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檐”之下，我们究竟能读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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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达州融媒）

20世纪90年代初，在达城的《通川日报》和《通川广播电视报》上，我经常看到连载的罗伟章先生的小说。那时，我在县中教学和基层的管理工作繁忙，并没有读过他的任何一篇文章，也不认识他。2016年7月前后，我收到雍朝勉先生寄来的《雍国泰文集》《雍国泰纪念文集》。在《雍国泰纪念文集》里，我读到罗伟章先生撰写雍国泰先生的几篇文章，才知道罗伟章与雍国泰是“忘年之交”。见到罗伟章先生是最近几年的事。四川文理学院巴山作家群研究院成立后，我们请罗伟章先生来校开讲座，之后又有多次研讨和采风活动，我们就更加熟悉。罗伟章先生给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为人谦逊，专注于写作，很少在微信朋友圈里“冒泡儿”，他著述等身。

罗伟章（受访者供图）

罗伟章先生是达州巴山作家群的领军人物之一。2026年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正式揭晓，他的《屋檐》荣获中篇小说奖，实乃可喜可贺！

喜讯一出，我就同大家一样对《屋檐》进行了多遍欣赏性阅读学习。我们都知道，“阅读”是一种无声的对话，任何人阅读一个文本都是有“前理解”的，都是用自己（读者）内部已有的认知思维结构、情感结构和阅读经验来与文本进行交流，找到一个所谓“共享视域”。读者的“前理解”越广阔、越深厚，看到的“视域”也就越广阔、越深厚。同样，我们要评论一部小说，评论者的理论水平就是“前理解”，评论者（当然也包括读者）的理论水平越高，对作家了解越多，对阅读的对象就会越丰富，就能看到这部小说更深的层次。

读罢罗伟章先生的《屋檐》，我想起美国哲学家、美学家苏珊·卡纳斯·朗格在他的代表作《情感与形式》第207页里的一段话：“整个作品的情感就是符号的‘含义’，就是艺术家在世界中发现的实在，艺术家打算把它的清晰概念展示给自己的同代人的实在。”这句话，就是朗格符号学艺术理论体系中最为核心的三位一体的东西。北京大学胡经之、王岳川教授在1994年10月主编的《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的第142页，把这个核心理论体系中朗格的话用如下等式表示：作品的情感=符号的含义=世界的实在。

根据朗格的符号学艺术理论，作品的情感形式、作家的生命形式，必将借助艺术幻象来表现。文学，就是虚幻的生活；小说，就是虚幻的过去。罗伟章先生的中篇小说《屋檐》，就是以第一人称“我”——以一位曾经在州城一中老教师的身份，与都市青年租客在合租“屋檐”下的对话。“我”向都市青年诉说过去的一段教师生活，从而串联起两代人的青春，叩问现代性下的都市青年的孤独与伦理重建。

“屋檐”即是罗伟章先生幻象的文化符号。它有着如下三重变奏——“屋檐”符号：意蕴与解码；“屋檐”之下：温情与冷漠；“屋檐”之上：隐忧与期望。

罗伟章（受访者供图）

“屋檐”符号：意蕴与解码

人类生活在大地之上，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必须要住进房屋：白天以求躲避炽热的阳光和风霜雨雪；夜晚以求劳作后的休眠和繁衍。人类进入城市生活，首先考虑的是找个房子把自己安顿下来，或购买，或租赁。“屋檐”借代整体的房屋。小说《屋檐》，就是作家创设的特定文化符号。符号学认为：文化就是一整套符号体系；以文化哲学来探索人，得出人的新定义——人是创造符号的动物。以文化哲学来看，人所面对的世界，不是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世界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世界之中。文学，特别是小说，又特别是现实主义小说，就是要用符号对外在世界的丰富性和具体性进行显示。符号学家卡西尔在《人论》第200页说：“艺术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能使我们看见平凡事物的真面目。”罗伟章先生小说的《屋檐》，就是剥离现代城市生活丰富复杂的具体性，而用“屋檐”意象符号化地指出了其真实面目。

川东人有一句俗话说得好：“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为我们解码《屋檐》，提供了很好的思维启迪。作家通过向现代城市青年讲述“很久很久以前”“我”的城市生活故事，就是艺术化地讲述城市生活的智慧：守规矩，先把自己安顿、生活下来；先隐忍，然后求蓄势待发。

“屋檐”之下：冷漠与温情

中国旧时代知识分子读书求功名，很辛苦很刻苦很勤奋，用了一个成语叫“风檐寸晷”。用这个“屋檐”之下，告诉我们如何蓄势待发。

那时“我”（孙进宇）大学毕业，分到州城一中教中学语文。学校地盘有限，没有房子给我们“新毛团”住，就在离校两公里外，一家叫163的过去是军工企业的医院租赁单间。“我”和“新毛团”们居住于此，环境是恐惧的：“以前是病房，睡到半夜，往往听到木楼响起沉缓的脚步声，还有或深或浅、或长或短的呻吟，偶尔，甚至会传出一声惨叫……”居住环境的恐惧，“让我们知晓生命之重”。

“让我们知晓生命之重”的还有环境的冷漠。语文和英语教师要上早自习辅导，163医院的铁门按以前管理惯例要早上8点才开，叫门、拍打门，守门老头十分冷漠、装聋作哑。为了赶上早自习，“我”（孙进宇）和英语老师（梨木月）只好翻铁门出，往学校赶。梨木月被铁门长三角矛刺伤鲜血直流；上学校的三里土路是碗碴路，没有路灯，偶有汽车拉煤经过，尘土飞扬，喇叭声如放高射炮，向学校领导反映我们的痛苦，依然是未果的冷漠三年；学校上课，由于与矿务局的停车场比邻，拉煤车进进出出，噪声不断，老师讲课变成“吼课”，坏了嗓子，疲了身心……

当然，“屋檐”之下，也不乏温情。“我”帮助梨木月“翻铁门”多次，“从那以后，凡是她的早自习课，我都去门口送她”整整三年，产生了爱情，直至牵手婚姻；田文老师、崔志远老师、鲁小强老师等温暖的同事情，表现在“替梨木月受伤流血，走路跛脚仍坚持上课”的深深同情，以及向校方反映，请求给予帮助，等等。

“屋檐”之上：隐忧与期望

赫拉克利特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句格言如果对于科学家的太阳不适用的话，对于作家的太阳则是真的。歌德说：“艺术并不打算在深度和广度上与自然竞争，它停留于自然现象的表面，但它有着自己的深度。”朗格强调“生命感是常新的”。德国哲学家‌约瑟夫·皮珀‌的名言‌‌：“激情和理想主义色彩的人，头顶有两重世界：一重是星空，一重是屋顶。人在星空下生活，在屋顶下生存。”强调精神追求（星空）与现实生存（屋顶）的张力。

《屋檐》向读者表达“爱自己的屋檐下，更爱屋檐之上的天空”。罗伟章先生运用“屋檐”之上的爱，这种情感生命符号的常新，有了他对世界实在的深度开掘和精神张力——隐忧与期望。

《屋檐》虽是一部中篇小说，但作品内涵十分丰富，“屋檐之上”文化符号也十分明显。有20世纪中国西部地区基础教育教师生存状态的隐忧和期望：学校能否对教师更多的关爱？早上6点半签到、查岗、坐班打卡，晚上守学生自习，查寝直到10点才能回家；有对学校某些领导干部的腐败以及两面人生的隐忧和期望：学校总务主任黄某，平时骑着自行车忙天忙地，一遇同事，客客气气，私下却是灵魂腐败，采购的粉笔和红圆珠笔劣质而吃大量回扣；有对治理校园周边环境，特别是噪声的隐忧和期望；有对国企改革后不动资产如何有效利用的隐忧和期望……

小说《屋檐》最为出彩的是，“屋檐”之上，对合租现代城市青年在现代性的叩问下，孤独与伦理重建的隐忧与期望。作家用第二人称（你们）加以殷殷劝诫：要像早晨担菜卖的农民一样勤奋而心态阳光，要像“我”等老一辈知识分子青春时那样，守单位规矩，隐忍吃苦，恋爱结婚，繁衍子嗣，热爱生活，蓄势待发。

当然，小说《屋檐》反映的广阔社会生活，难以仅用符号学进行一一欣赏。比如人物名“孙进宇”，有没有“先当孙子，才能进入事业广袤无垠的宇宙”？比如“梨木月”，有没有“梨花院落溶溶月”中“梨木”资底细腻的诗意美感？比如写一批“新毛团”老师的师范技能高超，学问高致，那些精彩语言的赏析……无法面面俱到。

“有其树，必有其果。”罗伟章先生的《屋檐》荣获第九届鲁奖，是实力积淀的结果，因为我们深知“有德者必有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