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朋友的儿子,人很聪明,但学习态度比较浮躁,朋友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屡屡督促他要努力,结果儿子大大咧咧地说:“我给你考上一本还不行吗?”
朋友跟我说起孩子时满脸无奈,我宽慰他说聪明人都有个性,他说:“聪明有个屁用!”
果真,朋友的担心并非多余,他儿子最终没有考上一本——当然,考不上一本也不代表没有前途。
我过去的一个同事,也是个聪明人,据他自己讲,他上高中三年从来不学习,每天都去打游戏,直到高考前两个星期,才把所有的课本翻一遍,结果考上了华中一所著名的财经大学。
我发现他记忆力确实挺好,他自己对此也很得意,“小时候站着吃奶我都记得”。
不过,我这个同事的工作表现一般,不知道算不算给“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做了个小小的注脚。
我曾经认真地翻捡过认识的几个聪明人,我发现他们混得并不比身边人更好,换言之,这些聪明人的实际生活状态低于大多数人对聪明人的预期。我这么说绝无“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意思,只是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当然,我说的聪明人都不是天才型人物,也就脑子反应快一点、记忆力好一点而已。
聪明人未必更容易成功,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成功与否更多地取决于一个人是否拥有智慧而非是否聪明。聪明和智慧是两码事,聪明是脑子转得快、记忆力好,适合做抢答题;智慧是深刻、有远见,有洞察力,适合做思考题。
关键就在这里,人生哪有那么多抢答题要做,相反,需要做的思考题却很多,比如能不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选择,就非常考验一个人的智慧。
还有,进取心及恒心也很重要,不幸的是,我发现大多数聪明人恰恰缺乏这方面的素质——这可能是上天的着意安排,当他为你打开一扇门,必定同时为你关上一扇窗,不会把所有的好事都让一个人占尽,就像不会把所有的不幸都加于一个人那样。
我这么说绝不意味着我在努力证明聪明人一定不会成功,而是说影响成功的因素很多,而聪明并不是最关键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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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的朋友杨照平,他是那种标准意义上的聪明人。
我和杨照平认识大约在1993年前后,那时他在镇政府大门东边开了一间电器修理铺,镜台小时候的玩具坏了常找他修,每次他都能做到手到病除,之后但凡玩具坏了,镜台都会说“找杨照平”,于是,杨照平见了镜台就会逗他:“找杨照平,找杨照平。”
我自然也就和杨照平熟了。他是北边杨庄的,距离我们村大约五六里的样子。那时候,小孩子的交际范围多局限于一个行政村之内,因为一个行政村的孩子上同一所小学,而他是另一个行政村的。
他大我两岁,我认识他那阵儿,正值他第一次从深圳回来孝敬父母的日子。
他人不错,热情,又仗义,这样的性格朋友自然多。比如,我岳父跟他也认识,而且更早。他们两个村庄距离不超过三里路,他往镇上去必定经过我岳父家门口。听岳父讲,他小名叫杨生,是爸妈老来生子,“他挺聪明,但没怎么上过学”,“前几年在深圳一家电子厂打工,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几年一直在家待着”。
很快,我就发现他的修理铺生意惨淡,虽然大部分时间门是开着的,常常一天也没一个顾客。屋里设施也极简陋,一张床,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把电烙铁、一个万用电表。有时候我找他也找不到,不知道他人去哪疯了。
渐渐地,我捋清了他那几年的人生轨迹:
他早在1990年之前就去了深圳,那时候深圳大量缺人,机会特别多,他人年轻,聪明,眼色活络,很快就引起了电子厂老板的注意,仅仅半年就提拔为线长,一年半后又提拔为车间主任。如果照这趋势发展下去,他会有一个不错的未来,可是他突然回了老家,而且一待就是三四年——这正是我认识他的那个时期。
一个说得通的解释是,他爸妈年龄大了,而他又是一个孝子,他不忍把爸妈撂在老家不管。其实,他那个时候已经结婚生子,但妻儿不在他重点关心的范围内。
记得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去了他的老家,见到他的父母,果然很苍老的样子。他家三间低矮的灰瓦房,屋里地面比外面深了一尺许,第一次踏进屋有栽倒的风险。
那时,他的妻子雷素琴已领着二儿子出走一年有余。
后来,我调去县城工作,他去县城办事也会找我。再后来我辞职出去打工,直至2001年去深圳工作,我俩的联系基本上断了。
2003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说也在深圳,他乡遇故交,很开心。那段时间,我们每周都会聚聚。
有一天,他说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问我要不要见一见,因为我知道他当时的婚姻状态,就没有给他任何建议。
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他又打来电话,说准备去杞县接雷素琴来深圳,“联系上了,我们约好了见面地点……”,我算了一下,此时距离雷离家出走已整整十年。
一周之后,他和妻子连同三个儿子来到南山区,我找了一家东北饺子馆请他们吃饭,雷素琴是个面善的一个人,称呼我时一口一个“兄弟”,很亲切。三个儿子中的老大约摸十四五岁的样子,个子很高;老三看起来和爸爸有点生份。
其间,杨照平说他一家人先在深圳待一段时间再做打算,一下子多出几张吃饭的嘴,艰难可想而知,我给他拿了3000块钱生活费——那时候我一个月工资也才4000块。
不久我调去惠州工作,和他就没再见面了,再后来我又去广州工作,和他的联系一度又断了。
2006年我回老家办事,他正好也在老家,岳父告诉他我回来了,他很快就到了,开着一辆挺新的蓝色马自达小皮卡。他没跟我说这几年的情况,只是说他前不久才从深圳回来的,“开了一天一夜”,我感觉到他心情不错,说话间时常爆发出朗朗笑声。
那个时候,乡里有车的人不多,他整天开着车在乡间土路上溜,身后扬起长长的烟尘,他很喜欢这种快感。
2012年我们又在老家见了一面,不过,这次他是骑自行车去的我岳父家,说话声音依旧很高,还主动问起镜台的近况,并回忆起当年找他修玩具那一幕,说罢又是一阵笑声。
晚上,我开车带他去镇上吃饭,问他孩子的情况,他说都在外面打工,“彬彬谈女朋友了吗?”“谈了,外地的,我还没见过。”
突然,他很认真地给我谈起他最近的一个计划:“我准备造一架飞机。”
什么?造一架飞机?我大吃一惊,好在车里的点点荧光映不出我的表情。我问:“难度大吗?” 他说:“不大,有8000块钱就够了,零件在淘宝上都能买。”
我没有再接他的话题——本来,我应该问他飞机造成之后干什么用,以及这个飞机到底是一个大号的玩具还是真能载人那种。
事后我回想,他给我说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什么,想要我支援他一下吗?
自那次见面至今,一晃十几年又过去了,我们再也不曾见面,他现在做什么、在哪里,我都一无所知,岳父说他也不知道,只说很久没见过他了,“他运气一直都不太好。”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岂止运气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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