至判处死刑。

迟志强案正是在这一阶段进入司法程序。

1979年刑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以及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构成流氓罪。其中，“其他流氓活动”的边界较为宽泛，司法机关在具体认定时拥有较大解释空间。

南京有关聚会被群众举报后，迟志强因为名气大，很快成为案件中最受关注的人。他被从河北带到南京，电影拍摄被迫中断，剧组只能另换演员。

案件最初的处理并不顺利。相关回访材料显示，办案机关一度认为案件缺少明确受害者，更接近生活作风问题，长春电影制片厂也准备将迟志强接回，由单位进行教育处理。

然而，1984年5月6日，《中国青年报》刊发《银幕上的新星，生活中的罪犯——记迟志强从堕落到犯罪》，将他描述为存在强奸、轮奸等严重行为的犯罪者。

报道迅速引起强烈反响。大量电话、电报和群众来信涌向南京，有人甚至要求对迟志强判处死刑。

多年后，曾重新调查此事的媒体人关向东回忆，审理案件的法官曾表示，报道中的部分说法与案情事实不符，舆论压力对案件产生了明显影响。法院还就“媒体宣判”问题写过内部材料。

这里必须分清两层事实：迟志强参加私人舞会、与两名女子发生关系，是他本人承认的；但当时报纸渲染的强奸、轮奸说法，并没有成为法院最终判决所确认的罪名。

1984年秋天，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流氓罪判处迟志强有期徒刑四年。与他有关联的两名女子也分别受到判刑。

从邓颖超接见过的优秀青年演员，到监狱里的服刑人员，前后不过数年。

### 铁窗里的第二次舞台，改变了案件留下的结论

进入南京花山监狱后，迟志强参加采石、挖煤等劳动。电影明星的身份没有给他带来特殊照顾，反而使他成为被围观和议论的对象。

有一次，监狱放映他主演的《小字辈》。银幕上的迟志强是受到观众欢迎的青年工人，银幕下的迟志强却穿着囚服。对他而言，这不是普通的一场电影，而是过去与现实被强行摆在了一起。

后来，监狱组织“犯人艺术新生团”，迟志强负责排练节目。演戏、朗诵、组织演出，本来是他最熟悉的工作；身份变了，这些能力却依旧可以发挥作用。

他带着服刑人员编排节目，到不同场所演出。因为劳动积极、组织文艺活动表现突出，他先后立功，四年刑期被减为两年半。

1986年4月17日，迟志强提前出狱。长春电影制片厂重新接纳了他，他也再次回到演员岗位。此后，以铁窗生活为题材的“囚歌”风靡全国，他的人生经历又被推到公众面前。

但那几盘磁带带来的名声，远不如一个事实重要：社会没有把他永远钉在“流氓犯”这个身份上。服刑、改造、减刑、重新工作，构成了对一个犯过错误者更完整的评价。

1997年刑法修订后，流氓罪被取消，原来笼统包含其中的不同行为，被分别纳入聚众斗殴、寻衅滋事、聚众淫乱、强制猥亵等更具体的罪名。法律条文变得更加明确，也意味着定罪必须更准确地对应具体行为和社会危害。

因此，回答“他当年对谁做了什么”，不能只用“跳了贴面舞”轻轻带过，也不能沿用未经法院确认的强奸、轮奸说法。较为可靠的结论是：他参加了当时被视为有伤风化的私人聚会，与两名成年女子发生性关系，并有打架、观看内部影片等失当行为；在特定法律条文、社会观念、严打环境和舆论压力共同作用下，他被以流氓罪判刑四年。

迟志强自己多年后的态度也颇有分寸：不否认错误，不接受不实罪名，不把全部责任推给别人。

这大概才是那段往事真正值得记住的地方。法律必须维护社会秩序，也必须让罪名与行为、责任与惩罚准确对应。如果你置身1983年的环境，一边是维护社会风气和治安的迫切要求，一边是没有明确受害者的私人行为，你会主张刑事处罚，还是交由单位和社会教育处理？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理由。

参考资料：

① 《新京报》相丽丽：《迟志强：一场运动和舆论的落网者》，2008年11月7日

② 中国新闻网转引《新京报》：《知名演员坐牢后转型歌手，迟志强笑谈“铁窗泪”》，2007年11月20日

③ 中国新闻网：《迟志强谈被判“流氓罪”往事：我一直承认我错了》，2014年5月7日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本固邦宁，斯在法治——从最高检“不放过、不凑数”案例回望40年刑事法治历程》

⑤ 《凤凰大视野》：《30年文化记忆：美女替代女英雄，传统观念冲击新的精神世界》，新华社相关页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