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聚在武汉：赵世炎之孙探望蔡和森之女

8月27日上午，赵世炎烈士之孙赵新炎从北京专程前往武汉，亲切看望蔡和森烈士女儿蔡转，共话革命家史，续写红色情缘。

年近百岁的蔡转，精神矍铄、思维清晰。一见到赵新炎，脸上便露出了笑容。赵新炎快步上前，带着深深敬意，俯身握住蔡转的手。

交谈中，两家人翻阅老照片，一起追忆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建党岁月。赵新炎深情回忆起祖父赵世炎与蔡和森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的深厚友谊——两人共同探讨救国真理，领导“占据里昂大学”运动，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奔走呼号。

蔡转则动情地讲述了父亲蔡和森与赵世炎为革命呕心沥血的英勇事迹，以及自己与赵新炎父亲赵施格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成长的经历。她说：“革命先辈们，把生命都交给了信仰。青年人生逢盛世，更要记得今天的中国从哪里走来。”

赵新炎说，蔡家、赵家是革命世交，作为革命烈士后人，我们回溯看历史，先辈们前赴后继，都是为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在前进道路上，困难难以避免，但一定是能够克服的；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党史就是生动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应该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发挥作用。此次探望既是两个革命烈士家庭后人的温情相聚，更是信仰的火炬在新时代悄然传递。（作者：罗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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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3月，环球学生会欢送勤工俭学学生。

1919年3月17日，随着汽笛一声长鸣，日本邮轮“因幡号”从上海起航远赴法国。在众多旅客中，89名脸上洋溢着憧憬和兴奋之情的中国青年格外引人注目。这是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1700多名有志青年远赴法兰西。这场100年前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仁人志士探索救亡图存道路的尝试，也是以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邓小平等为代表的先进“法漂”青年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运动。

“他日归来，扯开自由旗，唱起独立歌”

留法勤工俭学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民国初年的留法俭学会。

辛亥革命前，留学法德的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开始试验“俭以求学”，以“兴勤俭乐学之风”，建设“新社会”，陶冶“新国民”。1915年6月，李广安、张秀波、齐云卿等工人组织勤工俭学会，次年，蔡元培在法国创立华法教育会，重点是对参战华工进行教育以及组织中国留学生来法俭学。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之所以渐成潮流，寻求救国之道是最为根本的动力。1911年，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苦撑多年的大清帝国轰然倒塌，腐朽的专制王朝被推翻。令人失望的是，接踵而至的并不是“自由、平等、博爱”，而是军阀混战。旧中国的贫穷落后，列强的横行霸道，依然如故。

▲向警予、蔡畅、葛健豪等在法国。（图片来自互联网）

面对残破的现状，一般青年“普遍均感于环境的痛苦为大，感于教育的不良为次”。在不少人看来，“欲求利国福民之术，非学莫由，国内学术未备，势非留学不可”。于是，很多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抱着去法国研究欧洲、将来改造中国命运的宗旨而选择西游。

周恩来在诗中，进一步道出了当时青年到法国寻求救国之道的志向：

出国去，走东海、南海、红海、地中海，一处处的浪卷涛涌，奔腾浩瀚，送你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到那里，举起工具，出你的劳动汗，造你的成绩灿烂。磨炼你的才干，保你天真烂漫。他日归来，扯开自由旗，唱起独立歌。争女权，求平等，来到社会实验。推翻旧伦理，全凭你这心头一念。

寻找救国救民之良方，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最为深沉的动力和源泉。正是这种为国家寻出路、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之使命感，激励着先进青年不畏险阻，加入“法漂”洪流。

用“霸蛮”精神，猛看猛译马列主义著作

赴法勤工俭学青年抵达法国后，脏活累活都得干，因为这是他们维持基本生活的主要途径。他们的饮食起居也比较艰难。尽管如此，这些赴法勤工俭学的有志者仍然坚持学习。有人下午四时半收工，到五时就可开始读书；若是九时睡，可以读四小时，“大约此地同伴读书时间，多者四小时，小者二三小时”。王若飞亦在日记中描述：统计每日做工八点钟，读书五点钟，睡眠七点钟。

这些青年出国前没有或很少接触到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对于救国之道何在、真理何在，仍处于蒙昧之中。此时的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各种学说，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说。

▲在法国蒙达尼的橡胶厂做工的勤工俭学学生合影（图片来自互联网）

贺培真在日记中记载，他的工余时间除了学习有关法文和科学知识之外，还要阅读不少有关社会政治和苏俄革命的书，如《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共产主义者通讯》等。

“法漂”中的先进分子还克服语言障碍，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进行翻译和钻研。蔡和森就是“猛看猛译”马列著作的典型代表。1920年2月，蔡和森抵达法国后，用“霸蛮”精神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猛看猛译”马列主义著作，翻译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著作的重要章节，并且写下大量读书笔记。

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到法后，鲁莽看法文报，现门路大开，以世界大势律中国，对于改造计划略具规模。现搜集各种重要小册子约百种，拟编译一种传播运动的丛书。”同时强调，“现已搜集许多材料，猛看猛译，迟到年底，或能成就”。

周恩来在日本时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到欧洲后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精深研究，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他说:“我方到欧洲后对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

“法漂”青年逐渐意识到，要找到真理和实现真理之路，就得“理智地、自觉地、有效地投身于革命，就必须学习”。正因为如此，他们虽然身处艰苦环境之中，却依然以忘我的精神投入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钻研。

积极站在斗争第一线，发起“国外的五四运动”

先进“法漂”青年还非常注意考察欧洲工人运动，学习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经验。

赵世炎在规划中这样写道:“要同法国工人多多来往，考察他们的生活，学习他们的技术本领。”王若飞把“考察法国劳动真相”作为勤工俭学的主要目的，曾多次冒着危险前往罢工地点实地考察工人运动。

1920年，英国爆发百万煤矿工人大罢工。周恩来立即奔赴英国，写出长篇通讯，向中国人民详尽介绍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精神和这次大罢工的深远影响。

到1921年，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超过2000人，此时的他们陷入求工不得、欲学不能、生活无靠的困境。因长期营养不良又无钱看病，两年内不幸病死60余人。值此危急关头，蔡和森、向警予等人组织了400多名骨干，向中国驻法公使馆发起了一场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斗争。

1921年6月，北洋政府派出特使赴法，企图向法国政府借款3亿法郎，以用来购买军火、扩大内战。为了能够获得借款，北洋政府不惜以出卖海关、邮政和滇渝铁路建筑路权为担保。这一丧权辱国的大拍卖，很快被勤工俭学学生获悉，引起了极大义愤。

于是，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等人联合巴黎华侨各团体，成立拒款委员会，发表《拒款通言》，揭露借款内幕，呼吁“同胞一致进行，以与抗争”。

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积极站在斗争第一线，广大华工、各界爱国侨胞、各华人团体也纷纷响应。在强大的压力下，两国政府被迫签署借款作废声明。这次拒款斗争，被称为“国外的五四运动”。

1921年9月，法国政府通知停止发放给勤工俭学学生的“维持费”，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要求法方协助分批遣送勤工俭学学生回国。与此同时，以接纳勤工俭学学生为名义在里昂修建的中法大学，由吴稚晖等少数人把持，拒绝已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入学，却另从广州、上海等地招收100多名官绅子弟入学。

为争取求学的应有权利，在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等人领导下，正式成立勤工俭学联合会，提出誓死争回“里大”的方针。9月21日，联合会组织120余人的先遣队进驻里昂中法大学。法国政府派军警包围他们，除个别人设法得以走脱外，104名勤工俭学学生于10月中旬被强迫押送回国。

正是通过考察学习和领导参与斗争，周恩来、蔡和森等一批“法漂”先进青年明确认识到建立一个严密的、战斗性强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必要性。几个月后，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诞生，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从此揭开崭新的一页。

▲1921年上半年，旅欧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图片来自互联网）

艰苦的革命环境和伟大的斗争，亦使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的一大批优秀分子被锻造成为久经考验的革命家。据不完全统计，到中共三大召开时，全国共有党员420人。其中，在法、德、比以及从苏联回国的党员达77人；到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时，全国共有党员994人，留法的党员占全国总数的20%还多。

这些先进的勤工俭学青年虽然遭遇诸多困难，但他们克服重重障碍，走进了风格迥异的西方社会。他们怀揣救国救民之理想，仔细观察欧洲文明的方方面面，感慨中透露着失望和不满，在研究和比较中最终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摘编自2019年12月17日《解放日报》 吴原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