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内，唐光谱和许多失去部队番号的国军士兵，被日军集中看押。他们手里没有枪，身上有的只剩一件破军装。城外炮声未停，城内却已没有统一指挥。后来有人问：“这么多人，为什么不反抗？”这个问题听起来简单，实际却指向南京保卫战最沉痛的一层。
需要说明的是，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统计，因史料范围和计算口径不同，学界存在差异。中国官方纪念叙事采用“三十万”这一数字。至于当时被困南京的国军官兵，也并非一开始就有十万人整齐集结，许多人来自淞沪会战溃退部队，另有新补充人员和地方守备力量，编制混杂，战斗力参差不齐。
南京失守，并不是守军突然失去了勇气。淞沪会战持续数月，中国军队伤亡惨重，大量精锐部队被消耗。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后，南京实际上已经暴露在日军进攻方向上。部队退得仓促，武器、弹药、粮食和通信都没有完成补充，许多士兵连所属单位都找不到。
11月中下旬，南京是否固守，曾成为国民政府高层争论的焦点。南京是首都，又有国父陵寝和外交象征，完全放弃会造成严重政治影响。于是，南京卫戍军仍被组织起来，但“守多久”“如何撤”“撤向哪里”，始终没有形成真正周密的方案。
唐生智出任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后，公开表示要坚守南京。城防工事抓紧修补，城门和交通要道也被控制。然而，守城决心与撤退准备之间存在明显矛盾。渡江船只被集中管理，部分通道受到限制，普通士兵并不知道上级究竟准备死守，还是在关键时刻突围。
这才是南京守军后来陷入混乱的重要原因：命令不能及时传达到基层，撤退路线没有充分保障，军官与士兵之间的信息严重不对称。12月上旬，日军从多个方向逼近，外围阵地相继失守。等到突围命令下达时，南京城已经受到包围，许多部队被压缩在狭窄区域内。
有人说，日军只有五万人，国军有十万人，人数占优，为什么不能拼死一战？问题在于，战场上的人数不能简单相加。日军掌握火力、炮兵和制空优势，国军则有大量伤员、失散人员和未经训练的新兵。更严重的是，部队已被打散，缺少统一指挥，很多士兵甚至不知道该向哪个方向撤离。
12月12日晚，南京守军开始突围。有人试图冲向下关，有人寻找船只渡江，也有人脱下军装混入难民队伍。江水寒冷，渡口拥挤，枪声和喊声混在一起。不会游泳的人只能挤在岸边，许多人在混乱中被踩倒、冲散，或者遭到日军射击。
第二天南京陷落。留在城内的中国军人，面对的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战斗，而是解除武装后的集体处置。日军曾以收容、登记、遣返等名义诱使士兵集中，随后将他们分批押往城外、河岸和郊区。日本第十六师团有关人员的日记，留下了“俘虏太多”“大体不留俘虏”等残酷记录，这些文字与幸存者证词相互印证。
被缴械之后，士兵并非不想抵抗，而是已经失去了抵抗所必需的条件。双手被捆，武器被收走，人员被分割看押，四周又有机枪和刺刀。零星反抗不仅难以形成力量，反而可能立即招致屠杀。日军正是利用了守军崩溃后的失序状态，把成批战俘变成了无法还手的目标。
唐光谱后来回忆，自己在枪杀中侥幸生还，躲进涵洞，熬过一天一夜，才设法逃到南京附近乡间。多年以后，他谈到那场灾难时悲痛地说：“将领都跑了，士兵又怎么反抗？”这句话并不是替所有士兵推卸责任，而是指出了一个残酷事实：当指挥体系先行瓦解，普通士兵往往既没有选择，也没有退路。
南京大屠杀的责任，首先属于发动侵华战争并实施屠杀的日本军国主义及其执行者。与此同时，南京守军指挥混乱、撤退失序和高层决策失误，也让大量军民暴露在日军屠刀之下。那批没有战死在阵地上的士兵，最终以俘虏身份被杀害，他们的“没有反抗”，本身就是南京失守后最真实、也最沉重的战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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