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曾经的著名战地记者唐师曾去世了,因其名人效应,再一次引发了广泛关注。当然这次,主要是围绕如何评价他。
网上的声音分成了两种,一种是褒扬的,一种是批判的。有的是发文发视频评论,有的是留言评论。
褒扬的声音,把唐师曾说得有点神圣化,“伟大”“说真话”等,诸多溢美之词铺天盖地,唐师曾仿佛成了完美无缺之圣贤,堪比精神教父。
而批判的声音,则扒出唐师曾曾经说的错话、做的错事,说唐师曾崇洋媚外,心里只爱美国,对中国反而心怀不满。
这两种声音,产生了碰撞。
但其实,这种情况恰好说明,显然唐师曾是一个存在争议的人。因此,对于唐师曾应该一分为二地看,不可单一评价。
所以我认为,客观地一分为二地评价,才是对唐师曾之死应有的尊重。把他包装成完美的圣人,与把他说成是纯粹的坏人,都是对逝者亡灵的一种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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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师曾作为一名战地记者,当然算是优秀的,冒着炮火深入巴格达,留下大量珍贵战地影像。这一点不能否认,不能因为它说过“只到场,没立场”就一票否决。
战地记者,首先做到的是真实报道,把真相带给世界。“只到场,没立场”,唐师曾的这种报道原则,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合理之处。如果他能够把真相呈现出来,让观者自己去评论,这有什么不可以呢?
新闻报道的原则,灵魂之一就是真实性。唐师曾的“只到场,没立场”做到了这一点,他自己不作评论,不带入个人情感,这本应无可厚非的。
不过,唐师曾的问题在于,他没有意识到,由于他一贯崇尚美国,把自己的精神寄托于美国,所以他的“只到场,没立场”,实际上会被反对美国的人看作是“有立场”。
这个道理很简单,比如一个人的亲人做了坏事,他声称保持中立,不予评价,而这其实就是对其亲人的偏袒了,因为对于做坏事本应该予以批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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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师曾有没有说过真话?有没有“敢说真话”的表现?当然有。
比如对于一些公共议题,还有关于曾经的那场运动。
作为一个在少年时代经历过那十年的人,他有着深刻的记忆,同时他还记录过季羡林、萧乾等老一辈知识分子在那场运动中的遭遇 ,所以他在这方面有深刻体会,他又是一个性情中人,难免直言直语。
实际上,我看了他那篇把美国捧得太好太好的文章,我从中看出来的是,曾经的那场运动带来的对比。如果没有这个对比,或许唐师曾不会把美国说得那么好。
现实中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即某人明显有缺点,但是在另一个缺点更严重的人的对比之下,反而显得很好,其固有的缺点被忽略了。
美国在唐师曾的眼里就是这样。当然,这是一种对比之下的偏见。实际上美国并不是唐师曾说得那样好。
而唐师曾还把民族、国家与管理者混淆,国家是国家,民族是民族,这二者与管理者都不是一回事。错误的管理,源自管理者,不能因此对国家心怀不满。我们爱国,爱的是960万平方公里,爱的是上下五千年,爱的是五十六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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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师曾还有一件事,被很多人当做不为钱、不爱美国的证据,即放弃去美国继承他二伯的农场。
但其实,接手农场不代表就拥有巨额的财产,美国私人农场多的是,能不能赚钱还得靠打理,美国农场维护成本极高,有雇工、灌溉、赋税压力,接手不等于躺赚享福,要承担繁重经营压力,那不是金矿,干不好会赔本的。
唐师曾在书里明确说自己厌恶那种体力劳动。所以,他实际上是干不了才放弃的,而不是因为不爱钱钱财,也不是因为不爱美国。唐师曾爱美国,是非常深刻的。
当然,这不能代表唐师曾不爱国。爱国,有时候是很复杂的,并不是嘴上说爱国就是爱国,也不是嘴上有怨语就是不爱国。
不过我很理解,在一部分人那里,爱美国就是不爱中国。他们宁愿相信把儿子送去美国留学、去美国买房的人爱国,也不相信唐师曾爱国。
唐师曾已经去世,过度褒扬也好,过度批判也好,于他都已经无所谓了,关系到的,实际上是评论者本人。极端性评论,本质上反映出的是评论者的个人偏见,甚至是个人道德问题。
唐师曾不是一个绝对的坏人,孤烟暮蝉说唐师曾“坏得坦荡”,这有些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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