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印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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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诚挚

校对 | 凌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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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帝国和孔雀王朝同为各自民族历史上的第一个统一王朝。因此，如果能够就秦的统一和孔雀王朝的统一做一些有意义的比较，会更有利于中国人理解印度的政治传统。

壹：两种统一

约公元前322年，旃陀罗·笈多创立了孔雀王朝。到阿育王时期，孔雀王朝完成了除印度南部海岸外几乎整个南亚次大陆的统一。这是印度历史上第一次实现统一，同时也是唯一一次由雅利安人完成的统一——在入主南亚次大陆3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真正由雅利安人建立的全印统一王朝只这一个。自孔雀王朝覆灭后到英国人离开前，雅利安人再也没能统一南亚次大陆。

兼并战争是统一的途径和形式。战争依赖人力、物力、财力以及与之配套的管理能力，最终体现在军力上。因此，同为军事扩张，秦帝国和孔雀帝国在涉及统一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汲取能力上都是当时睥睨所在的强国。

公元前221年，嬴政结束了残酷但热烈的大争之世，在秦孝公变法百余年后，把秦国推向了秦朝。

秦嬴政完成统一后，创立了“皇帝”制度和郡县制，空前地加强了中央集权。进行了文字、交通、货币和度量衡的统一，军事、行政、交易效率大幅提升，民族内部的思想交融加速。

孔雀王朝统一后，借鉴波斯帝国在印度河流域的统治经验，建立了行省和密探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采取除文字以外的绝大多数统一措施，统一了银币和度量衡。修建了从首都华氏城到塔克西拉的王室大道。完善了恒河流域的灌溉水利设施。

但我们更应该看到二者之间存在的巨大区别。

孝公变法。经济上，废井田，开阡陌，鼓励垦荒屯田。政治上，废除世卿世禄，推行军功爵制。社会治理上，推行编户齐民，什伍连坐。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彻底瓦解了依附于贵族血缘群团的土地、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

孝公变法的本质并不是废除了阶层差异，阶层差异依然存在甚至被强化。变法的核心要义是让不同阶层之间的双向流动变成可能。被编户的“齐民”可以依靠在战场上斩获敌军的首级数量而非血缘纽带获得君上颁授的高阶身份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财富和荣誉。统治贵族也可能因为强化中央集权而被边缘化以致成为庶民。正是因为有了孝公时代的这种示范引领效应，汉武帝时期的推恩令，隋文帝时期的科举制度才得以出现和发展。

只要有足够的历史视野，我们就会明白，至少在马克思所畅想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前，人类将长期处在阶层分化的历史时期。只要阶层分化存在，我们观察社会治理能力的核心指标都将是阶层流动水平而非阶层分化本身。

一句话，秦制的变革完成了那个时代以战争和汲取为导向的最大程度的社会动员。

因此，虽然秦二世而亡，但它所确立的以“统一”为基调的秦制却得到了历代王朝的坚决贯彻和不断完善。

相较于秦帝国，孔雀王朝在社会阶层的重构上，或者具体来说，在打破种姓制度的藩篱上要弱得多。

孔雀王朝的崛起得益于其较少受到婆罗门阶层的影响。同样，孔雀王朝的崩溃也源于其无力撼动婆罗门阶层在基层村社的根本影响力。

如果我们阅读过胡塞尼描写阿富汗乡村的小说，或者了解霍梅尼革命前后的伊朗历史，亦或者关注发生在地中海东岸的战火纷飞，就会发现观察这些宗教国家能否取得任何意义上的社会转型就一定要首先着眼于他们的乡村。乡村的穆斯林社群是否支持这种改革，几乎可以成为预判其改革前途和命运最重要的风向标。

中国是一个世俗社会。公元前350年，为了完成社会革命，我们废除了土地公有制，废井田开阡陌。公元1956年，同样为了完成社会革命，我们又废除了土地私有制，推行基于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改革。中国人信命更挣命。因此我们有时很难理解宗教对人性的影响会深刻到何种程度。

孔雀王朝试图以提倡众生平等的佛教立国，但佛教不是法家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缺乏足够革命性的孔雀王朝无法在砸烂一个旧社会的基础上获得重生。因此只能依靠阿育王自身的人格魅力和统治术而不是某种制度建构来维系王朝的统治。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阿育王驾崩后仅仅半个世纪，孔雀王朝就分崩离析，南亚次大陆再一次陷入异族统治的宿命循环。

贰：等级的泛化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讲到摩揭陀国是列国时代印度十六大国之一。我们还讲到，与印度十六国时代并存的另一条线索是波斯第一帝国对印度河流域的入侵。

这里有一个问题：波斯人统治了印度河流域一百多年，印度河和恒河之间并无有效的地理屏障，波斯大军为什么没有进入恒河流域？

原因并不复杂。从汲取资源的角度，对大流士一世来说，印度河流域已经足够优渥。

波斯帝国以伊朗高原为统治中心形成的统治辐射圈有一个最优解，南亚次大陆是欧亚大陆的末端，这个最优解并不包括恒河流域。关于这一点从亚历山大大帝的无奈撤军中也能得到验证。

恒河流域的雅利安诸国事实上生活在一个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之中。至少在7世纪以前，雅利安人的统一力量只能从内部寻求。

内部的力量首先来自被压制或者压迫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需要作一番印度列国时代十六大国统治集团种姓阶层问题的分析。

十六大国的开国君主或后续统治集团中，能够得到吠陀经典明确支持，确认为刹帝利阶层的只有三个：拘萨罗、居楼、末罗。在佛陀经典中有所记载，但在吠陀经典中无从考证的有两个：拔沙和迦尸。除此之外，包括后来统一南亚次大陆的摩揭陀国在内，其它开国君主或者类开国君主的种姓阶层是否属于刹帝利则存在极大的争议。

所谓是否属于刹帝利阶层，说穿了就是看婆罗门祭祀阶层是否承认他们的刹帝利地位。很显然，凡是远离恒河核心统治中心的邦国都很难被承认。

如果观察十六大国的地理分布，我们就会发现这十六个国家的种姓阶层归属与恒河之间有着某种对应关系。具体来说，越是位于恒河上游和中游的邦国，如拘萨罗、居楼、末罗，其刹帝利的种姓地位越稳固。越是位于恒河下游、德干高原和西北印度河流域的邦国，如摩揭陀、阿般提、剑洴沙、般阇罗、健陀罗等，其刹帝利的地位就越模糊或者直接被排除在种姓体系之外。

最终统一全印的摩揭陀，从诃黎王朝开始，其统治阶层的刹帝利地位就开始遭到质疑，到了难陀王朝和孔雀王朝的创立者摩诃波德摩·难陀和旃陀罗·笈多则被明确排除在刹帝利阶层之外。

不被认可，也可以说成不被重视，这是摩诃波德摩·难陀和旃陀罗·笈多为什么能够接续完成印度历史上第一次全印统一的原因之一。当然，这也是他们为什么会最终推翻的原因——不符合婆罗门阶层的社会构想，无法得到婆罗门阶层的支持，他们的解体是必然。

摩揭陀国的成功和失败为我们打开了又一个观察印度种姓制度特点的孔洞。

在中国人的语境中，“种姓制度”这个专有名词容易和“种族”“世家”这些概念关联起来。的确，种姓制度的核心就是规范印度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但如果仅仅把印度种姓制度和印度人对种姓制度的理解限定在社会等级的范畴，只能说明还没有把握住种姓制度的精髓。

在印度人眼中，或者更准确说在印度教徒眼中，种姓制度是一个超级泛化了的等级概念。任何带有统一属性的社会整合都会抹杀等级体系的存在基础和表现形式，因而都会被这个制度本身所排斥。

理解印度的种姓制度，或者说理解印度社会今天在国际国内事务中所表现的种种奇葩行为，关键是理解这个体系或这种制度的无所不包性。

叁：集权和民主

今天一提到“集权”，尤其是帝制时代的“集权”，人们大概会联想到“专制”或“独裁”。但如果没有有效的中央集权，秦制的统一几乎无法想象。

现代印度被西方视作其在在亚洲和世界范围内打造的民主样板，印度自身也把各类社会问题视作实践西式民主所应付出的必要代价。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就“集权”和“民主”的作一番有意义的探讨。目的是帮助大家在这种比较中打开对“集权”“民主”及其相关概念的新理解。这种新理解不仅有利于帮助我们理顺秦帝国和孔雀王朝之间关于统一性的比较，还有利于我们在后期理解当代印度社会的诸多内政乱象。

人们对集权的恐惧是欧洲殖民体系瓦解后，全球范围内民族独立斗争、民主思想启蒙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诸多社会运动浪潮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世界范围来看，整个20世纪上半叶都充满了反压迫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因此那个时代所催生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概念也被人们赋予了强烈的，带有某种浪漫主义倾向的情感色彩。

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凡是那些充满情感色彩的概念，往往都是需要我们提高警惕，抽丝剥茧的。接下来的这段论述很可能有悖于大家的常规认知并让人产生一种精神上的不适感。

在今天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下，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批判“民主”会被视作威权政府的代言人，被扣上反动和异端的帽子。

对于很多第三世界的后现代国家而言，民主是反对君主专制过程中的西方舶来品。因为惊羡于西方所取得的巨大物质文明成果，人们会把对自身专制体制下诸多社会弊端的改善期待投射到民主所构建的制度之墙上。在这个投射的过程中，人们产生了一些自以为是的幻想。

人们对民主的幻想在于，会想当然的认为社会会因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人士拥有了言论权和投票权而更好地促进发展和繁荣。这是一种在推进社会运动过程中认识论上的矫枉过正。

事实上，西方社会在战前战后所取得的繁荣成果，主要依赖于工业革命和殖民掠夺而非所谓的民主制度。工业革命的主要推动力是知识精英主导的科技进步，前殖民运动是军事冒险家毫无道德廉耻的掠夺，后殖民运动是基于不平等规则的霸权收割。是这种科技进步和殖民统治的溢出效应提高或者说扩大了宗主国中下层人士的物质生活水平和受教育水平。

如果说知识精英和冒险家们掌握了社会繁荣的阀门，被赋予了民主标签的中下层人士不过是享受这种繁荣的沟渠和滋养这种繁荣的泥沙。

很刺耳，但这是事实。

西式民主有其不断深化的内在演进路径。从雅典城邦到罗马帝国再到大英帝国，从公民大会到代议制再到全民公投。应该说，有一部分西方政体的民主制度已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种挑战，在一开始，西方政客是不曾想到的。但由于西方长期在世界范围内兜售和神话“民主”“自由”和“市场”的效用，导致他们内部进行重大政治改革的理论和现实空间已经越来越逼仄。

如果一定要辩证的论述，我们可以把繁荣视作民主的子宫，把民主视作繁荣的产婆。如果这个产婆是个二把刀，很有可能让繁荣的新生胎死腹中。这和西方政客动辄以“民主”为路径武器指责非西方政体的叙事逻辑并不相同。事实上，在战后西方所主导的历次民主化浪潮中，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一言以蔽之，是繁荣催生了民主，而非民主催生了繁荣。

需要指出的是，我并不想论证出“缺乏民主的社会制度更合理”这样的结论。我依然认为民主很重要。它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提升决策质量、平衡利益格局、抑制贫富分化上。但民主不等于民智，民主更不等于决策理性。

任何时代的有效社会治理都依靠具备超前、整体、系统、辩证眼光的决策理性和组织能力。

两种统一：能否重塑基层社会群团的利益结构和认知体系是观察一场社会运动成色的重要窗口。秦帝国和孔雀王朝在统治力的区别上，主要体现在是否撼动了基层社会的群团结构。

等级的泛化：种姓制度是印度人的世界观。在印度人目之所及的范围内，无论人际关系、职业分类、山川河流、国家关系都会被嵌套在种姓制度之中进行观察和思考。在印度，婆罗门和恒河是这个体系的中心。在全球，印度本身就是这个中心。

集权和民主：对“西方式民主”祛魅是21世纪最重要的全球政治思潮之一。当中国人强调在一个人口超14亿人的大国中推进后工业化和后现代化无历史经验可循时，印度人同样在强调在一个人口超14亿人的大国中推行自由和民主无历史经验可循。显然，印度人对他们的民主非常满意，尽管很多人吃不饱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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