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武器女兵坚守作战室，四名以色列女兵决定不被活捉，用笔刺动脉

2023年10月7日清晨，6时29分前不久，4名年轻的作战室女兵还在谈论军官培训，憧憬退伍后的旅行，享受着基地生活。尽管基地距离加沙边界仅5公里，她们仍觉得这里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

瞬息之间，她们发现自己在没有旅长和副旅长的情况下，必须应对一场战斗，调派兵力，在极度真实和致命的恐惧中彼此支撑。三年来，她们保持沉默。起初，她们试图像往常一样生活，继续服役。如今，其中3人已退伍，但那24小时深刻地刻在她们心里，从未真正消退。

现在，她们终于愿意以真实姓名和面孔，讲述这段此前从未公开的经历。22岁的塔赫尔·达汉来自亚夫内，23岁的利埃尔·格哈里来自盖代拉，22岁的利希·莫斯科维茨来自里雄莱锡安，22岁的H中尉来自基里亚特加特。她们曾在加沙师南部旅作战室服役，直属已故上校阿萨夫·哈马米指挥。

她们并非自愿，却成了那个“黑色星期六”值班班次的主角。在许多意义上，那一班至今都没有真正结束。哈马斯于10月7日突破加沙师雷伊姆基地。4人中资历最深的是利埃尔。她于2021年12月入伍，并在两年后、也就是战争爆发3个月后退伍。最年轻的是H，她于2023年3月入伍，并选择接受军官培训。本周，她将在吉瓦提旅开始新岗位。她主动申请加入该旅，希望延续她所敬重的指挥官哈马米的道路。4人都走过同样的作战室女兵训练路径。

利埃尔说：“先是基础训练和朱利斯基地的课程。之后会被分配到一个大方向，比如加沙、黎巴嫩、约旦河西岸或埃及。再经过几天筛选，决定你进入哪个作战室。我们4个人在不同时间都被分配到雷伊姆营地加沙师南部旅作战室。”在作战室里，她们固定两人一组值班：一名班次负责人和一名作战室女兵。实际上，两者工作内容相近，主要区别在责任大小。塔赫尔是利希的班次负责人，利埃尔则是H的班次负责人。

她们描述，那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军营日常：一群年轻女兵轮流一周在岗、一周休假，每天在同一个作战室里共处12小时。和每年犹太高节日前一样，她们要提前选择哪些节日留在基地，哪些节日在家度过。4人都选择在赎罪日和妥拉节留守基地。即便休假时，她们也常常待在一起。

H回忆说：“住棚节第一天，她们都来我们家的棚子里。我妈妈做了哈拉面包、炸肉排和油炸甜点。她们都像她的女儿一样。”她们记得，2023年10月2日星期一回到雷伊姆基地时，正赶上一场突击检查，而结果令人失望。

利埃尔回忆：“有人让一个陌生人进入了作战室。哈马米非常愤怒，因为当时这个旅正在竞争总参谋长奖，这件事基本让我们失去了资格。他非常在意，于是做出一些调整。比如，他取消了作战室的门禁密码，改为只向少数人发放电子门禁芯片。”5天后，她们才意识到，这个决定有多关键。由于检查失利，基地士气一度有些低落。

利埃尔说：“到了星期五，我们觉得必须让大家振作起来。正好是星期五，我们做了沙卡舒卡，也按塔赫尔母亲的食谱做了肉丸。她妈妈当时还通过视频通话指导我们炸肉丸。我们吃了沙卡舒卡，把肉丸放进冰箱。后来基地遭袭时，”她短暂笑了一下，“恐怖分子进了小厨房，把里面砸得一团糟，还把我们的肉丸吃了。”

“我和H的班次在周五晚上9时30分结束，接替我们的是塔赫尔和利希。因为我们是作战室女兵，整天都待在作战室，一般不会去基地的安息日晚餐仪式。可那天晚上，不知为什么，H对我说，‘去吧，和大家坐坐。’我就去了。我在那里见到一些很久没见的人，其中有些人后来已经不在了。”

“之后，我们一直坐到凌晨3点，和托默·阿希马斯一起待在作战女兵的小厨房里。他是哈马米指挥班子的一员。”阿希马斯于10月7日遇害，遗体被带往加沙，直到2024年7月才归还以色列。她们说，那个基地当时让人感觉安全而受保护。

利希说：“你可以想象，当你来到一个地方，所有人都告诉你，加沙边界屏障是传奇般的、强大的、不可突破的，还有那么多层围栏和地下屏障。所以当我在监控画面里看到他们穿过去的那一刻，我整个人都崩溃了。我觉得一切都在我面前炸开，好像之前相信的一切都是谎言。”

南部旅负责基苏菲姆和凯雷姆沙洛姆两个区域。隶属该旅的观察哨女兵部署在凯雷姆沙洛姆、马根—尼尔伊茨哈克哨所和基苏菲姆。她们的报告会传回雷伊姆的旅作战室，也就是这些作战室女兵所在的地方。

H说：“从那里，我们向更高级别的人员更新情况，从作战室军官一直到旅长。然后他们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派巡逻队、向师部申请资源、确保在极端事件中有‘齐克’无人机在空中待命，等等。”她们说，这个旅共有10名作战室女兵。节日期间留在基地的有5人：她们4个，以及1名刚开始训练、被安排在早班的新兵。

利希在10月6日夜里到7日凌晨与塔赫尔一起值班。她记得，那一夜原本相对平静。“只是一些烦人的小事，比如围栏某个点位故障，大家还在讨论要不要把人叫醒、派兵过去。那时候，我们烦恼的就是这些。”

6时29分前几分钟，她请求出去短暂休息一下。“然后警报就响了。”塔赫尔说：“你在作战室里其实听不到警报声，警报只会出现在电脑上。你会在屏幕上看到一条红线，看到发射点和落点，然后再等几分钟，让系统判断这是否真实。我们以前习惯了看到一条、两条红线。突然之间，我看到的是无数条线。”

塔赫尔把利希叫回来，两人交换位置，并打开了指挥官作战室。她回忆说：“我打开系统，满屏都是红线。我还打电话给通信部门，说系统出了故障。”但屏幕上的红线并不是系统故障。塔赫尔回忆：“一个营级作战室女兵打电话问我，‘你觉得这是真的吗？’接着我们听到一声巨响，你就知道，‘好，这是真的。’等军官确认这是真的之后，你就开始想，‘那现在该怎么办？’可从来没有人教过你，遇到这种规模的事情该怎么处理。”

几分钟后，她们的指挥官哈马米走进作战室。塔赫尔说：“你从他的脸上就能看出全部情况。他脸色惨白，完全没有血色。他对我们说，‘我要去尼里姆。’然后把钥匙扔给我们的军官，说，‘去把那个孩子从房间里带出来。’因为他6岁的儿子阿隆当时和我们一起在基地过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