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49年3月，北平城外，东北野战军第38军军长李天佑面对一支拒绝改编的国民党部队，做出的不是长篇劝说，而是一通措辞强硬的电话。电话那头的独立第21师，刚刚扣押了解放军派去的政治工作人员，局面已经越过了普通争执的界线。
这支部队原是国民党第94军第5师，约近万人。北平和平解放后，按照协议，驻平部队应撤出城内，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第5师被编为独立第21师，名义上保留原有编制，官兵也没有立即被缴械。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和平改编不是简单换一块番号牌。原部队仍有武器、军官和完整的基层组织，蒋系中央军中的一些人又对解放军抱有强烈敌意。有人散布谣言，有人撕毁解放军人员的帽徽、胸章，甚至煽动士兵闹事。对东北野战军来说，北平周边二十多万待编部队，既要稳住，又不能让其成为新的隐患。
1949年2月21日，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召开师以上军官大会，正式公布改编办法。原华北剿总及所属兵团、军的建制取消，各部以师为单位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师。愿意留下工作的军官，按能力重新安排；愿意学习的，进入训练班；不愿继续从军的，可以领取数月军饷回乡。
这个政策并不刻薄，甚至给足了出路。罗荣桓在会上强调，改编不仅是番号变化，还要学习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制度和组织纪律。绥远系部队在傅作义劝导下，大体能够配合，真正棘手的，是那些受蒋系特务控制较深的部队。
类似的冲突并非个案。解放军宣传队到原第13军部队演出时，曾遭投掷手榴弹，造成伤亡；有的受编部队在解放军干部讲课时向天鸣枪，借机制造恐慌。个别单位还发生集体哗变。改编工作因此具有了特殊性质：表面是整编，实质上仍是一场没有硝烟的较量。
第21师的态度更加强硬。
38军派出的杨大易、李欣等干部抵达师部后，发现院墙上写着反动标语，外围岗哨密布。夜间，院子附近还响起炮弹爆炸声。第二天的军官会议上，李欣刚宣布任职和改编步骤，便有少校起身反对，声称所谓和平改编是骗局。
会场上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有人扬言宁可再次被俘，也不接受改编。李欣没有急着打断，而是等对方说完，才提醒他们：拒绝改编就是破坏和平协定，必须承担相应后果。他还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告诉对方，解放军代表虽然人数不多，但第21师并非没有约束。
真正危险的消息，很快传来。会后，分赴各团、营、连的解放军政治干部，竟被第21师分别软禁。有人担心冲突扩大，警卫战士也准备强行突围。李欣却判断，眼下最要紧的不是立刻开火，而是把被扣人员完整撤出。
他向38军政委梁必业提出办法：以军部召开军官、士兵代表会为名，要求第21师各连派人参加，并由原部队的指导员、教导员或政委带队。这样一来，被扣的解放军干部就有机会随队返回。
方案得到批准。第21师果然派出代表，解放军政治干部也一个不少地回到了军部。人质在手时，对方还以为掌握了主动；人质安全撤出后，这层依仗便消失了。
这时，李天佑亲自打去电话：“我是38军军长。你们只有两条路，放下武器，或者由武力解决。”
代理师长听完后，立即表示愿意选择前一条。李天佑随即限定答复时间，要求对方在当天下午作出决定。语气没有回旋余地，因为此刻的谈判，已经建立在38军完整的战斗力和北平周边解放军的控制力之上。
第21师内部随即商议，决定以营为单位集合点名、发饷为名，把各连官兵集中到营部，并要求徒手到场。38军则连夜部署，按照区域分工控制各处营区。第二天，部队集合完毕，解放军迅速进入，收缴全部武器装备，没有给对方重新组织抵抗的机会。
缴械之后，第21师并未整体保留。由于思想状况复杂，只有一部分人员被吸收改编，其余人员被遣散。第94军另外两个师看到这一结果，也不敢继续顽抗，先后接受整编。第39军处理青年军第205师时，同样以武力为后盾，解除其武装，再将人员分散编入解放军或送入学校、教导机构学习。
这场风波之所以能够迅速收束，靠的不是一纸命令，而是政治安排、干部工作与军事压力同时到位。北平和平解放后，东北野战军仍有八十多万兵力，正是这支强大力量，使二十多万原国民党部队不敢把局部冲突扩大。
1949年3月11日，东北野战军正式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此前后，改编和保卫北平的任务逐步完成，四野主力终于能够集中南下。3月下旬，先遣部队向中南地区推进；4月1日，第41军从河北涿州出发，四野大军南进的序幕由此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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