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43年春，黑龙江平房，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的“四方楼”内，田村良雄和几名军医接到了一项命令：寻找一名身体尚未发育成熟的中国人，作为“对比性病理实验”的对象。
这不是普通的医学研究。所谓“对比实验”，需要取用相对健康、器官仍在发育中的人体脏器。关押在基地里的成年人，大多已经遭受过饥饿、疾病或其他折磨，无法满足实验要求。于是，一个孩子被当成了所谓的“材料”。
关于少年的来历，相关文史资料有过记载。他可能是在长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门前乞讨的流浪少年，被日军翻译田中春一以“政治犯嫌疑”的名义抓捕，随后送往平房基地。孩子没有留下姓名，也没有留下家人的线索。
他被带进解剖室时，大约十二三岁，身体消瘦，却还算结实。面对陌生的房间、穿着白色防菌服的军医，以及四周冰冷的器械，他显然已经意识到事情不对。只是，一个孩子没有反抗的力量，也没有逃走的机会。
大木启吾少佐负责监督。他要求军医立即开始，并强调动作要快。细岛军医官拿出一颗糖，告诉少年只是做检查，结束之后便可以回家。少年被哄上了解剖台，躺在了这张专门为杀戮准备的铁床上。
田村良雄负责麻醉。按照他的回忆，他使用浸有哥罗仿的脱脂棉捂住少年的口鼻，又对身体进行了擦拭。田村后来声称，自己有意加大了麻醉剂量，认为这样可以让孩子少受些痛苦。
但这点“怜悯”并没有改变事件的性质。麻醉不是救治，而是为了让受害者失去反抗和表达痛苦的能力。军医们借助医学知识，完成了一场经过计划、分工和记录的杀人行动。
少年失去意识后，细岛军医官开始剖开胸腔。按照田村留下的材料，军医们依次取出肠、胰、肝、肾、胃等器官，由技术人员负责称量，再放进盛有福尔马林的玻璃容器里。器官被当作实验样本，人的生命则被彻底排除在记录之外。
“重量记下来，分别保存。”有人这样吩咐。
在这套制度里，军医负责切割，助手负责称量，长官负责检查结果。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却把责任拆散到各个环节，仿佛只要不亲口承认是在杀人，便能逃避良知和法律的追问。
更令人发指的是，相关记录提到，一些刚被取出的组织仍出现收缩和抽动。大木启吾看到玻璃容器中的异常现象，竟以此作为实验“成果”加以称赞。这样的场景说明，所谓医学研究早已变成了对生命的公开践踏。
解剖并未因此停止。少年的头部也被打开，颅骨被锯开后，脑组织被取出，放入福尔马林液中。到这一步，解剖台上只剩下一个被掏空的躯体，而参与者关心的仍是器官、数据和上级是否满意。
这类行为并非某个军医临时起意。第七三一部队以细菌战和人体实验为名建立了一套严密机构，囚犯被编号、分类、运输和处置，实验结果还会形成记录。正是这种“流程化”，让罪行披上了技术外衣，也使参与者更容易把受害者看成物品。
有意思的是，田村良雄后来留下的叙述中，始终强调自己对这名少年难以忘怀，并表示曾因当年的行为忏悔。1945年日本战败后，他被苏军俘虏，后来关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有关供述和回忆材料，才使部分隐藏在基地内部的罪行逐渐浮出水面。
不过，忏悔不能使死者复生，也不能抹去协同实施者的责任。田村是否在每个环节都发挥了同样作用，材料之间存在差异；但无论细节如何变化，这名中国少年被强行送入基地、被当作实验对象并惨遭杀害，核心事实并未改变。
那份记录里，据称还写有一首以鲜血和器官为内容的短诗，现场人员甚至以掌声回应。它并不是什么文学作品，却暴露出施害者精神世界的扭曲：当人的痛苦被换算成重量和数据，杀戮便被伪装成了“工作成果”。
少年没有姓名，家庭也没有被完整记录。他和许多被称为“马鲁太”的受害者一样，连墓地都未能留下。能被后人确认的，只有他曾经存在过，曾被抓捕、被运送，也曾在那间解剖室里失去生命。ակա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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