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86年11月20日，唐亮在北京病逝，陪伴他走完最后一程的，是结发妻子张锐。两人相识于战火，结婚于行军途中，真正共同生活的时间并不算多，却把四十六年的风雨过成了一条没有分岔的路。
这段婚姻之所以被后人提起，不只是因为唐亮身居高位，更在于全国解放后，一些干部中出现了所谓“改组”家庭的念头。旧日妻子陪着吃苦，新生活到来后，却有人嫌弃妻子文化不高、见识有限，试图另寻对象。唐亮对此态度非常明确：这种事，在他这里行不通。
唐亮1910年6月出生于湖南浏阳永和火石岭的贫苦农家，原名唐昌贤。少年时代，他便投身革命，后来改名唐亮。这个名字并没有给他带来轻松的人生，反而伴随着长年行军、战斗和政治工作。
在革命队伍里，干部婚姻曾有明确要求，通常要达到一定年龄、军龄和职务条件，后来被概括为“二十八岁、六年军龄、团级以上”。唐亮直到三十岁左右，才算具备了成家的条件。可条件到了，心思却仍在工作上。
有一次，战友卢绍武见他喜欢逗弄别人家的孩子，便半开玩笑地说：“老唐，喜欢孩子，就自己成个家吧。”唐亮只是摆摆手：“以后再说。”他不着急，身边人却替他着急。
时任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夫人申戈军，便开始替唐亮物色对象。一次行军途中，杨得志一行路过妇女训练班驻地，停下来喝水。一位年轻女兵提着水桶和碗走来，热情招待这些过路的干部。她就是张锐。
离开驻地后，杨得志问唐亮印象如何。唐亮回答得很简单：“不错。”杨得志看准了机会，开始撮合二人。申戈军则去做张锐的工作。颇有意思的是，张锐同样不热衷谈婚论嫁，二十三岁时，全部精力仍放在革命工作上。
两位当事人都不主动，杨得志夫妇便发动熟人轮番劝说。经过一段时间接触，唐亮和张锐才慢慢熟悉起来。唐亮即将奔赴新的战场时，终于把话挑明：“瑞瑞，我们结婚吧。”张锐低着头，只回了一个字：“好。”
婚礼没有铺张，也没有太多闲暇。结婚三天后，两人便各自投入工作。战争年代的夫妻，见面是一件需要等待的事，通信也未必能够按时收到。张锐能做的，往往只是把家里收拾好，等丈夫平安归来。
有一回，唐亮从前线回来，军装破旧，身上沾满泥土。张锐赶紧打水让他清洗，丈夫还没说几句话便睡着了。她坐在炭火旁缝补衣服，把洗过的军装烘干，第二天再让唐亮穿着整齐出发。这样的细节，在当时的军人家庭里并不罕见，却最能说明夫妻之间的情分。
1942年8月，分离许久的两人才重新团聚。张锐被调到唐亮所在的湖西军分区。王秉璋见到她后，笑着说：“你得谢谢我，不然就要当寡妇了。”原来，唐亮此前察看敌情时，王秉璋及时拉了他一把，一颗子弹正好打在他刚才蹲过的位置。
唐亮不愿让妻子担心，便故意说：“阎王的小鬼还不收我，说我还没抱上孙子。”张锐听完却哭了。更让唐亮难受的是，他随后得知，年幼的儿子民生已经去世。身在战场时，他早已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却没想到孩子先离开了人世。
全国解放后，唐亮担任南京市委书记等职务，工作繁重，社会交往也多了起来。那时的南京，生活环境与战争年代不可同日而语，一些人开始嫌弃原配，甚至把另找对象说成“改组”。唐亮没有随波逐流，反而当着张锐和旁人的面说，他们是一起走过来的夫妻，日子好过了，更应该把家庭过下去。
这句话不是一时的表态。唐亮身居要职，身边确实会接触到不少年轻、漂亮且有文化的女性，但他没有因此改变对张锐的态度。有人劝他重新选择，他直接表示：“想都不要想。”在单位，他要求同志们端正作风；在家里，他也从不把陪伴自己吃苦的妻子当成可以随意替换的人。
1963年，张锐患口腔癌，治疗后留下口齿不清等后遗症，身体还接连出现其他问题。她情绪低落时，唐亮很少写信的习惯也改变了。他让孩子们转交一封信，写道：“瑞瑞，不管你发生什么情况，你都是我最亲爱的人。”
这封信并不长，却给了张锐很大支撑。她坚持锻炼，每天行走，还学习气功，努力与病痛周旋。多年以后，曾经为她诊治过的医生再次检查身体，仍感到意外。
从1964年起，唐亮的身体逐渐变差。1986年，他被确诊为十二指肠癌。那时张锐自己也体弱多病，却仍尽力照料丈夫。11月20日，唐亮去世，张锐失去了相伴四十六年的丈夫。两人的婚姻，没有传奇式的铺陈，只有在关键处没有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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