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73年8月，北京，童小鹏家中。那只已经收拾妥当的行李箱，仍靠在墙边，没有被送上开往南昌的列车。电话里传来一句话：“童老，留在北京。”他没有追问，只是放下话筒，心里已经明白，这趟调动大概不会再继续。
事情并非临时起意。早在1971年冬天，童小鹏还在江西进贤“五七干校”时，便接到回京通知。组织上原本安排他到南昌齿轮厂，担任革委会副主任。手续办了，体检做了，连行李都收好了，偏偏临出发前，安排突然停了下来。
回到北京后，他住进旧居，等着下一步消息。有人替他着急，问南昌还去不去，他只说：“先等通知。”这句话听着平淡，背后却有一层判断：调令迟迟不下，事情恐怕另有考虑。
这种判断，和他与周恩来多年的工作关系有关。1966年夏天，中央办公厅通知他到中南海。周恩来没有绕弯子，直接告知中央决定，让他出任中办第一副主任，负责秘书局、机要局、警卫局等重要工作。童小鹏明白，这不是普通岗位，而是一份分量极重的信任。
然而，局势很快发生变化。1967年初，他被迫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接受批判和审查。办公室进不去了，日常任务也没有了，他和妻子紫非便在住处附近开荒种菜，撒下丝瓜、苦瓜的种子，靠着浇水、捉虫打发日子。
那块小菜地并不能改变处境，却让生活有了些着落。天气好时，两人就在地里忙活；粮食紧张时，几根煮熟的苦瓜也能顶上一顿饭。童小鹏还曾把自酿的糯米酒分给余秋里、谷牧等老同志。外面的环境沉闷，屋里却偶尔能听见几声笑。
1967年10月，他被送往江西进贤“五七干校”。在那里，他被编入二连，主要负责猪场劳动。挑水、运糠、推车、拌料，都是实打实的力气活。冬天冷，山路又难走，他仍然咬牙干。多年后谈到那段经历，他曾用玩笑口吻说，劳动把原本发福的身体重新磨硬了。
更难熬的，是一家人被分散在不同地方。妻子在湖北沙洋，大儿子去了柴达木盆地从事地震勘探，二儿子童利宁辗转上海、延边，三儿子童卫宁则去了北大荒。家书往返一趟，往往已经隔了半个月，信上的消息常常赶不上现实变化。
1971年冬天，回京通知终于传到干校。童小鹏没有只考虑自己，提出三个条件：妻子紫非一同调回，北京的旧居需要有人整理，身体有残疾的童利宁也应尽量安置在北京。几个要求很快获得同意，这让他察觉，背后显然有人在替他周全安排。
离开猪场那天，他对那些养了多年的小猪还有些不舍。那不是矫情，而是共同熬过困顿之后产生的真实感情。他把一头刚出生的小猪抱在怀里，低声说：“好好长。”随后才收拾东西离开。
回京后的等待持续了很长时间。1971年12月，他专程到西花厅向周恩来告别，原以为南昌之行已经确定。周恩来只是关切地问了几句身体情况，并未把话说透。童小鹏回家后，始终没有把这次谈话对外渲染，只按部就班地整理旧文件、补记日记。
到了1973年8月，正式通知终于送达：不去南昌齿轮厂，调回中央统战部工作。接到消息时，他没有表现出意外，只说：“我相信是总理的指示。”这句话并非凭空猜测。周恩来了解他的经历，也清楚他长期从事统战、机要和办公厅工作，贸然外调未必合适。
叶剑英也曾对这一安排表示过意见，认为童小鹏不宜外调，南昌并非非他不可。有关方面随后对他的历史问题作出结论，认定查无实据。此前困扰他的流言，源自1937年在西安的一段短暂共事经历。
那名旧同事后来投奔重庆，国民党方面曾设想对童小鹏等人进行策反，并留下相关材料。材料被重新翻出后，童小鹏受到牵连，审查持续多年。如今结论落定，他只是说：“早晚会查清楚。”语气不高，却把多年压在身上的疑云拨开了。
重新进入中央统战部后，他没有把自己当成被照顾的人。档案、文件、人事材料堆在案头，他卷起袖子，亲自拆箱、分类、编号，连续忙了几天。有人劝他年纪大了，应该慢一点，他回答：“拉过车，也翻得动文件。”
那只为南昌准备的行李箱，后来一直留在屋里。它没有被带走，却记录了一个老干部在特殊年代里的曲折处境：安排可以改变，等待可能漫长，但工作并没有因此失去着落。童小鹏从干校回到统战部，手里接过的不是一纸补偿，而是一项重新开始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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