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860年8月，热河避暑山庄，咸丰皇帝奕詝接到京城军情：英法联军已经攻入通州，清军在八里桥失利，北京门户洞开。此时距他离开圆明园北上，已经过去数日。殿内一片沉默，有大臣请旨回銮，也有人劝皇帝暂避锋芒。咸丰只说：“京师自有大臣办理。”这句话，几乎决定了他在历史上的位置。
先要纠正一个常被混用的说法：咸丰年间闯入北京的不是八国联军，而是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侵华发生在1900年，已经是光绪二十六年。咸丰面对的战争发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时间是1856年至1860年。把两场战争混为一谈，反而会掩盖咸丰真正的困局与失误。
1850年，道光皇帝去世，19岁的奕詝继位。这个皇位并非毫无依据，奕詝是道光第四子，也是实际存活的皇子中年纪最长者。更重要的是，他在道光眼中性情仁厚，能够体恤百姓。一次校阅骑射时，奕詝坠马受伤，曾向父亲表示，打猎不在于猎物多少，而在于不扰民。道光听后颇为满意。
但皇位继承，从来不只看“仁厚”二字。奕詝的弟弟奕訢年少聪敏，通晓满汉文，熟悉骑射，又有较强的办事能力。道光晚年在两人之间反复权衡，最终选择奕詝，既有长子因素，也有对其性格的认可。传说中所谓“朱谕笔画泄密”的故事，缺乏可靠依据，不能当作定论。
问题在于，宽厚并不等于能够驾驭复杂局势。奕詝即位时，太平天国已经在广西兴起，清廷财政吃紧，地方武装逐渐坐大。鸦片战争留下的外交与军事创伤尚未恢复，沿海防务又漏洞百出。这个皇帝接手的不是安稳江山，而是一座外表尚在、内部已经松动的房屋。
咸丰朝的第一个错误，未必是“坐上皇位”，而是登基后没有尽快建立一套稳定、有效的决策机制。他喜欢亲自过问，却缺少持久的判断力；有时听信强硬主战者，有时又在压力面前急于妥协。大臣很快摸不准皇帝的真正意图，朝廷议论因此反复摇摆。
1858年，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签订《天津条约》。次年，清军在大沽口击退英法舰队，咸丰一度认为局势出现转机，拒绝让外国使节进京换约。这个判断并非完全没有依据，大沽口胜利确实鼓舞了清廷士气。遗憾的是，清政府没有把局部胜利转化为整体防御，反而低估了对手再次增兵的决心。
1860年，英法联军重新北上，攻占天津，随后逼近北京。清军在八里桥战败后，京师已经难以坚守。咸丰于8月离开圆明园，前往热河。有人说他是仓皇出逃，这个评价虽然尖锐，却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后果：皇帝一走，京城军政失去最高统筹，谈判、守城与善后都陷入混乱。
“皇上若留在京城，难道就能挡住洋枪洋炮吗？”这句辩护并非全无道理。皇帝留京不代表一定能扭转战局，北上避险也有保存朝廷中枢的考虑。可问题是，咸丰既没有提前安排清晰的军政指挥，也没有给留京大臣足够授权，导致他的离开被看成国家失去主心骨。
10月，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圆明园遭到劫掠并焚毁。咸丰本人没有亲眼见到这场灾难，却无法摆脱责任。更重要的是，他在热河继续处理后宫、娱乐与日常事务，未能表现出统筹残局的政治能力。不得不说，皇帝可以暂避战场，却不能同时逃避决策责任。
咸丰真正留下的第三个隐患，出现在生命末期。1861年8月22日，咸丰在热河行宫病逝，年仅30岁。他把年仅5岁的皇太子载淳托付给载垣、端华、肃顺等八名大臣辅政，史称顾命八大臣。这个安排表面上是集体辅政，实际上却没有解决权力核心由谁掌握的问题。
咸丰又将“御赏”印章交给皇后钮祜禄氏，即慈安太后；将“同道堂”印章交给皇太后身边保管，实际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有关。八大臣负责拟定诏旨，两宫太后掌握盖印权。这样的分权设计看似互相牵制，实则把冲突写进了制度之中。
肃顺等人倚仗顾命身份，排斥恭亲王奕訢；两宫太后则担心幼主被大臣控制。咸丰去世后，奕訢迅速从北京赶往热河，与两宫太后形成合作。1861年11月，辛酉政变发生，载垣、端华被赐死，肃顺被处死，其余顾命大臣或革职或治罪。咸丰留下的辅政班底，只存在了很短时间。
有意思的是，咸丰并不是清朝最早面对危机的皇帝，却成为最后一位真正掌握完整皇权的清朝君主。他没有亲手造成所有灾难，太平天国、列强入侵、财政崩坏都有更深的历史原因。但继承人选择、危机决断和身后安排这三件事，确实让清廷在风雨中失去了连续而有力的中枢。此后，慈禧与恭亲王登上权力中心，清朝政治也由皇帝亲政转入两宫太后主导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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