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1年12月，南京。正在养病的唐亮接到叶剑英打来的电话，通知他尽快赶赴北京接受新的工作安排。电话内容并不复杂，却让这个多年离开一线岗位的老将，重新面对人生的重要转折。
不久，军委正式通知也送到了。妻子张锐听说后，第一反应不是收拾行李，而是劝他慎重考虑。她知道北京的工作压力大，唐亮的身体又不好，几个孩子也大多在南方，贸然进京，生活和医疗都可能遇到困难。
“你的身体经不起折腾，能不能和领导说说，还是留在南京养病？”
唐亮没有立即回答。片刻后，他才说道：“既然组织决定让我去，就不能讲条件。”
这句话并非一时冲动。战争年代留下的伤病，已经伴随他多年。1966年夏天，南京军区卫生部门曾安排他到黄山休养。山中气候清凉，景色也好，唐亮原本打算多住一段时间，没想到中央召开重要会议的消息传来。
有人问他是否参加。唐亮考虑后决定不去。他当时已经请假养病，长期不在工作岗位，对具体情况并不了解，会议通知也明确，身体有病者可以不参加。这个决定看似平常，却说明他对组织纪律和自身处境都有清醒判断。
休养结束后，南京的局势变化牵动着许多老同志。唐亮得知一些军区领导去了上海，老战友赖毅也在那里。赖毅参加革命很早，曾参加秋收起义和三湾改编，并由毛泽东介绍入党。两人关系深厚，唐亮便前往上海，与这位老战友相处了一段时间。
在上海，他很少外出，大多数时候独坐屋中，读书、思考，偶尔写下几段文字。写完以后，稿纸便被锁起来，不轻易示人。那段日子里，他既牵挂国家和军队，也惦记远在南京的妻子儿女。
几个月后，唐亮返回南京。见到张锐时，他说：“在上海，一是放心不下国家，二是放心不下你们。只要家里平安，别的都能慢慢过。”
1969年3月，唐亮接到通知，赴北京参加中共九大。会议期间，他向孩子们写信，表达了希望重新分配工作的愿望。此时的唐亮已经接近六十岁，身体确实不佳，但多年军旅经历和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仍使他不愿长期闲置。
九大结束后，他大部分时间待在家中，散步、读书、处理来信。许多旧部和老战友写信询问情况，他坚持三条原则：实事求是，只谈事实，不随意定性；有些不便直说的地方，则适当避重就轻。这种克制，既是处世经验，也是一个老党员对文字分量的认识。
他还写过一段自勉的话：“在人民面前谦卑些，在命运面前坚强些；在大事面前清醒些，在小事面前糊涂些；在困难面前努力些，在挫折面前坚韧些。”字句不长，却能看出一个久经战争和政治风浪的军人，仍在等待重新承担责任的机会。
机会终于在1971年底到来。叶剑英接见唐亮后，向他交代了新的任务：整顿军政大学，参与军工建设。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随后找他谈话，并从全军抽调干部，组成学习小组，协助他进入军大开展工作。
临行前，南京军区领导在中山陵为他送行。赖毅问：“这次准备带多少人？”
唐亮掰着手指算了算：“秘书、保健医生、管理员、保卫干事、公务员、驾驶员，六个人。”
赖毅感慨，当时有些人到新单位任职，总要带着一大批随员。唐亮对此并不赞成。他认为，干部到哪里工作，关键在于把事情办好，而不是摆出声势，更不能把公家资源当成个人待遇。
到北京后，唐亮没有把南京的家具和公物带走，只带了个人衣物。这个细节很小，却与他一贯的作风相吻合：职务是组织安排的，待遇是工作需要，离开岗位时就应当分清公私。
1972年，萧克调到军大工作。年底，学习小组撤销，唐亮任政治委员，萧克任校长。两位老将军资历深、经验多，在重大问题上及时沟通，彼此尊重，配合得相当顺畅。唐亮后来称，这段合作是自己一生中较为愉快的工作时期之一。
1977年底，两人分别调往不同单位。此时唐亮的身体状况已经明显恶化，但他没有因此放松要求，转而把主要精力投入新组建的政治学院。只要身体允许，他就到现场了解情况，研究教学和政治工作，推动学院逐步走上正轨。
1983年，唐亮申请回南京安家，获准后与家人团聚。那一年他73岁，身体已不适合再承担高强度工作，便在南京整理旧日资料，撰写回忆文字。1986年11月20日，唐亮在南京逝世，终年76岁。ા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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