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64年10月，中南海一场涉及核试验的会议正在进行，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起身走到周恩来身边，低声说明部里有急事，需要暂时离开。这个动作并不突兀，张爱萍既是军队高级将领，又负责核试验组织工作，临时有事并非没有可能。
但周恩来没有立即点头，而是抬手示意工作人员拦住他。“等一下。”随后，他提出要检查张爱萍随身携带的公文袋和衣袋。会场气氛一下变得格外安静。
公文袋打开后，里面没有相关文件。工作人员又检查了衣袋，确认没有携带材料，周恩来才说道：“非常时期，非常做法。”张爱萍明白，这不是对个人的不信任，而是一次当场示范。
这场会议讨论的，并不只是一次普通试验的安排。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何时起爆，参与人员如何分工，试验失败后如何处置，消息怎样封锁，都牵涉国家安全。任何一个环节泄露，都会给整个工程带来不可预估的风险。
新中国成立初期，核武器并不是一个可以随意选择的科研项目。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国政界和军方曾公开讨论对中国使用原子武器的可能性，麦克阿瑟也提出过相关主张。核威胁虽然没有成为现实，却让中国领导人清楚认识到，缺少战略威慑，国家安全就始终受制于人。
毛泽东谈到原子弹时，一方面说它是“纸老虎”，强调不能被武器吓倒；另一方面又明确提出，中国也要发展原子弹。两句话并不矛盾。军事上可以藐视对手，战略上却不能忽视对手手里的武器。
困难远比口号复杂。1950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国内却缺乏大型设备、专业人才和完整的工业体系。那时连许多基础资料都十分有限，原子弹工程更像是在一片空白上搭建高塔。
1957年，中苏两国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部分核工业和国防技术援助。中国得到过资料、设备，也有苏联专家来华工作。不过，随着两国关系恶化，援助很快中断。1959年，苏联撤走专家，停止相关技术支持，许多正在建设的项目受到直接影响。
这次变化没有让中国放弃。由于苏联中止援助的时间是1959年6月，中国将自行研制原子弹的工程称为“596工程”。名称背后有现实压力，也有一种靠自己闯过去的决心。
然而，决心不能代替条件。三年困难时期，国家经济和粮食供应都承受着巨大压力。研制原子弹需要大量资金和工业投入，究竟要不要继续，中央内部曾有过慎重讨论。有人主张先集中力量恢复经济，也有人认为，安全问题不能无限期等待。
张爱萍承担了调查任务。他没有停留在会议材料上，而是带队前往核工业基地、试验场和相关工厂，了解设备、人员、生产能力以及工程进度。同行者包括国防科委副主任刘西尧、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等人。
1961年11月，他们向中央提交《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认为只要集中力量、调整安排，中国有可能在1964年实现原子弹爆炸。报告没有回避困难，也没有把目标说成轻而易举。
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发生后，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此时，中国核工程的必要性再次被摆到中央面前。经过研究，中央作出继续推进的决定，核武器研制由此进入更紧张的阶段。
工程推进之际，保密便不只是纪律问题，而是生死攸关的技术要求。美国侦察机、侦察卫星持续搜集中国核试验设施的情况，境外情报机构也试图获取人员、设备和工程进度。试验地点、爆炸时间、气象条件，任何一项传出去，都可能导致对方提前判断并采取行动。
所以，周恩来检查张爱萍，并不是因为怀疑一位共事多年的将军。恰恰相反，越是重要的人，越可能接触核心信息，越必须遵守同一套制度。周恩来还曾说明，与核试验无关的人，即使是自己的妻子邓颖超，也不能被告知具体情况。
张爱萍后来能够理解这次检查。核试验现场总指挥、核试验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样的身份，意味着他掌握的信息极为集中；而在高度紧张的国际环境下，信任个人不能代替保密制度。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试验前那些看似细小的检查、核对和限制，正是工程能够稳妥推进的重要环节。许多科研人员长期在戈壁和深山工作，家属甚至不知道他们具体从事什么，姓名也很少出现在公开材料中。核爆蘑菇云升起之前，真正支撑工程的，是成千上万次不被外界看见的计算、试验和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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