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夫：“复合价值论”需要深入探讨的几个问题

中国民商

为改革发声

为民企立言

微信号：ce_china

李坤(天津重钢机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提出的“复合价值论”,确实可以被视为价值理论研究的一种新进展，但需要明确的是，这种“新进展”主要体现在微观企业管理实践和理论应用边界的拓展上。

“复合价值论”的新进展，一是突破了传统价值理论的单一化局限。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强调劳动创造价值，西方经济学强调主观效用，而“复合价值论”提出了一种多元利益相关者协同创造价值的新范式。

二是构建了可量化的多维价值模型：CV=(Cf×H×S×K)×(1+A)。该模型将企业价值解构为基础必备层：客户幸福价值(Cf)、员工幸福价值(H)、社会贡献价值(S)、资本持续价值(K)；智能赋能层：智能系统价值(A)。这种量化模型为企业自我诊断和动态优化提供了具体工具，突破了传统企业经营单一目标（如利润最大化）的约束。

基础必备层采用乘法逻辑体现共生关系。这意味着各利益相关方的价值诉求并非零和博弈，而是相互促进、协同增长。同时，乘法逻辑也暗示任一维度的严重缺失或短板都会直接拉低整体价值创造，导致整体价值塌缩，这本身就是对企业短期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

智能赋能层采用乘数逻辑，以(1+A) 的乘数形式对前四大基础价值实现放大效应。该维度可依据企业数字化水平、行业属性与发展阶段差异化赋值。对于成长期、成熟期或科创型企业，可正向赋值（A>0）强化赋能；而对于初创期、困难期或数字化低效企业，可赋值（A=0 或 A<0），此时企业需聚焦基础价值夯实。

三是与“新质生产力”的内在呼应。 “复合价值论”与当前强调技术创新、数据要素、高素质劳动的新质生产力存在内在呼应。该理论指出，技术赋能（提升A值）若脱离员工幸福与社会贡献，可能加剧分配失衡；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健康发展需要复合价值导向的价值分配机制作为制度配套，以实现“技术—经济—社会”的系统协调。

“复合价值论”的提出，虽然未能改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在宏观价值源泉和决定机制上的根本分歧，但它丰富了价值理论的应用场景，尤其在微观企业治理、多元利益协同以及新质生产力应用等具体实践领域取得了新的进展，为我们的价值理论研究拓展了新的视野。

一、员工幸福价值是否企业价值创造的基石？

就员工幸福价值而言，在复合价值（CV）模型中，员工幸福价值（H）不仅是企业价值创造的基石，更是驱动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引擎。核心地位是复合价值模型基础必备层的关键乘数。这意味着，员工幸福并非可有可无的附加项，而是不可或缺的乘数因子。

核心作用是从“成本”到“资本”的战略转化。员工幸福不仅仅是工作场所的关怀，更是构成企业战略无形资产的要素。研究表明，员工满意度与企业的财务绩效、股票超额收益呈显著正相关。在技术密集型或科创型企业中，人力资本和创新动能的放大作用尤为明显。

在现代人力资本价值优先的时代，员工幸福与组织效能并非对立。真正的员工幸福不仅包含物质回报，更来源于在组织中被认可、拥有发展平台并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以提升员工价值创造能力，本身就是效能提升的体现。

员工幸福价值强调将员工从被动的执行者转化为“事业合伙人”。当员工对企业文化和价值观产生高度认同时，其自我管理和自我激励的效能将大幅提升，从而为企业创造远超传统雇佣关系的价值。

员工幸福价值并非企业盈利后的“奢侈品”。即便在企业面临经营困难、累计净利润为负的情况下，坚守员工幸福底线（如保障薪酬占比、稳定就业）也能成为企业培育长期竞争力的过程。这种“战略性亏损中的价值坚守”，证明了员工幸福导向可以成为企业经营的内在信念。

二、资本持续价值是否企业价值创造的核心？

在复合价值（CV）模型中，资本持续价值（K）不仅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更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核心地位是复合价值基础必备层的共生要素。这意味着资本价值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其他利益相关方的价值诉求相互促进、协同增长，各维度的短板都会直接拉低整体价值创造 。

核心作用是创新要素的“粘合剂”。 在新质生产力条件下，资本持续价值的作用早已超越了传统的“物质投入要素”。它扮演着推动知识、技术、数据和管理等创新要素集聚和优化配置的重要“粘合剂”角色。特别是风险资本和耐心资本，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实际的价值创造过程中，资本持续价值需要与其他维度进行动态平衡。五维价值之间并非天然和谐，短期内资本持续价值与社会贡献价值之间可能存在资源竞争。复合价值论主张通过制度设计（如员工持股、长期激励）和时间维度上的动态平衡（如阶段性侧重、长期收敛）来实现多元要素的协同增长。

强调资本持续价值，意味着企业需从单一的“利润最大化”转向“附加价值最大化”的经营导向。通过将资本增值与员工成长、技术进步及企业可持续发展深度绑定，资本才能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微观支撑力量。

简而言之，资本持续价值（K）在复合价值创造中既是不可或缺的基石，也是催化技术与管理创新的纽带，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多元价值的协同最大化。

三、AI与劳动者价值创造是否存在协同效应？

劳动者的价值创造与AI的价值创造并非“谁替代谁”的零和博弈，而是一种相互依存、协同进化的关系。

首先，AI是劳动者价值的“物化”与“延伸” AI所展现出的强大算力、模式识别甚至“类劳动”特征，其底层逻辑依然是人类劳动的延续。一是AI系统从底层算法设计、数据采集标注，到模型训练优化与迭代升级，每一个环节都凝结着大量科研人员、工程师与程序员的活劳动。二是AI作为固定资本和劳动资料，其作用是将自身蕴含的价值按照磨损程度逐步转移到新产品中。

其次，碳硅共生的“认知合伙” 在智能时代，传统的岗位被解构，劳动者与AI形成了“碳硅共生”的新型分工机制，各自发挥比较优势。AI的优势（硅基智能）是擅长暴力计算、海量记忆、精准模式识别、无疲劳迭代以及处理高重复性、规则明确的边缘技能任务。 劳动者的优势（碳基智能）是人类的核心优势在于直觉感知、伦理判断、情感共情、不确定性决策和创新灵感。这种分工促使人类从繁琐的试错中解放，专注于更高维度的战略洞察与复杂系统驾驭，实现“1+1>2”的协同效应。

第三，复杂劳动的“倍加效应”。 AI的广泛应用并没有削弱劳动者的价值创造，反而通过改变劳动形态，推动了价值创造的跃升。 AI将分散的个人劳动汇聚为“总体工人”的社会化大生产。在这个庞大的网络中，不仅包括直接的工程师，还包括间接贡献数据的亿万用户，劳动者的协作广度达到了空前水平。随着AI替代了程序化的简单劳动，社会劳动力结构加速向高技能、高知识方向转型。研发创新、算法设计等新型智能劳动属于高密度的复杂劳动，在单位时间内凝结的价值量远高于传统简单劳动，从而产生显著的“倍加效应”。

第四，从“人机替代”到“认知合伙”。在复合价值创造的语境下，AI的引入改变了资本支配劳动的具体实现形式，但也为劳动者提供了进化的契机。在资本逻辑主导下，AI可能成为更隐蔽的规训工具（如算法管理、数据垄断），延伸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权。

为了跨越这种张力，必须确立“人主机辅”的底层逻辑。通过制度创新（如员工持股、长期激励），让劳动者分享AI带来的生产力跃升红利。当劳动者从“被替代的担忧者”转变为驾驭AI的“认知合伙人”时，AI才能真正成为放大劳动者价值、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强大工具。总之，AI无法取代劳动者在价值创造中的核心地位。AI是劳动者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武器，两者的关系是人类设定目标与意义，AI提供算力与执行，最终由人类劳动者在“碳硅共生”中实现价值的指数级跃升。

四、AI在复合价值创造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在复合价值创造中，AI扮演着从“底层赋能工具”到“核心驱动引擎”的多重角色，其地位和作用一是物化劳动与先进生产工具。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AI在价值创造中的本质地位是“物化劳动”的凝结，而非独立的价值创造主体。

二是产业跨界融合与生态重构的核心纽带。在产业实践中，AI是实现复合价值创造的关键技术支撑，推动产业从单一制造向“产品+服务”、“产品+研发”的复合价值创造模式转型。

三是催生“智能复利”与重塑商业模式的底层基础设施。在商业竞争层面，AI正从单纯的效率工具演变为社会的基础设施，其核心作用机制在于创造“智能复利”。

AI系统（尤其是智能体）在执行端到端任务的过程中，能够获取真实世界的反馈并不断自我修正与提升，实现从“优化现有业务”向“重塑商业模式”的跨越。AI在复合价值创造中既是提升生产效能的先进工具，也是推动产业生态融合与商业模式重塑的核心引擎。但归根结底，AI是服务于人类、解放人类的智能伙伴，复合价值的真正源泉依然是背后不断向高附加值方向升级的人类活劳动。

五、复合价值论与剩余价值理论是否有内在的逻辑关联？

复合价值论与剩余价值理论在经济学思想史上分别代表了不同历史阶段和发展背景下的理论探索。二者在价值来源、分析框架与分配逻辑上存在根本差异，但在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又具有内在的互补与丰富关系。

复合价值论高度认同劳动者是价值创造的核心力量，并将管理劳动、技术劳动、服务劳动等新型劳动形态纳入分析框架，丰富了价值创造主体的内涵。

剩余价值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而复合价值论则提供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如何实现多元价值协同的实操路径。二者在不同层次上丰富了价值理论体系，共同服务于现代经济的发展。

从广义角度看，无论是剩余价值理论，还是复合价值论，都承认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在满足自身及家庭需要（自用价值）之外，必然存在超出部分（即剩余价值）。在社会主义社会，这部分剩余价值是企业利润和国家财政收入的源泉，是社会机器运转和发展的基础。复合价值论正是通过优化分配机制，让这部分“剩余”更好地回馈给创造它的劳动者和多元要素贡献者。

1. “资本持续价值（K）”与剩余价值资本化。

复合价值论中的 K（资本持续价值），在剩余价值理论的语境下，对应的是资本积累过程 —— 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追加资本，实现扩大再生产。

就剩余价值理论来说，资本积累的源泉是剩余价值，积累意味着剥削规模的扩大。

从复合价值论视角看，K是五维共生的一环，资本增值建立在客户、员工、社会价值协同的基础上，而非单纯依赖对 v 的挤压。

关键的差异在于，剩余价值理论中资本积累与劳动者利益存在结构性对立；复合价值论则试图通过制度设计（员工持股）使劳动者同时成为资本所有者，从而消解这一对立。

2. “员工幸福价值（H）”与剩余价值率。

H 的提升（人工费占比提升至 28%、人均产值达行业 2.1 倍）在剩余价值论框架下意味着：若工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必要劳动时间延长 → 剩余价值率 (m') 下降；若工资增长同步于或慢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 相对剩余价值仍可扩大。

重钢机械的实践是：人工费占比提升的同时，人均产值达到行业均值 2.1 倍 —— 这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超过了工资增长，在剩余价值论框架下，这恰恰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典型路径。换言之，复合价值论的 “员工幸福”与剩余价值的增长并非必然矛盾，二者可以在生产率大幅提升的条件下共存。

3. “智能系统价值（A）”与相对剩余价值。

A 作为乘数(1+A)，通过智能制造提升效率、降低成本 —— 这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正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当代形态：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 提高劳动生产率 → 降低劳动力价值 → 缩短必要劳动时间 → 扩大剩余劳动时间。

复合价值论将这一机制从“资本单方面获利”重构为“智能赋能放大整体复合价值”，但 A 的乘数效应在客观上确实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而这在马克思理论中会导致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复合价值论并未回应这一宏观规律，因为它定位于微观企业层面。

4.“社会贡献价值（S）”与剩余价值的社会分割。

S（纳税、就业、环保）在剩余价值论中对应的是剩余价值的社会再分配—— 税收本质上是国家以政治权力参与剩余价值分割，用于社会公共支出。

就剩余价值理论来说，税收是对 m 的扣除，不改变 m 来源于剥削这一本质。

从复合价值论视角看，S 是企业价值创造的内在维度，不是利润的 "额外扣除"，而是与其他四维共生的必要组成。

复合价值论在天津重钢机械的实践，可否理解为，通过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在相对剩余价值增长的同时，让渡部分剩余价值给劳动者和社会，从而实现高工资、高税收、高利润的“三高”共存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本文系作者在北京大成企业研究院“‘复合价值创造’专题交流会”上的发言，2026年8月21日）

来源：北京大成企业研究院

监制： 李秀江

主编：庄双博

责编：石 歌

版权声明：本公众号除注明出处的文章外，均为原创，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转载自中国民商， ID : ce_china。

投稿/合作/联系信箱：

zhgmsservice@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