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预警追赶变化的冰川

8月26日上午10时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蓝塘里壤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直达我国吉隆口岸。

此刻，一场喜马拉雅冰冻圈的学术年会正在成都进行，来自中国、尼泊尔等国的几十位专家汇聚在一起。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ICIMOD）气候与环境风险部门负责人张强弓坐在台下。正值尼泊尔专家代表发言，他的手机响起，尼泊尔同事发来紧急消息，发生大规模洪灾。随后，他又收到了中国这边的灾情讯息。

会场上的专家们纷纷调取数据、研判、分析。

但这次及时的信息交流并非常态。随着气候变化、地质扰动，高原冰川灾害数次发生，与之配套的监测网络、跨境联防机制，却依旧落在风险背后。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在思考：当自然变化越来越难以预料，应急该如何依托于更长期的准备与关照来发挥作用？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日10时许，尼泊尔境内蓝塘里壤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 新华社

意外却长期的风险

看到消息后，张强弓赶紧跑了两层楼，去找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研究员苏鹏程。对方正在办公室带着学生看数据。

当下，所有人的第一反应是“冰湖溃决了？”

按照以往经验，水位上涨得这么高，迅速冲下来，“一般来说都是上游突发冰湖溃决。”张强弓说。

苏鹏程打开监测系统，吉隆附近的高风险冰湖水位正常，没有上涨。

他们又联系认识的口岸工作人员，电话打不通。几段监控视频传来：浑浊的泥石流瞬间将停车场里的车辆和房屋冲垮。涌出的碎屑流中夹杂着大量白色冰体碎屑。

两人初判，这是一场冰岩崩灾害。

冰崩与冰湖溃决是两种不同的冰冻圈灾害。冰湖溃决常常是“湖水”在堤坝失稳后突然下泄，沿山谷倾泻形成洪水或泥石流。而冰崩是高海拔山区的大块“冰体”甚至整条冰川，迅速发生倾倒、滑塌坠落，冲击力和破坏力比溃决更大。

冰崩灾害会在吉隆发生，出乎张强弓一众人的意料。但仅靠视频无法精确判定灾害的位置与规模。苏鹏程一行赶去灾后现场。

8月27日凌晨，卫星影像传到了遥感人员那里。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徐强强把灾难前后的图像一比对，源头很快出来了：蓝色的冰体从尼泊尔境内的冰川下坠。

事后根据成都山地所应急减灾团队现场回传资料，下坠冰体一路裹挟岩石、碎屑汇成泥石流，仅7分钟时间蜿蜒22公里，直扑吉隆口岸。

8月29日，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寻队伍15人继续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开展搜索救援任务。 新华社（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供图）

“目前不止这一个风险点。”徐强强又查看了附近的遥感图像，还有两个潜在冰崩风险区，一个距离口岸约15公里，另一个只有约7.6公里，局部冰体有比较明显的表面破碎和裂隙。

他这下发现，吉隆河沟早已被“两面夹击”。

他描述，以东林藏布河为界，靠近中国一侧分布有大量的表碛冰川和冰面湖，仅友谊桥上游就有55个冰湖，更可能发生的是冰面湖溃决。靠尼泊尔一侧则是高位冰川，吉隆口岸的海拔1800米，一发生冰崩，“相当于头顶上三千米的距离有重物砸下来”，泥石流时速可达180公里，“人根本没有逃的可能性”。

但长期以来，这里的灾害并未被大多数人看见。

中国地理学会冰川冻土分会秘书长沈永平早在上世纪80年代科考时到过吉隆沟。那时，距离吉隆县约200公里外的聂拉木县发生过冰湖溃决引发的泥石流，冲毁大量房屋和道路。国内的科学家第一次开始注意附近区域的风险。那时道路不通，灾害发生三年后，科考队花了一个多星期才进入现场。

“吉隆的路更加难走，基本没什么人来。”沈永平说，况且河沟藏在悬崖和森林中，附近有多少冰川、冰湖，“在大家的认知范围之外。”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发生后，陆续有科考团队进入当地，只不过考察的重点，是当时地震遗留下的地质灾害隐患。

直到2025年7月，一场冰湖溃决冲毁中尼边境友谊桥，17名中方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吉隆沟真正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

难以抵达的监测

苏鹏程和成都山地所的团队正是在那时前往当地。他们花了几个月时间，在冰湖区域布设了一整套监测设备，包括自动监测摄像头、水位计、地震监测仪、水文站.......架设设备到达很困难。每上一个冰湖，把物料搬上去，来回得走两三天，而且随时面临危险。

一些科研团队与院所纷纷去那里收集数据，做进一步的冰湖灾害研究。

张强弓有些疑惑。灾难发生后，他问过这些同行，“为什么当时不一起关注下冰崩？”

以往的很多冰崩事件，规模没有那么大，且大多发生在偏远山区，未造成显著损失，并没有被大多数人关注到。

“吉隆口岸是重点监测区域，当时的监测重点是冰湖。相较于冰湖溃决，冰崩灾害的数量要少一些。我们也想到了。但刚开始布局要做，还没有来得及。”成都山地所所长康世昌有些遗憾地说。

“那会儿确实没有考虑到冰崩的事。”徐强强根据监测数据做过当地冰湖溃决的研究论文。他坦承，“我只是关注了冰湖。”

徐强强指出，在冰崩隐患区布设监测仪器本身对体力要求很高，处在高位冰川的海拔，往往在5000到6000米之间，地震仪和水位计等设备有几十斤重，队员爬升过程中要面对高寒缺氧的极端环境。“又怎么去跨境监测呢？”

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一位专家曾在采访中表示，尼泊尔的地灾隐患情况无法查看，审批需要多个部门的协调，只能在国内一侧加装监测设施。

即便设备上去了，数据传输也是问题。

沈永平曾在新疆布设过冰川的监测项目。偏远地区没有通信信号，只能靠卫星传输。一套北斗通讯设备预算约31万元，单个点的年运营成本达到1500到2000元。“北斗传文字数据还好，但如果你要传图像，可能要拆分成上百次发送，传一次就几块钱。”

数据传回来后，“随时要有人盯着，因为灾害往往就是前后那半个小时十几分钟。”一位研究人员说，如果设备架上去一两年什么也没发生，“谁都不愿意出传输的这笔经费，只能从其他项目的收入里抠。”

卫星传输同样存在盲区。

“卫星的运转是有轨道的，有的地区一天能过境一次就不错了，有的地点，要过十几天、二十几天卫星才能再过一次。”张强弓说。

在喜马拉雅地区，科学家们利用多年积累的卫星影像，确实可以摸清家底：知道这个区域有多少条冰川，总面积多大，有多少个冰湖，面积分别多大。但遥感数据很难实时捕捉到某个冰川、冰湖在过去几天内发生的微弱变化，更难识别出可能会发生溃决或者冰崩风险。

沈永平看到，六到九月本就是雨季，云层一旦变厚，卫星图像就容易照不清楚。对比之下，“冰湖毕竟有个湖，卫星好看，水位上涨了、坝体溃决了都好看出来。冰崩范围比较小，可能就几十平方米，卫星上看到它的可能性很小。”沈永平说。

他曾亲身经历过冰崩灾害。在新疆喀喇昆仑山科考时，他听到一声巨响。海拔8200米处的冰块突然断裂，山上的积雪变成粉状云朵，一直滚落了四、五千米，越滚越大，最后停在帐篷外。他当时就在帐篷里。

后来他和当地人说起对冰崩灾害的担忧，许多人都感到不解，觉得离自己太远了。

研究赶不上变化

更大的困境在于，研究赶不上变化的速度。

沈永平担忧着“气候变暖”的影响。2018年，他曾对中国五条主要冰川进行考察，指出在全球升温的趋势下，越来越多冰川出现消融，冰体结构变得更加不稳定，“冰湖溃决与冰崩灾害的数量呈现出上升趋势”。

2016年，西藏阿里阿汝发生冰崩事故，两个月后，同一冰川再次崩塌，崩塌方量达到1亿立方米，在湖面一度推起9米高的巨浪。

2018年，雅鲁藏布江出现冰崩，碎屑流并堵塞江水。2021年，印度查莫利出现冰崩，“这是与此次吉隆冰崩情况最接近的一次灾害。”沈永平说，泥石流最终把两个水坝、一个水电站的隧道冲垮，数百人身亡。

他见到，阿汝冰崩发生在偏远的无人区，没有引起更广泛的警觉；雅江冰崩堵江和印度冰崩虽然规模巨大，主要影响在印度一侧，国内关注有限。

张强弓对灾害趋势的观察有所不同。

他看过多份研究报告，近二三十年来有记录的冰湖溃决事件数量呈现明显的增加态势。然而，对于冰岩崩及非冰湖诱发的冰川泥石流，目前学术界缺乏完备的记录。

“报告数量的上升并不等同于灾害真实频次的必然同步升高。”张强弓说，“过去高海拔地带人迹罕至，缺乏系统的实地调查、新闻记载。近几十年来，随着技术普及、科考活动频次增多。大量偏远地区此前未被察觉的灾害才得以被发现。”

气候变暖与灾害的量化关系也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气候变暖的确是长期、潜在的背景。”他说，喜马拉雅山历史上发生过一些强震，在山体内部留下了大量裂隙和松动物质，自身稳定性就偏弱，“把气温、降水跟冰川变化连接起来，再把冰川变化跟灾害发生频率连接起来，目前还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在他的观察里，地质灾害也是冰崩的诱因。

喜马拉雅山历史上发生过一些强震，在山体内部留下了大量裂隙和松动物质，冰川自身稳定性就偏弱。

徐强强通过遥感技术的回溯，看到吉隆地区在2023年也发生过一次冰湖溃决，只是没有造成人员与财产损害。

他发现了一个极端天气的细节：今年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带来了大量云层。

“云层本应对冰川消融起到保护作用，把大量的太阳光反射回去，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冰块的消融。”徐强强说，“但由于云层覆盖，能量从六月份开始积累，一直到现在八月底。”他担心后期会出现冰湖溃决的风险。

“去年的冰面湖排水是第一次见，今年又发生了冰崩。”张强弓见到，当研究者们终于搞清楚上一次灾害的机制，下一次灾害已经以想不到的方式降临。

“问题是事后大家都复盘得特别清楚，下一次出现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感慨。

8月29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力量持续开展道路抢通作业，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14台套工程救援装备，对G216国道损毁路段全力开展抢通作业。 新华社

何时奏效的预警

8月28日，会议的最后一天，张强弓见到了尼泊尔减灾局的协调人柯伊拉腊。

对方接受了记者提问，中尼之间有没有跨国的灾难预警机制？

柯伊拉腊说，他认为双方都没有收到预警信息。

张强弓正想做相关的事。就在半个月前，他把苏鹏程请到了尼泊尔，讨论怎么做信息共享，尼泊尔对于上游冰川和冰湖的动态知道得很少。

目前的预警体系没有完全转起来。

国内在预警技术上已经有许多突破。苏鹏程团队在日喀则部分高风险冰湖建起了水位计、自动摄像头的在线监测系统。中国科学院团队在中尼边境次仁玛错冰湖建立了溃决灾害监测预警平台。

但张强弓和沈永平指出，比起技术更重要的是，“数据传给谁、谁来判断、谁来决定发布、信息如何跨越国境”，每一环都需要有承担责任的人。

一位牵头监测项目的研究人员描述，在传统的预警响应链条中，需要有人识别出灾害，经过机构研判后报给相关部门，由行政机关进行会商决定发布预警，再进行人员的转移，而部分冰川灾害往往在几分钟内发生。

他补充，冰岩崩灾害本身失稳机制复杂，没有完全固定的预警模型，所里曾有人无法把握信息将隐患上报，结果并未发生灾害。“报对了还行，报错了就要挨骂。”

研究者们纷纷提到了瑞士的案例。

2025年，瑞士瓦莱州布拉滕村上游发生高位远程冰岩崩，掩埋了村庄90%的区域。但约300名居民在灾害发生前9天就已撤离，最终仅1人因私自回村死亡。

张强弓说，这次案例很特殊，在主崩塌发生前的至少两周内，出现了一系列清晰、可观测的先兆，而且瑞士的优势在于“研究实力强、监测覆盖广、社区级网络完善、每个州有专门机构和联络员”。

8月28日下午，结束会议的张强弓又赶往下一次科考任务。

他正尝试搭建一个中立的数据和信息共享节点，构想由山地所把监测信息过滤后，只留关键数据和信息放在平台上，再对尼泊尔开放。

他又想到，中国在尼泊尔下游投资了不少水电站，这些水电站本身就有防灾需求，如果能把它们纳入预警信息传播的节点，可能也是一条值得探索的路径。

沈永平收到消息，当地要求自查，境内山区有没有存在冰川灾害隐患的风险点位。

他联合多位专家写了风险报告，建议监测体系从“盯降雨、盯沟口”的传统模式前移至“盯高位冰岩体、潜在堵江点”，并提高基础设施的设防底线，适应快速变化的趋势下，“极端与链式灾害”的发生。

徐强强还在申请项目，期望今年能回到吉隆现场考察。

“这次事件给了我们一个教训，要对重点区域，比如口岸、交通廊道、重大设施等开展风险排查。对关键区域的高风险冰川加强监测，至少做到提前预报或者预警。”康世昌说。

原标题：《当预警追赶变化的冰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