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王妃之辨：赵与芮继妻究竟是谁？深挖官修国史与私修族谱，到底哪一方更值得信服

“福王之妃其实不是钱氏，而是我们全家的姑娘。”

这话，全先生是斩钉截铁地跟我说的。

要知道，历史书上写得明明白白：南宋嗣荣王、后来的福王赵与芮的继妻，是钱氏女——宋史、度宗本纪都有记载。可在全先生眼里，这都比不上他们家族谱上那一句“福王之妃出全氏”。

一边是官修国史，一边是清代士大夫全祖望整理出来的全氏族谱，还有现代《南村志》这样的地方志。到底该信谁？

这事乍一看像个“小题”，不过顺着往下拨，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读史心态”样本：人到底是相信史料，还是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那一套”。

咱就从头好好说一遍。

事情起因，是全先生给我留言，说自己翻家里老谱，加上2007年出版的一部《绍兴市镜湖新区东浦镇南村志》，再对照全祖望的《鲒埼亭集》，得出一个结论：赵与芮的继妻，不是宋史里写的“钱氏”，而是和理宗生母慈宪太后一样，出自他们全家——全氏女。

他给我看的《南村志》内容，大致是这么一段：

“全兴为南村全氏始祖，全兴后裔为理宗之母、度宗之后、福王之妃。全氏为宋朝外戚世家，浙江东南望族。”

意思很清楚：理宗的母亲慈宪全夫人，全氏；度宗的皇后全玖，全氏；福王之妃，也全氏。三代连着都是“全家女儿嫁赵家”，外戚世家那种“人丁兴旺、贵气连绵”的气象，被写得挺得意。

问题是，这段话，具体出自哪一部更早的史书？志书上没说，全先生也拿不出更早的依据。往前推一下，能明显看到，它的源头其实就是清代全祖望的《鲒埼亭集》，加上同治、光绪年间丁丙写的《武林坊巷志》那几段。

我们先把所有能找到的“福王之妃是全氏”的材料过一遍，再看“福王之妃是钱氏”的材料，看完你自然心里有数。

先说主打全氏版本的几条证据，全都绕不过一个人：全祖望。

全祖望是乾隆年间的大儒，精研金石考据，也有浓厚的家族意识。《鲒埼亭集》里，他为了给自己宗族写碑文、写世谱，顺带把全氏在南宋的那段荣耀，好好梳理了一番。

比如他写全氏世谱、祠堂碑的时候，有这么一段话（不同版本略有字句差异，本质一样）：

“是时理宗之母、度宗之后、福王之妃，皆出全氏。”

意思很直白：理宗母亲，度宗皇后，福王之妃，都是全家女儿。

再比如《宋兰亭石柱铭》里，他说：

“开庆以后，吾家三世连戚畹。（一慈宪夫人，一福王妃，终之以仁安皇后）。”

前三代连着当赵家的姻亲：先是慈宪全夫人，再是“福王妃”，最后是度宗仁安皇后全玖。逻辑上也挺顺：外戚家族喜欢把自己辉煌的点都串起来，写成一个完整的“荣耀叙事”。

丁丙后来编《武林坊巷志》，干脆直接把这段话搬进自己的书里，写马坡巷、祠堂时也重复了“福王之妃出全氏”的说法。至于《南村志》，显然就是再往后，继续沿用全祖望这一套说法。

从传承脉络看得很清楚：
清代全祖望写《鲒埼亭集》 → 清末丁丙写《武林坊巷志》引用 → 现代《南村志》继续引用 → 全先生再拿来当“第一手史料”。

所以，说“福王之妃全氏”的证据，目前本质上只有一个源头：全祖望。而且全祖望自己也没告诉你，这句话是从哪本更早的宋元文献引出来的。换句话说，这是一条孤证。

那站在全家立场，为什么愿意这么写，很好理解：一个家族中，凡是跟皇帝有婚姻关系的，能加的一笔都不舍得漏。理宗的本生母亲全氏是全家的高光；度宗皇后全玖更不用说；要是再往上，“再补上一笔”说福王之妃也出全家，那家族光环立刻再亮一度——宗族碑文最擅长干的事，就是给自己加戏。

可是问题来了：宋元明的权威史料里，承不承认这一笔？

我们把“钱氏说”的材料摆出来。

最核心、也是最早的一条，就是《宋史》。

《宋史·理宗本纪》里写得很清楚：

“（嘉熙四年十一月丙子）与芮妻钱氏封安康郡夫人。”

时间点是嘉熙四年（1240年），记的是一则封号：赵与芮的妻子，被封为安康郡夫人，姓钱。这是国史的直接记载，不是靠猜，也不像碑文那样带浓重宗族色彩。

《宋史·度宗本纪》还有一段更详细的：

“嘉熙四年，四月九日，度宗生于绍兴府荣邸。初，荣文恭王夫人全氏梦神言：‘帝命汝孙，然非汝家所有。’嗣荣王夫人钱氏梦日光照东室，是夕，齐国夫人黄氏亦梦神人采衣拥一龙纳怀中，已而有娠。及生，室有赤光。”

这段记得很细：
– 荣文恭王夫人全氏（理宗母亲），先做梦，说孙子是天命，只是不是“自己家”的；
– 嗣荣王夫人钱氏，也做了个日光照室的梦；
– 黄定喜（齐国夫人，度宗本生母）也做梦，梦神人抱龙入怀；随后怀孕、生子。

这三个人的角色分得非常清楚：

- 全氏：赵希瓐之妻，理宗的母亲；
- 钱氏：赵与芮的继妻；
- 黄氏：齐国夫人黄定喜，赵禥的生母。

你要说宋史有错，可以，但要说这一段里把“钱”写成“全”，那等于要同时改动两条本纪，而且要假设元代的史官在极其短时间、极其匆忙的编修里，连人物关系都搞混，用笔写错姓，还没有任何一个同时代材料指出这个错误。这种可能性，客观上当然存在，但史学上是极不经济的猜测。

更关键的是，《宋史》之后，凡是记这段故事的，比如徐乾学主修的《资治通鉴后编》、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毕沅的《续资治通鉴》，都是沿用“钱氏”这种记法，并没有哪一个敢擅自改成“全氏”。

如果你要推翻宋史“钱氏”的记载，说它是“钱、全通假”，那至少得拿出一条同一时期、或者更早、同等级的史料来对冲。现在的情况是：
– 站在宋元一侧：宋史明确说钱氏；
– 站在清代宗族一侧：全祖望说是全氏；
– 两边谁权重更高，其实是一目了然的。

不过呢，为了不给自己留“偏信国史”的嫌疑，我们再看两条补证：一条是赵宜淑墓志，一条是钱沆告身。

先说赵宜淑。

赵与芮有个儿子叫赵孟桂，这个名字在元代还有记载，《癸辛杂识》里说他后来在元朝有娶全氏之说。赵孟桂又有儿子叫赵由瑶，赵由瑶的女儿，就是赵宜淑。

赵宜淑嫁给谁呢？嫁给全璧——谁的后人？就是全昭孙这一支的曾孙。全昭孙是谁？南宋追封和王，是度宗皇后全玖的父亲。

这么一串下来，简单画个关系图：

- 荣文恭王赵希瓐娶全氏女，生理宗；
- 度宗娶全昭孙之女全玖；
- 福王赵与芮之孙女赵宜淑，嫁给全昭孙曾孙全璧。

赵家和全家，前后几代婚姻纠缠得相当紧密，这点谁也不否认。

关键是：赵宜淑的墓志里，提没提“福王之妃是全氏”？

答案是，没有。

墓志很详细，对她这支的世系写得一清二楚：
– 曾祖：元平原郡公、宋福王赵与芮；
– 曾祖母：秦国夫人黄氏（也就是黄定喜）；
– 祖父：元中奉大夫、平原郡公赵孟桂；
– 祖母：平原郡夫人吴氏；
– 父亲赵由瑶，母亲冯氏。

你可以说，全氏作为赵孟桂的妻子，可能早年去世，没得诰命，被后来的吴氏盖过去了，所以没写进墓志，这勉强算说得过去。

可如果福王之妃真是全氏女，而且还在全祖望那儿被反复强调，属于全家千载难逢的大光点，那赵宜淑的墓志，居然一个字都不提——这是非常奇怪的。

要知道，这篇墓志写于明洪武年间，离宋朝灭亡已经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全家想避讳、想给自己家“降档”的理由并不存在。相反，如果能多写一笔“曾祖母也是我们全家女儿”，那才更能体现祖上福厚，对后代脸上是贴金的。

结果，没有。

这只能说明两种可能：

- 要么，福王之妃确实不是全氏，墓志自然没法乱写；
- 要么，全氏确实有人嫁入赵家，但身份不是“福王之妃”这种高级别，而是别的角色，被后代宗族记忆“拔高”了。

猴格其实更倾向第二种：全祖望把赵孟桂的一个小妾、或者孙媳妇全氏，与福王之妃混为一谈。族谱里面“自家人”的角色，经常会随时间产生模糊，再加上族人有意拔高，很容易出现这种“身份错位”。

再看钱沆。

荣文恭王赵希瓐死后，朝廷有一批“推恩”告身，给他的亲属、姻亲们追封或加官。四道告身里，除了赵与华夫妇，还有一对叫钱沆夫妇。

钱沆是谁？告身里写得很明白：

- 他是“仁皇大长主”后裔——也就是宋仁宗之女、靖康以后南渡的秦鲁国大长公主那一支；
- 是宁宗旧相成国公钱象祖的嫡子；
- 钱象祖又是名相钱端礼之孙，钱端礼是吴越王钱弘俶后裔。

简而言之：钱家这条线，从五代吴越，到北宋、南宋，一路都是大族，世代勋旧、戚里，是南宋“顶流豪门”。

问题是：钱沆凭什么因为“荣文恭王亲属”的身份被推恩？

赵希瓐自己的婚姻关系，我们很清楚：
- 他的正妻是全氏；
- 长子理宗娶谢氏；
- 女儿下嫁魏氏；
- 唯一跟“钱”沾边的，就是次子赵与芮的继妻——宋史里写得那位钱氏。

也就是说，钱沆能以“荣王亲属”身份领赏，很大的可能就是：他的女儿、侄女或者族中近支女子，嫁给了赵与芮，成为嗣荣王之妻，也就是后来的“安康郡夫人”。

这条线和宋史的记载惊人地吻合：
– 宋史说，嗣荣王夫人钱氏封安康郡夫人；
– 告身说，钱沆作为荣王亲属受封（这就很像“岳家”）。

放在一起看，很难不联想到——赵与芮的继妻，是钱沆的某位近亲女子，而姓钱这一点，是多条史料互相印证的。

现在问题就变成一个非常简单的选择题：

- 一边是宋元阶段的国史，外加推恩告身这种官方文书，佐证“嗣荣王夫人钱氏”；
- 一边是清代全祖望在自己宗族碑文里的一句“福王之妃亦出全氏”。

两者冲突时，到底该信谁？

全先生的答案很坚定：
– 家谱、地方志不会乱写；
– 国史也有错，《宋史》修得仓促；
– 全祖望说“度宗元舅是全昭孙”，又说“全家三世连戚畹”，既然有“续姑侄之姻”，那福王之妃肯定就是他们全家的姑娘。

甚至，他进一步脑补出一个完整故事：

- 赵与芮继妻，本是全思敬之女，也就是全昭孙过继前的亲妹妹；
- 全昭孙既是度宗岳父，又是度宗“继嫡母”的亲哥哥，所以叫“度宗元舅”；
- 后来，因为赵与芮逼小妾黄定喜堕胎，弄得家里不太光彩，等赵禥即位，为了护全氏名誉，就在史书里用“钱”通“全”，模糊处理，反正钱氏也是东南望族，挂她名下不丢人。

这一整套推演，乍看还挺圆，可惜有个致命问题：所有关键点，几乎都没有 contemporaneous 的史料支撑，全靠“合理想象”。

比如：“续姑侄之姻”这句话，全先生解释成“赵与芮继妻全氏和度宗皇后全玖姑侄相继嫁赵家”。但从历史语境看，这句话其实更自然指向的是：赵希瓐之妻慈宪全夫人（理宗之母）与度宗皇后全玖姑侄二人，同为皇帝本生母与正妻，这种“姑侄”关系才是事实存在的，且有多种史料明文可查。

再比如“度宗元舅”，从宗法角度讲，全昭孙过继给全大中之后，在宗法名分上，他是全大中的子，而不再是全思敬之子。古人对“宗法”看得比“血缘”重得多，所以就算他在血缘上是度宗生母的亲兄弟，在名义上很可能并不这么称；至于全祖望为何要用“元舅”这个词，他也没解释。

换句话说，全祖望已经在一些词语的使用上“照顾了本生血缘”，而不是严格遵从宗法。那在这种“偏向本家的叙述倾向”之下，他对“福王之妃”的判断，客观上就更容易产生误差。

再说得直白一点：
– 我们当然不能迷信“国史”，
– 但也不能把“家谱”“地方志”“家族碑文”当成绝对的真相。

尤其明清之后，谱匠兴起，族谱大批量被“加工”，把自家祖先往名门、名人身上贴的情况，非常普遍，致使不少谱牒成了半真半假的“理想系家史”。地方志也有同样的问题——大量内容是“据传”“闻之父老”“里中老人云”，没有严格考证程序。

研究历史的人，往往会这么排优先级：

- 同时期、带有公权力认可的史料（国史、诏令、告身） → 权重最大；
- 同时期有明确作者、可核对的文集、墓志 → 可作为相互验证；
- 其后代的家谱、祠堂碑 → 可提供线索，但需谨慎对待，尤其是和前两类冲突时。

在“福王之妃到底钱氏还是全氏”这一点上：

- 宋史 + 度宗本纪 + 推恩告身的钱沆 → 一致指向“钱氏”；
- 清代全祖望《鲒埼亭集》及后来的族谱、方志 → 认为“全氏”；
- 元代以后，没有任何权威史家出来说：“宋史此处错写，应为全氏。”

那站在一个比较谨慎的史学立场，我很难放着宋史、墓志、告身不信，而专去相信一条孤立的宗族自说自话。

更何况，赵宜淑墓志里，那句“则全赵之昏旧矣，今赵乃复归于全也。”其实已经点出全赵通婚的悠久。这种语气，实在不像是刻意隐藏“福王之妃是全氏”的样子，反而像是在给现有的几段婚姻画总结。

所以，从现有证据看，我更倾向于这样一个判断：

- 嗣荣王、福王赵与芮的继妻，封安康郡夫人的，确实是钱氏女，很可能出自钱沆那支宁宗权相家族；
- 全氏确实多次嫁赵家，包括理宗母慈宪全夫人、度宗皇后全玖，乃至赵孟桂的某位配偶；
- 全祖望在为自家祖上写碑文时，可能把“赵孟桂之妇全氏”这样的身份，不自觉地拔高、混同为“福王之妃”，后来的谱牒、地方志就一路照抄，没再细核。

至于全先生，他在从这堆资料里做取舍时，实际上不是在“考史”，而是在“择信”——他始终更愿意相信那一套能凸显本宗显赫、能给全家脸上添光彩的版本。而当这套版本和宋史冲突时，他的本能选择是：相信族谱，不信国史。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

很多人读历史，表面在找“真相”，实际上只是想找到一套能证明自己看法、证明自己血统、证明自己立场的证据。
– 如果史料支持他，那史料就被吹成“铁证”；
– 如果史料不支持，他就说“这书不可靠、修得仓促、有政治倾向”。

结果，“历史真相”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真正被捧在手心的，是那句：我愿意相信什么。

可历史这东西，很残酷，也很老实，它不听谁的立场，只听证据的分量。

赵与芮继妻到底姓钱还是姓全，其实对今天人，没什么现实影响。可正因如此，它才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能让我们看清自己：

当一条史料不符合你的期待时，你是愿意跟着证据走，还是愿意硬把它掰成你喜欢的样子？

这一点，比“福王之妃到底是哪家小姐”，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