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58年3月15日，北京，军事科学院正式成立。它没有冲锋陷阵的战场，却承担着另一种“打仗”：研究战争规律，推演作战方法，为部队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后来走进这座院所的，不少人本身就是从硝烟里走出来的将领。
军事科学院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是全军军事科学研究中心。这里既研究战略，也研究战术；既总结革命战争经验，也要面对现代化条件下的新问题。对许多军人而言，调入这里并不是离开部队，而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参加国防建设。
童陆生便是其中一位。湖北黄陂人，早年参加革命，长期从事参谋和军队技术工作。战争年代，他先后担任过北伐军部队参谋长、中央军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八路军总部和军委机关中承担过重要任务。
他熟悉作战，也懂得组织协调。那时的参谋工作，远不只是整理文件，往往涉及情报判断、部队调动、联络保障和统战工作。有人评价他办事稳、思路清，关键时刻能够把复杂情况迅速理出头绪。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军委筹建军事科学院，需要一批既有实战经历、又懂军事理论和机关工作的干部。童陆生被调任院务部副部长，参与科学院早期建设。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2001年2月27日，童陆生在北京病逝，享年100岁。
彭富九走的是另一条路。他是江西永新人，红军时期参加革命，后来长期负责军事通信和情报保障。清风店、平津等战役中，情报传递是否及时，电台联络能否畅通，往往直接影响指挥员的判断。
彭富九并非只在后方“管技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情报侦察、通信联络和电台保障都需要严密组织。战争越复杂，技术工作越不能出差错。有人问他：“电台保障是不是只是辅助工作？”他的回答很实际：“指挥靠判断，判断离不开准确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彭富九曾任中央军委技术部副部长、总参谋部第三部政委，后来担任军事科学院副政委。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2011年6月7日，彭富九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童陆生与彭富九，成为这五人中获授开国少将军衔的两位。
如果说他们更像战争年代留下的参谋骨干，那么郑文翰则代表了军事科学院在新时期的转型。河南洛阳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曾任团政委、师政治部副主任等职，也在国防部和总政治部系统工作过。
郑文翰熟悉部队政治工作，又有一线战争经历。改革开放后，军队建设逐步向现代化迈进，过去那套单纯依靠经验的办法已经不够用。军事科学院需要把实战经验转化为可研究、可训练、可推广的理论，这对院长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郑文翰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后，重视军事理论研究与部队建设的结合。1988年实行新的军衔制度，他被授予中将军衔。2006年1月8日，郑文翰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接任他的是蒋顺学。河北深县人，抗日战争时期就在冀鲁豫根据地工作，曾任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南进支队特派员。这样的经历，使他对基层部队、根据地建设和军队政治工作都有较深了解。
蒋顺学早年担任公安部队团长，后来进入军事科学院，任战术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室的工作看似安静，实际并不轻松，既要研究历史战例，也要考虑部队训练和作战中的现实问题。1988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随后出任军事科学院院长。2022年12月24日，他在北京病逝，享年97岁。
五人中，葛振峰的经历又体现出军事科学院与野战部队之间的双向流动。河北清苑人，曾任第39集团军参谋长，后来担任第64集团军军长、沈阳军区副参谋长和副司令员。长期在部队指挥岗位工作，使他对基层训练、联合作战和部队管理有直接认识。
2001年7月，葛振峰出任军事科学院院长。次年，他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并当选为中共十六届中央委员。与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相比，他带来的特点十分鲜明：研究不能脱离部队，理论也必须经得起训练和作战实践的检验。
军事科学院成立之初，承担的是建立我军军事科学体系的任务；进入改革开放后，它面对的则是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的新课题。童陆生、彭富九重在参谋与技术保障，郑文翰、蒋顺学侧重院校和理论建设，葛振峰则把野战指挥经验带入科研领导岗位。五段经历不同，却都曾在这座院所留下清晰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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