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2年，苏中敌后，粟裕送走参加会议的干部后，门外忽然赶来一名骑马战士。战士没有敬礼寒暄，只把两盒香烟递到他手里。粟裕接过烟盒，脸色很快沉了下来。
这不是普通的慰问品。
他撕开烟盒包装，从香烟夹层中取出一张折叠得极小的纸条。纸条上的字并不多，却让这位久经战阵的指挥员立即意识到，刚刚结束的会议已经出了问题。
纸条写着：“返程路线暴露，敌人已设伏。”
当时，日军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清乡”正在不断加紧。敌人修筑据点，划分封锁线，试图把根据地切割开来，再通过伪政权和地方保甲控制群众。对新四军来说，干部会议不是一般的工作安排，而是关系部队部署、交通联络和地方力量的重要行动。
这次会议选在南坎举行，参加者多是各支部队的主要干部。为了防止泄密，会议时间、参加人员和往返路线都被严格控制。谁也没有想到，敌人竟然掌握了返程方向，并提前在沿线布置了伏兵。
粟裕没有迟疑，马上命令警卫人员分头追赶已经离开的干部，通知他们改变路线。命令传出去时，参会者早已奔向不同方向，传令兵只能依靠快马、渡船和熟悉地形的交通员，争分夺秒地寻找目标。
其中，管文蔚走的是水路，消息没有及时送到。他并不知道陆路上已经出现险情，仍按原计划乘船返程。几天过去，陆上人员没有他的消息，水路方面也无法取得联系，粟裕和身边干部都十分焦急。
有意思的是，管文蔚最后的脱险，竟与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浪有关。船只在海上多停留了数日，迟迟没有靠岸。等他终于抵达码头时，日军已经撤走了伏兵。
原来，其他干部改变路线后，敌人迟迟等不到目标，便以为所有人都已改道。管文蔚因风浪晚到，反而错过了敌人设伏的时机。这种侥幸不能作为办法，却真实反映出敌后斗争的残酷：一条小路、一处渡口，甚至一阵风，都可能决定生死。
那么，烟盒里的情报究竟是谁送来的？
据相关回忆材料记载，送出消息的人叫施亚夫。他很早便参加革命，少年时期就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南通一带开展活动。由于身份暴露，他多次被捕，19岁时还被判处十五年徒刑。
施亚夫在狱中并没有放弃。后来监狱遭到日军飞机轰炸，监舍受损，他趁乱脱身。服刑期间，他曾接触过陈独秀等人，这段经历使他的思想和判断更加成熟。恢复自由后，他重新与组织取得联系，接受了一个极其危险的任务：打入汪伪政权内部。
伪政权拉拢地方武装，往往并不看重一支人数很少的队伍。施亚夫没有直接投靠，而是先在南通组织力量，对外宣称拥有较大规模的“绥靖军”。为了让对方相信，他还与新四军方面配合，制造了一场攻防行动。
这场行动的关键，不是夺取城池，而是让汪伪方面相信施亚夫手里确有一支“能打仗”的队伍。随后，他又拿出经过加工的人员名册，进一步抬高自身分量。凭借这些安排，他终于获得了进入汪伪政权内部的机会。
潜伏并非混进敌营就算成功。施亚夫必须接近对方指挥系统，同时还要避免暴露真实身份。他逐步取得日伪军官的信任，从谈话、往来文件和日常动向中搜集情报，再通过隐蔽渠道转交给新四军。
那两盒香烟，正是这种联络方式的一次体现。烟盒便于携带，纸条可以藏在烟丝、衬纸或夹层之间，传递者也不容易引起注意。施亚夫借此送出的，不只是敌人设伏的消息，还涉及我军内部可能存在的泄密问题。
第二张纸条上画着电报耳机一类的暗记，意在提醒粟裕：情报部门内部可能有敌方耳目。粟裕立即组织排查，很快查出情报科中有人与日军暗中勾连。此人身居科长，却利用职务便利向敌人泄露重要情报。
敌后部队最忌讳的不是公开交战，而是关键岗位失守。前线战士面对的是看得见的枪口，情报人员面对的却是看不见的试探。一名科长掌握通信和情报，若其背叛未被及时发现，后果远比一次行军失误严重。
经过审讯查明情况后，这名情报科长被依军法枪决。粟裕处理此事，并不是因为一时震怒，而是因为在敌我双方反复渗透的战场上，泄露军事机密等同于把部队推向伏击圈。那两盒香烟因此留下了特殊意义：它既救了参加会议的干部，也揭开了内部隐藏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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