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昭宗光化元年的一个傍晚,汴州城外官道旁的茶棚里,几个行商围坐一桌。
其中一人从腰间解下一只布袋,往桌上一倒,几枚乌沉沉的铁钱滚了出来。
邻座的客人凑过来看了一眼,笑道:“这玩意儿,出了湖南的地界可就是废铁一块了。”
行商却不慌不忙,把铁钱一枚枚收回去,说:“废铁?
在潭州城里,它能买三斤上好的茶叶。
我跑一趟茶马道,赚的就是这铁钱买来的货。”
茶棚里的说笑声持续了很久,谁也没有留意到,这几枚不起眼的铁钱背后,藏着一个木匠出身的君王,和他缔造的那个富甲南方的王国。
马殷,字霸图,许州鄢陵(今河南鄢陵)人。
他出生的那一年,是唐大中六年,公元852年。
大唐帝国表面上还维持着盛世的余晖,但藩镇割据的裂痕早已深入肌理。
马殷的家境并不好,《旧五代史》只用四个字概括了他的早年——“少为木工”。
一个木匠,在太平年月尚可勉强糊口,到了乱世,连一把刨子都保不住。
唐中和三年,公元883年,蔡州(今河南汝南)的秦宗权起兵作乱。
那一年马殷三十一岁,放下了手中的锯子和凿子,应募从军。
这个选择在当时看来不过是乱世中无数穷苦人的寻常出路,没有人会想到,这个木匠将在三十年后成为一方霸主。
秦宗权把兵马交给了弟弟秦宗衡,孙儒和刘建锋率兵万人归属秦宗衡麾下,渡过淮河,南下争夺扬州。
马殷初入军伍,是孙儒部下的一个裨将。
所谓裨将,不过是副将之下的低级军官,在动辄数万人的大军中,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名字。
扬州之战并不顺利。
杨行密固守城池,秦宗衡久攻不下。
而这时中原的局势也在急剧变化,朱温正率梁兵猛攻秦宗权,秦宗权连连召孙儒回援。
孙儒不愿回去,秦宗衡屡次催促,终于激怒了孙儒。
孙儒杀了秦宗衡,吞并了他的部队,自任主帅,号“土团白条军”。
马殷在这场火并中活了下来,继续追随孙儒。
孙儒转而进攻杨行密,围困宣州,又是久攻不克。
围城日久,粮草不继,孙儒派马殷和刘建锋去周边州县“掠食”。
这个“掠食”,说白了就是带着士兵下乡抢粮。
乱世中的军队,粮草补给往往靠的就是这种手段。
马殷这时已经三十九岁,在军中摸爬滚打了八年,从一个木匠变成了一名老练的军官。
孙儒最终还是败了,战死沙场。
主帅既死,部众星散。
马殷和刘建锋带着残部无处可归,众人推举刘建锋为帅,马殷为先锋。
这支残兵转而攻向豫章(今南昌),又攻虔州(今赣州)、吉州(今吉安),一路收拢散卒,竟聚起了数万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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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乾宁元年,公元894年,刘建锋和马殷率部进入湖南。
当时的湖南,名义上属唐朝管辖,实际上已经被各路割据势力瓜分。
武安军节度使邓处讷据守潭州(今长沙),邵州刺史邓继崇、蒋勋等人各拥兵自守。
刘建锋、马殷引兵至醴陵,邓处讷派蒋勋、邓继崇率三千步骑守龙回关。
马殷先至关下——史书没有记载他是如何攻关的,但他拿下了龙回关。
关破之后,刘建锋大军长驱直入,攻陷潭州,杀邓处讷。
刘建锋自任武安军节度使,马殷被任命为马步军都指挥使。
从一个木匠到一军都指挥使,马殷走了十一年。
但命运再次转折。
乾宁三年,公元896年,刘建锋死于一场内讧——他被部下所杀。
主将暴死,军中群龙无首。
众人推举马殷为主帅。
这一次,木匠出身的马殷没有再让机会溜走。
他迅速稳定军心,控制了潭州。
唐朝的中央朝廷虽然衰微,但名义上的权威还在。
马殷派人入朝,得到了唐昭宗的认可,被任命为湖南留后、判湖南军府事。
次年,唐昭宗又正式任命他为武安军节度使。
此后数年,马殷逐一消灭湖南境内的大小割据势力,统一了湖南全境。
他又向南用兵,兼并静江军,夺取岭南数州。
公元907年,朱温废唐哀帝,自立为帝,建立后梁。
中原易主,天下震动。
马殷的反应很干脆——遣使纳贡,向后梁称臣。
朱温正需要南方藩镇的承认来巩固新朝的合法性,马殷的投诚来得正是时候。
朱温封马殷为侍中兼中书令、楚王,定都潭州。
这一年,马殷五十五岁。
从许州鄢陵那个穷木匠,到受封楚王,他用了二十四年。
后梁开平四年,公元910年,朱温加拜马殷为天策上将军。
马殷上表请依唐太宗故事,开天策府,置官属。
朱温准奏。
天策府本是唐太宗李世民在武德年间设立的幕府机构,李世民以此府集聚了一大批文武人才,最终登上帝位。
马殷请开天策府,既有政治上的考量——提升楚国的地位和体制完备性,也有实实在在的经济需求——开府意味着可以自行铸钱。
也就是在这一年前后,天策府宝钱开始铸造。
《十国纪年》记载,马殷“据湖南八州地,建天策府,因铸‘天策府宝’”。
这种钱有铜、铁、铅三种材质。
铜钱铸量极少,铁钱和铅钱是流通主体。
据《钱谱》记载,天策府宝“铜质浑厚,径寸七分,重三十铢二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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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天策府宝的铸造只是一个开始。
真正让马殷的货币经济政策名垂后世的,是乾封泉宝钱的铸造,以及一整套让湖南“国以富饶”的金融手段。
这件事的关键人物,是一个叫高郁的人。
高郁是扬州人,马殷的军都判官。
军都判官在藩镇幕府中地位极高,位在行军司马之上。
高郁是一个极有谋略的人,他给马殷出的主意,条条都切中要害。
第一条,尊王仗顺。
高郁劝马殷对外尊奉中原朝廷,对内休兵养民。
马殷采纳了这个策略,终其一生,楚国始终对五代各朝称臣纳贡,很少主动对外用兵。
这在当时并不丢人——吴越的钱镠、闽地的王审知,走的都是同一条路。
在乱世中,认一个名义上的“老大”,换来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和平发展空间。
第二条,卖茶。
湖南产茶,高郁建议让百姓自由采茶,由官府在从长沙到汴州(今开封)的沿途各要埠设置“邸务”——也就是官营的茶叶贸易站,向北方的客商卖茶。
茶叶是北方的刚需,这条贸易通道让楚国获得了巨额的利润。
据记载,这项生意的利润达到十倍之多。
第三条,也是最具创造性的一条——铸铅铁钱。
湖南盛产铅和铁。
铜矿却很少。
而在当时的中原和江南其他地区,通行的是铜钱。
铜钱本身有金属价值,到哪里都能用。
高郁的建议反其道而行之:用湖南遍地都是的铅和铁铸钱,作为楚国境内的唯一合法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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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四记载了这件事的全貌:“初,楚王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辐凑。
湖南地多铅铁,殷用军都判官高郁策,铸铅铁为钱,商旅出境,无所用之,皆易他货而去,故能以境内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
这段话道破了高郁计策的精妙之处——不征税,商人从四面八方涌入湖南做生意。
但他们赚到的钱,是铅铁钱,出了楚国的地界就是废铁一块。
怎么办?
只能在离开之前把手里的铅铁钱全部花掉,买成楚国的货物带走。
这样一来,外来的商贾带来了铜钱和货物,离开时带走的却是茶叶、布帛、瓷器等湖南的土产。
湖南“能以境内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
这是一个完美的闭环。
高郁的计策不止于此。
他还注意到,湖南的百姓“不事桑蚕”。
没有蚕桑,就没有丝绸,没有布帛。
高郁下令,百姓交税时可以用布帛代替铜钱。
“未几,民间机杼大盛。”
《资治通鉴》用这八个字记录了湖南纺织业的突然爆发。
铅铁钱的铸造在技术层面也有详细记载。
据《十国纪年》和《湖南故事》等文献,马殷“铸铅钱,行于城中,城外即用铜钱”。
也就是说,铅钱在潭州城内使用,出了城则用铜钱。
后来高郁又建议铸铁钱,“围六寸,文曰‘乾封泉宝’,以一当十”。
这种铁钱“钱既重厚,市肆以劵契指垛交易”——因为铁钱又大又重,市面上交易时不用一枚枚数钱,而是用契约凭据来指认成堆的钱垛。
《湖南故事》还记载了更具体的尺寸:“马殷置铁冶,铸大钱,可六寸围,重非铢两,用九文为贯,文曰乾封泉宝”。
这种钱的直径约一寸七分,重十七铢。
按照唐“开元通宝”每枚重七铢二累计算,一枚乾封泉宝铁钱相当于四两多铜钱的价值。
乾封泉宝钱并非只有铁质一种。
《洪志》记载的钱谱中收录的是铜质乾封泉宝,而《楚史》和《湖南故事》记载的是铁钱。
这说明当时铜铁两种材质都在铸造。
铜钱较少,铁钱是流通主体。
钱的背面还铸有“天”“策”“天府”等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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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殷的货币体系并不只有乾封泉宝一种。
据记载,楚国还铸造过开元通宝铅钱、乾元重宝铅钱等。
“天策府宝”则和乾封泉宝同时流通。
可以说,马殷建立了一个铜、铁、铅三种材质并行的复合货币体系。
这套经济政策的效果是惊人的。
《资治通鉴》说“国以富饶”。
后人评价,湖南在五代时期出现了自战国楚国、汉代长沙国之后的第三次商业繁荣。
马殷父子统治湖南期间,“提高商人的政治地位,设法与中原及邻国通商,努力把潭州建设成商业都市”。
马殷自己并不直接管理这些日常政务,他把具体事务交给了高郁等一批能臣。
他自己做什么呢?
《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都没有详细记载马殷的日常生活,但从他活了七十八岁、在位二十三年这一点来看,这个曾经的木匠显然懂得一个道理——知人善任,垂拱而治。
公元927年,后唐天成二年。
此时后梁已经灭亡,中原的主人换成了后唐。
马殷再次遣使修贡,向后唐明宗李嗣源称臣。
李嗣源派尚书右丞李序为册礼使,持节册封马殷为“楚国王”。
马殷以潭州为长沙府,建国承制,自置官属。
南楚国正式成立。
这一年,马殷七十五岁。
三年后,公元930年,长兴元年。
十二月二日,马殷去世,终年七十九岁。
谥号武穆王。
他被安葬在衡阳上潢水侧。
马殷临终前留下遗命:诸子兄弟相继。
这个遗命看上去是为了避免诸子争位,但实际上埋下了后来内乱的种子——兄弟们“相继”,谁先谁后?
谁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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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殷有儿子三十多人,史书中有记载的就有十五人。
长子马希振,长而贤能。
但马希声的母亲袁德妃得宠,马希声因此被立为继承人。
马殷死后,马希声继位。
他在位仅两年就去世了。
接下来是马希范,马殷的第四子,与马希声同日出生。
马希范在位十六年。
之后马希广、马希萼、马希崇相继登场,兄弟相争,湖南大乱。
公元951年,南唐乘机派大将边镐攻下长沙,楚国灭亡。
从907年马殷受封楚王算起,四十四年;从896年马殷割据湖南算起,五十六年。
马氏楚国,两代六王,就此落幕。
但马殷留下的东西,并没有随着楚国的灭亡而消失。
铅铁钱早已退出流通,但那些钱币本身,作为历史的遗物,在地下埋藏了一千多年。
据记载,后人仅在长沙市内就发现五代墓葬五百余座,墓中出土了大量“天策府宝”和“乾封泉宝”的铁钱和铅钱。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长沙近郊发掘了三百多座五代楚墓,近半数墓葬都出土了马殷铸造的钱币。
这些铁钱出土时多已锈蚀,大小轻重略有出入,一般铁币直径约三点八厘米,背面有一天字。
长沙近郊柳家大山古墓中也出土了五代铁钱。
这些锈迹斑斑的铁钱,如今成了收藏界的珍品。
“天策府宝”被列为中国货币史上的重要名珍之一。
铜质天策府宝存世极少,每一枚的出现都会引起收藏市场的关注。
2024年嘉德春拍上,一枚华夏评级82分的“天策府宝”成交价三十六点八万元。
不久后的另一场拍卖,同品以三十七万元落槌,含佣金四十二点五五万元成交。
2026年的一场春拍上,“天策府宝”更以九十六点六万元(含佣金)成交,刷新了该品种公开拍卖的最高纪录。
另有报道称,品相极佳者成交价曾达八十四万元。
一枚直径四十毫米出头的古钱,价值抵得上一辆不错的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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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标题中所说的“一枚可值82万”,指的正是“天策府宝”在近年拍卖市场上创下的高价记录。
乾封泉宝同样价值不菲。
这种钱因为“钱既重厚”,加上存世稀少,同样是古钱收藏界的名品。
这些钱币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们的稀有。
每一枚天策府宝、每一枚乾封泉宝,都是那个木匠出身的君王留下的印记。
它们曾经在潭州的街市上叮当作响,被商贾们数来数去,被百姓们揣在怀中。
它们曾经是湖南“国以富饶”的见证。
马殷的陵墓,如今已难寻确切所在。
但长沙东郊有两个大土丘,平地兀起,形如马鞍,旧传为五代时楚王马殷的墓地。
这个地方因此得名“马王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对马王堆的三座墓葬进行了发掘。
出土的文物证明,墓主是西汉长沙丞相轪侯利苍一家。
马殷的墓并不在那里。
但“马王堆”这个名字留了下来,成为长沙最著名的考古遗址之一。
一个木匠,在乱世中拿起武器,在死人堆里爬出来,在权力的缝隙中抓住机会,最终建立一个王国。
他用铅和铁铸成的钱币,让一个偏远之地变成了商贾辐辏的富庶之邦。
他死后,儿子们争权夺利,王国灰飞烟灭。
但他的钱币却穿越千年,在拍卖行的聚光灯下被人竞相举牌。
公元930年十二月,长沙府。
七十九岁的马殷躺在病榻上。
窗外是潭州的街市,铁钱和铜钱还在叮当作响,商旅还在南来北往。
这个曾经的木匠闭上了眼睛。
他的手,年轻时握过刨子和锯子,中年时握过刀剑和缰绳,晚年时握过玉玺和权杖。
他带不走任何一样。
但他留下的那些铁钱,那些被商贾们嫌弃“出了楚界就是废铁”的铅铁钱,如今一枚可值八十二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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