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三):历史沿革3
8.嘉靖时期
明武宗驾崩后,明孝宗之侄、兴献王之子朱厚熜入嗣大统,是为世宗。明世宗重礼节,遇事有主见。其母子入宫前与礼部已有两次争议。即位后,因时任内阁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权臣引北宋“濮议”事,强令世宗皇帝尊亲生父母为皇叔父母,导致大礼议之争。最终世宗扫灭宦官和权臣势力,总揽朝纲。朱厚熜的意愿终于得以实现。这些事充分显露出了朱厚熜少年时即刚愎自用、专横暴虐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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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世宗初承大统时,对国事尚有所作为,除采取了历代新君例行的大赦、蠲免、减贡、赈灾等措施外,还扭转了正统以来形成的内监擅权、败坏朝政的局面,并曾下令清理庄田,“不问皇亲势要,凡系冒滥请乞及额外多占者悉还之于民”等。但这种善政并没有保持多久,一年以后,即有“十渐”等奏疏出现。1534年后,世宗即不视朝。世宗信奉道教,信用方士,在宫中日夜祈祷。先是将道士邵元节入京,封为真人及礼部尚书。邵死后又大宠方士陶仲文。1542年十月,乾清宫发生壬寅宫变。此事后,直至世宗驾崩前一晚,世宗迁离大内移居西内,设醺炼丹,迷信几个道士的邪说,养生修道,二十余年不敢回大内,置朝政于不顾,使贪赃枉法的首辅严嵩横行乱政二十年。严嵩善写斋醮之青词,加太子太傅,曾两度任首辅,兼吏部尚书。子严世蕃为“尚宝少卿,横行公卿间”,后进至太常卿,益骄纵。父子贪污纳贿,排除异已。严嵩媚上窃权,甚至设法激怒皇帝,杀害正直功臣。
嘉靖一朝,国家外患不断。北方鞑靼趁明朝衰弱而入据河套。1550年,鞑靼首领俺答进犯大同,宣大总兵仇鸾重金收买俺答,让其转向其他目标。结果俺答转而直攻北京,在北京城郊大肆抢掠后西去,明朝军队在追击过程中战败,此为庚戌之变。东南沿海由日本浪人与中国海盗组成的倭寇与沿海居民合作走私,先并且后袭扰山东、浙江、福建与广东等地区。戚继光与俞大猷平定浙闽粤等地的倭寇,为隆庆开关奠定基础。另葡萄牙人于1557年移民澳门,但及至明亡,葡萄牙人及澳门始终为广东布政司香山县管辖。1566年,明世宗去世,裕王朱载坖即位,即明穆宗,年号隆庆,翌年为隆庆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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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隆万改革
明穆宗继位后,首先倚靠高拱、陈以勤、张居正等大臣的鼎力相助,实行革弊施新的政策。但不久引发内阁之争,高拱一年后策动朝官弹劾徐阶。徐阶也被迫正式退休。朝廷的实际政务渐渐落到了张居正的手上。隆庆末年,高拱回朝出任内阁首辅。
明穆宗革弊即平反冤狱,宣布“自正德十六年(1521年)以后,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以前,谏言得罪诸臣”,“存者召用,没者恤录”。其中就有海瑞获释出狱,恢复官职。并罢除一切斋醮,撤西苑内大高玄殿、国明等阁、玉熙等宫及诸亭台斋醮所立匾额,停止因斋醮而开征的加派及部分织造、采买。施新,也就是“正士习、纠官邪、安民生、足国用。”所谓“正士习、纠官邪”,就是整治吏治。明穆宗加强对官吏的考察,即使一般不予考察的王府官员也在考察之列。对于廉政官员给予奖赏和提拔,对于贪官罢免官职,对于“赃多迹著者部院列其罪状,奏闻处治”。所谓“安民生、足国用”,即蠲免救济,减少百姓灾后的痛苦。抑止土地兼并,一方面限田,制定了勋戚宗室依世次递减制度,另方面清田,清查诡寄、花分钱粮和皇室勋戚田庄。
明穆宗还采取恤商与开关政策,减轻商人的负担。明朝曾多次颁布禁止百姓私自下海的命令,而隆庆帝颁布大开关禁,使明朝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海外贸易也出现了新局面,史称隆庆开关。同时,隆庆帝也加强军队的训练,巩固边防。同时在北方缓解与北方蒙古族的矛盾,开展互市贸易,使北方汉、蒙人民有了安定的生活环境,史称隆庆和议。
1572年,明穆宗因中风突然驾崩,年仅九岁的皇太子朱翊钧继位,改元万历。由于年幼由太后摄政,重臣高拱因与太后信任的宦官冯保对抗而被罢官,张居正则得到冯保的鼎力支持。张居正辅政十年,推行改革,在内政方面,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整顿邮传和铨政。经济上,清丈全国土地,抑制豪强地主,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减轻农民负担。军事上,加强武备整顿,平定西南骚乱,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总督蓟、昌、保三镇练兵镇守长城,使边境安然。张居正还启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变水患为水利。同时张居正严惩贪官污吏,裁汰冗员。张居正整顿朝正,改革体制,史称万历中兴。
1577年秋,张居正父亲去世,按常理他需要丁忧,但张居正以为改革事业未竟,不愿丁忧。他的政敌借此大做文章,史称夺情之争。最后在明神宗和两太后的力挺下张居正被夺情起复,使得其改革并未被中断。但是,这成为了他的政敌之借口。同时张居正利用职权让亲子通过科举进入翰林院。张居正死后被反对改革的政敌清算。张府家属被囚禁于内,饿死十余口,生前官爵也被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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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历怠政
张居正死后初期,明神宗尚能保持对朝政的兴趣,在位期间有东林党争、国本之争等重大事件,对外有朝鲜之役与萨尔浒之战。万历一朝成为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期。
国本之争主要围绕着皇长子朱常洛与福王朱常洵。明神宗迟迟不立太子,令群臣忧心如焚。直到1601年,朱常洛才被封为太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但是福王迟迟不离京就任藩王。直到梃击案发生,舆论对郑贵妃不利后,福王才离京就藩。明神宗于国本之争对大臣极度不满,自1587年后,就开始连续不上朝作为报复,仅处理一些重要事件。自1588年后,早朝也经常看不到他,整日在深宫中不理政事。万历帝是个贪婪的君主,他和皇室大肆侵占土地,以采木、烧造、织造、采办为名搜刮民财。万历十九年(1591年),仅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瓷器就达23万多件。他派遣宦官为矿监税使,盘剥工商,引发了百姓的抗税斗争。万历帝又废除考成法,形成了皇帝黩货、臣下贪污、党争激烈的状况。
东林党源于顾宪成组办的东林书院。东林党争起因是内阁缺人,顾宪成极力主张颇有政绩的淮扬巡抚李三才入阁,结果被反对李三才入阁的势力抹黑漫骂,东林党因此兴起,即淮抚李三才之争,朝中其它各党便集中火力攻击东林党。阉党专权后,东林党更受到严重打击,直到崇祯年间东林党才重新被启用。
由于明神宗不理朝政,缺官现象非常严重。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明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明廷完全陷入空转之中。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互相倾轧,如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等名目众多,但其所议议题却不是如何改良朝政,只是人事布局而已。在东北,由于深受明神宗信任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后期腐化堕落,大肆谎报军情,骗取军功封赏,军事打击目标上偏袒努尔哈赤势力,致使明末边患严重,并最终导致清朝入主中国。因此《明史》言:“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在军事方面,万历朝以万历三大征最为功勋卓著,三战皆胜以巩固明朝边疆、守护朝鲜王朝,但也消耗了明朝国库存银。1617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反明,两年后在萨尔浒之战中大败明军,明朝对后金从此转为战略防御。
1620年,明神宗驾崩。其长子朱常洛登基,是为光宗。朱常洛登基后,面临着其父朱翊钧遗留下的严峻形势,朝纲腐败,经济凋落,宫内纠纷无休无止,军力日衰,边疆吃紧,后金崛起,封疆残破,大明王朝的江山摇摇欲坠。而体弱、孤僻、压抑而又好色的朱常洛又无力挽回即将崩溃的局面。明光宗仅在位一个月,朝内党争和宫闱纠纷更为尖锐,先后发生了“红丸案”和“移宫案”。万历帝死后,贵妃郑氏又竭力笼络泰昌帝的宠妃李选侍,以献美姬请封皇太后和皇后之号。新皇帝朱常洛登基以后,每日沉于酒色,无几日就一病不起。八月二十九日,又因服用李可灼的红丸,九月一日五更时猝死。李选侍又与太监李进忠(魏忠贤)密谋挟持皇太子朱由校于乾清宫,欲争当皇太后以把持朝政,此举引起朝臣的极力反对。在以东林党人为主力的朝臣的强大压力下,才迫使李选侍移出乾清宫。明熹宗继位,改元天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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