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头痛20年，跑遍医院查不出病因，理发时理发师一眼看出蹊跷。

我叫周晓梅，今年四十六岁，湖北襄阳下面一个叫双沟镇的地方长大。现在跟老公刘建国住在樊城区一个老小区的六楼，没电梯，爬了十几年。头这个毛病，说起来比我家老大刘阳的岁数都大，整整折磨了我二十年。有时候我就想，我这辈子是不是跟头痛绑一块儿了，到死都甩不掉。

第一次犯病是二十六岁那年开春。那天我记得特清楚，刚过完年没多久，我在纺织厂车间值夜班，正跟工友翠萍说笑，突然右边太阳穴像被人拿钉子猛地钉进去一下，眼前一阵发花，恶心直往上涌。我扶着纺织机站了好一会儿，冷汗把后背工作服都浸透了。翠萍吓坏了，赶紧叫来车间主任，主任让我去医务室看看。厂医老张给我量了血压，又用手电筒照了照眼睛，说可能是累着了，开了两片去痛片让我回去休息。

从那以后，这头痛就像在我脑子里扎了根，隔三差五就来一次。开始是半个月一回，后来变成一周一回，再后来几乎天天都疼。疼的位置总在右边，太阳穴往上那一块，有时候像针扎，有时候像锤子敲，最厉害的时候感觉整个右半边脑袋都不是自己的，嗡嗡响，看东西都带重影。我试过各种法子，疼的时候就拿凉毛巾敷着，或者用风油精使劲揉太阳穴，揉到皮肤发红发烫，疼劲儿能缓一阵。可这都治不了根，该疼还是疼。

为这头痛，我这些年跑过的医院自己都数不清。襄阳本地的中心医院、中医院、一医院，哪家没去过，脑电图、CT、核磁共振，挨个做了一遍又一遍，片子攒了满满一抽屉。每个大夫都说法不一样，有的说血管性头痛，有的说神经性头痛，还有的说可能是颈椎问题引起的，开了一堆药，什么正天丸、头痛宁、西比灵，吃的时候管点用，停了还照旧。最离谱的是有个年轻大夫，看了我的片子说啥事儿没有，建议我去看看心理科，意思是我这头痛是想出来的。我当时气得差点把病历本摔他脸上，我一个大老粗纺织女工，每天三班倒累得要死，哪来闲工夫想病。

婆婆王桂芳从我嫁进刘家第二年就开始对我这头痛有意见。老太太是农村出来的，一辈子吃苦耐劳，最见不得人娇气。我每次头痛发作躺在床上，她就故意在客厅摔摔打打，嘴里不干不净地说些风凉话。什么“年纪轻轻啥毛病没有就是懒”，什么“我们那会儿怀胎九月还下地干活”，还有什么“头痛不是病，就是闲出来的”。我听得见，可我没力气跟她吵。刘建国在运输公司开货车，长年在外跑长途，一个月在家待不了几天，我就是想诉苦也找不着人。

家里条件也就那样，刘建国跑车挣的都是辛苦钱，我在纺织厂工资也就千把块，还得养活两个孩子。老大刘阳那会儿上小学，老二刘星刚会走路，花钱的地方一大堆。我每次去医院检查，婆婆就在背后说我乱花钱，说她儿子挣那几个钱全让我扔医院里了。我有时候疼得受不了，自己去药店买盒头痛粉，回来都得藏起来，生怕老太太看见又唠叨。

日子就这么熬着，头痛的毛病也越来越重。到后来不光头痛，右眼也开始出问题，有时候看着看着东西就模糊了，像是蒙了一层雾。我以为是近视又加深了，去眼镜店测视力，人家说度数没变。我右耳也开始不对劲，老觉得有东西堵着，嗡嗡响。这些毛病跟头痛一块儿来，一块儿走，我渐渐也习惯了，觉得反正查不出来，就这么忍着吧，忍忍就过去了。

真正让我对这头痛绝望的是三十岁那年冬天。那天我疼得实在起不来床，刘建国正好在家，看我脸色白得像纸，强行把我拽到市里最好的中心医院挂了个专家号。那专家姓魏，看着挺和蔼的，戴着金丝眼镜，把我的片子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让我做了几个动作，最后摘下眼镜叹了口气。他说晓梅啊，你这个问题我这看不了，建议你去省城的大医院，最好是北京上海的，做个全面检查。我问到底啥问题，他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只说我脑子里好像有个什么东西，但片子看不太真，让我赶紧去查。

从医院出来我腿都是软的。脑子里有个东西，这话谁听着不怕。刘建国那会儿倒是硬气，说别怕，砸锅卖铁也给你治。可回家跟婆婆一说，老太太当场就炸了，说去省城得花多少钱，说家里两个孩子谁管，说她儿子跑车挣的钱全填我这个无底洞了。刘建国被他妈闹得没脾气，最后这事又不了了之。

那之后我自己偷偷哭过好几回，觉得这日子过得真没意思。头痛起来的时候，我有时候甚至会想，要是真是什么绝症早点死了倒也解脱。可看看两个娃，又舍不得，心想着好歹熬到他们长大。

就这么熬着熬着，转眼到了二零一六年夏天，我四十三，头痛整整跟了我十七年。那一年纺织厂效益不好裁了不少人，我虽然没被裁，但工资降了一大截，加上刘建国跑运输的生意也一年不如一年，家里日子紧巴巴的。老大刘阳刚考上大学，老二刘星上初中，样样都要钱。我那头痛还是老样子，一天不落地来报到，我已经连去医院的念头都没了，疼了就吃片止痛药，不疼的时候就当没这回事。

刘建国那几年脾气越来越不好，跑车回来也不爱说话，吃完饭就窝沙发上看手机。我有时候跟他说头疼得厉害，他头都不抬，就嗯一声，说那你躺会儿。我心里堵得慌，可也不想跟他吵，知道他外面挣钱不容易。婆婆年纪大了，倒是不像以前那样骂我了，可看我的眼神里还是那种“你就是装病”的意思，我也习惯了。

转机出现在那年八月底，天热得人喘不过气。那天是礼拜六，我轮休，看头发长得没形了，就去小区门口王姐开的小理发店剪剪。王姐的店不大，就两把椅子，但开了七八年，街坊邻居都去她那弄头发，便宜又实惠。我去的时候店里没人，王姐正拿扇子扇风，看我进来赶紧招呼我坐下。

王姐这人爱聊天，一边给我围围布一边问我最近咋样，家里孩子啥的。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头又有点隐隐作痛，我下意识抬手按了按右边太阳穴。王姐眼尖，问我咋了，我说老毛病了，头痛。她就没再多问，开始给我剪。

剪到右边耳朵上面的时候，王姐突然停住了，拿着梳子的手悬在半空。我问咋了，她没说话，凑近了看我耳朵后边，眉头皱得紧紧的。过了好一会儿，她才问我，晓梅，你这后脑勺这块骨头怎么鼓起来这么大，摸着硬邦邦的，你以前知道吗？

我一愣，说不知道啊。我平时洗头自己摸着是有点不平，但以为大家都这样，没当回事。王姐放下剪刀，表情挺严肃的，让我别动，她仔仔细细摸了我右边耳朵后面那一块，又摸了摸左边，对比了一下。然后她说，晓梅啊，我给人剪了二十年头发，脑袋摸过无数个，你这右边耳后这个骨头鼓得太不正常了，左边平的，右边鼓了一大块，跟鸽子蛋那么大，我觉得你得上医院看看。

我心里咯噔一下。王姐这人我知道，不瞎说，她见的脑袋确实比我吃的盐多。我赶紧问她是不是摸错了，她又摸了一遍，肯定地说没错。那天头发也没剪完，我就急匆匆回家了。回家路上我脑子里乱糟糟的，想起那个魏专家说的话，想起这些年受的罪，突然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好像有些事儿要浮出水面了。

刘建国那天正好在家，听我说完也不信，自己伸手摸我耳朵后面，摸了半天脸色也变了。他说是有点不对，以前没注意过，赶紧上医院吧。这次我没犹豫，第二天就跟厂里请了假，去中心医院挂了个骨科。骨科大夫一摸，表情就凝重了，让我立刻去做个头部CT加三维重建。我当时心都提到嗓子眼，十七年了，头一回有大夫摸完就让我做这么详细的检查。

等结果那两天我啥都没干，就躺在床上发呆。刘建国也破天荒没出车，在家陪着我。婆婆这次没吭声，可能看我脸色实在不好，也可能是王桂芳老太太终于意识到这次可能不是装的。我心里翻来覆去地想，这要是查出个啥咋办，孩子咋办，这个家咋办。又想起这些年受的白眼和委屈，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拿到片子那天是八月三十一号，我记得清清楚楚，天热得柏油路都化了。骨科大夫看了片子，当场就给神经外科打电话，说让那边主任一起看。两个大夫对着片子研究了半天，最后神经外科那个姓钱的主任把我叫进办公室，让我坐下，表情特别复杂。

钱主任拿着片子指给我看，说我右边耳朵后面那块骨头里面长了个东西，从片子上看像是个骨瘤，良性的可能性大，但也不排除其他可能。最主要的是这个东西长在了听神经和面神经旁边，已经压迫到神经了，所以才引起我这十几年的头痛、视力模糊、耳鸣这些症状。他说我这些年跑了那么多医院，片子上其实能看到，但可能因为位置特殊，加上那时候机器清晰度不够，很多大夫就往神经性头痛那个方向去想了，没往骨头本身的毛病上想。

钱主任还说，这骨瘤从片子看应该有年头了，至少长了十几年，但具体是良性还是恶性，得手术后做病理才知道。他建议我尽快住院手术，把这个东西取出来。

从医院出来我整个人都是懵的。十七年的头痛，折腾了半辈子，到头来是因为骨头里长了个东西。刘建国扶着我，手都在抖。他问我咋办，我说能咋办，听大夫的，做手术。

回家跟婆婆一说，老太太头一回没跟我唱反调，愣了半天，说那就治吧，钱不够把老家的房子卖一间。我听了这话，心里不知啥滋味，十七年了，头一回觉得这老太太心里还是有我这个儿媳妇的。

手术定在九月十八号。那半个月我做了一系列术前检查，抽血、心电图、肺功能，还做了个更精细的核磁共振，把脑子里的情况拍得一清二楚。钱主任说我这瘤子长在颅骨外板，不算太难做，但因为靠近听神经，术后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我问啥影响，他说比如右耳听力可能会下降，或者面瘫的可能。我说那也得做，这十几年我受够了。

住院那几天，刘阳从学校请了假回来看我，刘星也天天放学就往医院跑。我看着两个儿子，突然觉得自己这些年的苦没白受，好歹把两个娃拉扯大了。翠萍和厂里几个姐妹也来看我，带了一堆水果。王姐也来了，一进门就拉着我的手说晓梅你可别怪我多嘴，我当时摸到那块骨头就觉得不对劲。我说王姐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要不是你，我到现在还蒙在鼓里。

手术那天早上，我换好手术服躺在推车上，刘建国握着我的手，眼眶红红的。他说晓梅你挺住，出来咱就好了。我点点头，心里反倒平静了。十七年了，不管结果是啥，总算有个交代了。

手术做了四个多小时，钱主任后来跟我说，拿出来那个骨瘤有鹌鹑蛋大小，硬的跟石头似的，在颅骨外板长了好多年，都跟骨头长一块儿了。好在病理出来是良性的，骨纤维异常增殖症，不是什么大毛病，取出来就没事了。

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病房里，麻药劲儿没过，整个人昏昏沉沉的。右半边脑袋包着厚厚的纱布，脸上麻麻的，嘴好像有点歪。刘建国趴在我床边睡着了，我动了一下，他立马醒了，看我睁眼，眼泪刷就下来了。他说晓梅你可算醒了，吓死我了。

术后恢复比我想的难。右耳听力确实受了影响，大夫说压迫太久，神经有一些损伤，恢复不到原来那样了。脸也歪了半个月，喝水都往外漏，刘建国天天拿吸管喂我。但我心里是踏实的，因为头痛没了。手术第二天，那个跟了我十七年的头痛，就再也没来过。

出院那天是国庆节后，天凉快了，刘建国骑电动车来接我。坐在后座上，风吹着脸上的纱布，我突然想哭。这十七年，我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跑了那么多医院，花了那么多冤枉钱，受了那么多白眼和委屈，到头来是一个理发师救了我。

回家后厂里让我再休养一个月，刘建国也没出车，天天在家伺候我。婆婆主动承担了做饭的活儿，虽然做的还是那么难吃，但我不挑了。老太太有天晚上突然跑到我屋里，坐床边半天没说话，最后憋出一句，晓梅，以前是妈不对，妈不知道你真病了。我看着她花白的头发，说妈没事，都过去了。

那段时间我想了很多。想起那些年头痛发作时婆婆的冷言冷语，想起刘建国不耐烦的态度，想起医院里那些大夫的敷衍，想起自己一个人扛着病痛还要上班带孩子的日子。我说不上恨谁，但心里有个地方确实凉了。不过我也明白，这世上没有谁天生该对你好，包括亲人。能靠的始终只有自己。

刘阳在电话里听他奶奶说起这事，气得不行，说妈你受了大委屈。我说没啥，都熬过来了。刘星那小子倒是什么都没说，但自打我手术后，他主动把洗碗的活儿揽过去了，以前可是喊都喊不动。

重返岗位那天，翠萍她们在厂门口等我，说晓梅你可算回来了，听说你脑袋里取了块石头出来，真的假的。我笑着说是真的，鹌鹑蛋那么大呢。大家都啧啧称奇，说这些年看你受罪，没想到是这么个事儿。一个刚来不久的年轻工友好奇地问，那您怎么突然发现的。我说是理发师看出来的。她瞪大眼睛，说理发师还会看病啊。我说她不会看病，但她见的人多，摸过的脑袋多，我那块骨头长得不对，正常人一看一摸就知道。

这话说完我自己愣了下。是啊，一个理发师都知道不正常，我这些年跑了十几家医院，见了那么多大夫，怎么就没人往这上面想过。片子拍了那么多张，人人都盯着脑子里面看，没人注意到骨头外面鼓了个包。要不是王姐剪头发时多摸了一下，我怕是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啥毛病。

我又想起那个魏专家，想起他说的去省城去北京的话。当时他是不是也看出了什么，只是不敢确定，才让我去大医院。可他为什么不明说，为什么不告诉我耳朵后面骨头有问题，就只说让我去查。要是我当年真去了北京，是不是早就发现了。可我也知道，当年那个条件，我怎么去得了北京。

这些念头也就想想，日子还得往前过。头痛没了以后，我整个人像换了个人，走路都轻快不少。晚上能睡整宿觉了，白天上班也不犯困，脸色慢慢红润起来。刘建国说我像回到刚结婚那会儿，精神头十足。

但有些东西变了就是变了。这些年积攒的委屈不会因为病好了就消失。刘建国还是跑他的车，但我们之间好像隔了一层什么。他有时候想亲近，我不自觉地往后退。不是故意的，就是本能。我忘不了那些年我跟他说头痛，他头都不抬的样子。婆婆表面上对我好了，可她当年说的那些话，一字一句我都记得。我不记仇，但也做不到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厂里那帮工友倒是比家人更让我暖心。翠萍隔三差五就喊我去她家吃饭，说是给我补补。王姐的理发店我更是常去，虽然头发没啥好剪的，但就喜欢坐她那聊聊天。王姐现在成了我们那片的名人，都知道她一眼看出了我的病，好多人专门去找她剪头发，就为让她摸摸脑袋有啥毛病没有。王姐哭笑不得，说我是碰巧了，我又不是大夫。

日子一天天过，转眼手术过去大半年。二零一七年夏天，老大刘阳放暑假回来，有天晚上跟我坐在阳台上乘凉，突然跟我说妈，我觉得你变了。我说哪儿变了。他说以前你总皱着眉头，现在眉头松开了，爱笑了。我摸了摸自己的脸，还真是，眉头那块皮肤十七年都是拧着的，现在松开了，竟有点不习惯。

刘阳又说他爸也变了，以前在家老闷着不说话，现在话多了，前几天还主动问他学校里有没有对象。我笑了笑没接话。有些事孩子不懂，我也不想说。我和刘建国之间那些疙疙瘩瘩，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开的，也许永远解不开了。但这也不影响过日子，都四十多岁的人了，哪还讲究什么情啊爱啊，搭伙把日子过下去就行了。

婆婆王桂芳那年初秋摔了一跤，把胯骨摔裂了，住院做手术。刘建国出车不在家，我一个人忙前忙后伺候了半个月。临床老太太羡慕地说你闺女真孝顺。婆婆躺床上眼睛红了，说这是我儿媳妇。那老太太说儿媳妇这么好啊，难得。婆婆没再说话，但后来出院回家，她当着我的面跟刘建国说，建国你往后对晓梅好点，这十几年她不容易。我在厨房听见了，手里的锅铲停了一下，心里酸酸的。

其实我这人没啥大志向，这辈子就想着把两个儿子养大，看着他们成家立业，自己安安稳稳过日子就行。头痛的毛病好了以后，我更觉得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以前挣点钱都往医院扔，现在省下来的钱能给刘星报个补习班，能给刘阳添件像样的衣服，逢年过节还能给婆婆买双暖和点的棉鞋。日子虽然还是不富裕，但踏实了。

要说这事给我最大的教训，就是人得学会心疼自己。那十七年我光顾着忍，光顾着扛，光顾着不让家里人为难，结果把自己折磨成那个样子。我要是一开始就坚持去查，坚持去大医院，也许早就发现了。可我总想着忍忍就过去了，不想给家里添麻烦，结果麻烦一点没少，罪一点没少受。

还有就是，有些事不能光听大夫的，也得靠自己。我后来查过资料，像我这种骨纤维异常增殖症其实不算特别罕见，早期是能通过X光片发现的。但因为我每次去医院都说是头痛，大夫就往神经内科那边想了，没人往骨科想。我自己也从来没想过让大夫摸摸我耳朵后面，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那里鼓了包。王姐说她是碰巧，可我觉得这不是碰巧，是她细心，是她见的脑袋多，知道正常的是啥样。这世上很多事就是这样，看起来神乎其神的，其实就是经验和细心。

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摸摸自己耳朵后面，摸到那块手术后留下的凹坑，就提醒自己，活着真好。头痛没了，天都蓝了。以前我最怕阴雨天，一阴天准头疼，现在下雨刮风啥事没有，我有时候特意站雨里淋一会儿，就为了感受那种不疼的痛快。

刘建国现在不跑长途了，换了份在市区开公交的活儿，天天回家吃饭。他话还是不多，但会主动问我今天头痛没。我说没痛，早就不痛了。他就笑，笑完低头扒饭。有一天晚上他喝了点酒，突然跟我说，晓梅，那几年对不住你，我那时候以为你装的。我愣了一下，说我知道。他说以后不会了。我没应声，但心里那层冰，好像化了一点点。

孩子们都大了，刘阳在武汉找了工作，刘星马上也要高考了。我有时候想，要是那十七年我没熬过来，这两个孩子现在啥样。越想越后怕，也越想越庆幸。庆幸自己命硬，庆幸遇见了王姐，庆幸手术顺利。也庆幸那些苦日子到头了。

上个月我又去王姐店里剪头发，这回是特地去的。王姐一边给我剪一边说晓梅你现在头发都比以前好了，以前又枯又黄，现在黑亮黑亮的。我说那是，以前营养全让那个瘤子吸走了。王姐哈哈大笑，说你这算不算因祸得福。我说算，怎么不算。没那场病，我看不清很多人和事。

剪完头发路过中心医院，我站门口看了一会儿。那栋楼还是那栋楼，进进出出的人还是那么多。十七年前我第一次来，慌慌张张的，像个没头苍蝇。现在我站在外面看，只觉得那些年真是恍如隔世。我没有走进去，转身回家了。家里婆婆等着我做饭，刘建国快下班了，刘星晚上要回来吃饭。日子照旧，忙忙叨叨的，但心里踏实。

有时候半夜醒了，我会下意识摸摸右边太阳穴，平的，软的，不疼。然后翻个身继续睡，睡得特别香。二十年的头痛，说没就没了。我现在信了，有些苦是老天爷让你吃的，吃完了，就该甜了。我这前半辈子净吃苦了，后半辈子，该好好享享福了。

楼下的桂花又开了，满院子都是香的。我推开窗户，深吸一口气，右边脑袋清清爽爽的，啥感觉没有。这就是我要的好日子，平平淡淡的，不疼不痒的，比啥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