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袁宏调走那天，是个阴天。
梧桐叶子被风卷起来，贴着地面沙沙响。
他把一个旧公文包放进车后座，回头看了我一眼，只说了两个字：“走了。”然后车门关上，车尾灯在雾蒙蒙的街口闪了一下，就没了影。
我攥着车钥匙站在大院门口，心里像塞了一团湿棉花。
八年了，风里雨里，没换来一句实在话。
中午回车队，赵高飞靠着门框笑，说老程你这马屁拍得真值，人家连句再见都懒得跟你多说。
我没吭声。
傍晚，我一个人把车开进洗车棚，趴在后座底下做最后一遍清理，手指碰到了一件硬邦邦的东西。
拽出来一看，是件旧羽绒服。
口袋里有一叠泛黄的收据，十七张，全是这些年我垫过的油钱、饭钱、修车费。
最底下压着一张字条，上头写着：“车钥匙是公家的，东西是你的。”
我蹲在车棚里，看了很久。第二天一早，组织部打电话来了。
01
那天晚上回家，周玉萍已经做好了饭。她见我不对劲，扒拉了两口就放下筷子，问是不是袁宏走的事。
我没说话，把那叠收据掏出来搁在桌上。
周玉萍拿起来翻，越翻眉头越紧。她抬头看我：“这老头儿留着这些干什么？几年了都没报销，现在走了才留给你？”
我说：“不知道。”
周玉萍又把那张字条看了一遍，轻声说：“程伟，你觉不觉得这事儿透着怪？”
我没接话。
我也觉得怪，可我说不上来哪里怪。
袁宏这个人，我跟他八年，他从来没夸过我一句。
开会开晚了，他在车里打盹，我在外头冻着，从没让我上车暖和过。
有一回下大雪，我给他送文件到家里，他就站在门廊里接了文件，连个热乎话都没有。
可就是这么个人，把我垫的每一笔钱都记着，分文没动。
夜里我躺在床上一宿没合眼，脑海浑浑噩噩。
天快亮的时候，我在枕头上翻了个身，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大哥程建军生前也是在政府车队开车的。
他出事那年，我刚从部队转业回来，在汽修厂干了半年，才被招进车队。
那起事故，组织上给了结论，说是疲劳驾驶，追尾了。
可我始终记得，大哥出事前三天回家吃饭，蹲在门槛上抽烟，忽然冒出一句：“那车刹车有点软。”当时我没当回事。
后来想再问，大哥已经不在了。
我为什么忽然想起这个？
说不清。
可能是因为袁宏留下的那十七张收据里，有一张的日期，正好是大哥出事那年的十一月。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干脆起来，把那张收据摊在灯底下看，金额是三十二块五，项目写的是“修车”。
袁宏的字迹，工工整整的。
第二天到车队，我的更衣柜已经空了。
旧搪瓷缸、几本行车日志、一件备用的军大衣，全塞在一个破纸箱里，搁在车库门口。
赵高飞靠在门框上，冲我扬了扬下巴：“老程，袁领导走了，你那个岗位也该动动了。帕萨特的钥匙和车牌，今天起我代管。”
我看了他一眼，没吱声。钥匙在我口袋里，攥出了汗。
“程师傅，”旁边一个新来的实习生小声喊了一句，“赵哥让你把钥匙交出来。”
我没理他。
我一个人进了车库，把帕萨特的机盖掀开，装模作样地检查机油。
其实我就是在里头待着，不想出去跟人吵。
赵高飞跟了进来，站在我背后，声音不高不低：“老程，我不是跟你过不去。上头说袁宏的廉洁审查要启动，你是他的司机，你的油卡台账人家要调走。你先把钥匙给我，别让我难办。”
我这才转过身来：“谁要调？”
“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黄云。”
我认识黄云，袁宏的远房表妹，在局里做财务。
她这个人嘴碎，但心眼不坏。
她要是来调油卡，那多半是章程上的事。
可我心里还是打了个突。
因为这些年，袁宏的油卡一直是我管着。
我确实在去年冬天，拿那张卡给周玉萍她弟的货车加过一回油。
就一回，两百来块钱。
虽然事后我按市价把钱折进了卡里，可要是真翻旧账，这事说不清。
我从车库里出来时，黄云已经在门口等着了。她穿着件灰色外套，手里夹着个文件夹，看见我就招手：“程师傅，你来一下。”
我们站在车棚边上。
黄云低声说：“袁宏走的时候，把你那台车的油卡台账全提走了，说是要交纪委配合审查。我问你一句话，你实话告诉我，油卡有没有动过手脚？”
我沉默了几秒。
黄云叹了口气：“程师傅，你要是真有问题，趁早自己说。别等人家查出来，性质就不一样了。”
我说：“动过，去年给我小舅子加过一次油，钱我折回去了。”
黄云看着我，半天没说话。末了她点了点头：“行，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回头我看看能不能帮你把事情抹平了。”
她说完就走了，留我一个人站在风里头。
那风凉飕飕的，吹得我后背发麻。
我想起大哥程建军那年在抽屉里留下的字条，写着“车有问题”。
我越想越后怕，总觉得有一张无形的大网，正从四面八方合拢过来。
当天下午，我接到一个电话。
市组织部干部一科的何广福，约我第二天上午九点去八楼会议室。
挂了电话，我在车库门口蹲了许久。
烟抽了一根又一根，脚边落了一地烟灰。
那张字条后来不见了，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
晚上回到家，周玉萍听我说完，眼圈当时就红了。她坐在沙发上，声音有点抖：“程伟，要不咱别干了。你辞职，开个出租也行，总比进去强。”
我说：“我不跑。跑了才是真有事。”
话是这么说，可我躺到床上，翻来覆去，一夜没合眼。
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那叠收据、那张字条，还有黄云那句“你自己说实话”。
袁宏要是真想害我，他没必要留那十七张收据。
可他要不是想害我，他把油卡台账交上去做什么？
窗外的风呼呼刮着，跟猫叫似的。
我翻了个身，看了周玉萍一眼。
她睡得不沉，眉头锁着，好像在做噩梦。
我伸过手去，轻轻把她眉心揉开。
心里忽然有点不是滋味。
我程伟在这个单位干了十七年，到头来，连自己明天能不能饭碗保住都不知道。
02
第二天早上，我提前半个小时到了单位，没去车库，直接上了八楼。
会议室的门虚掩着。我敲了两下，听见里头有人说：“请进。”
何广福五十出头，白衬衫，深灰夹克，长得像个和气的中年教师。
他坐在长桌对面，手里捏着一支签字笔，见我进来，笑了一下：“程伟同志，坐。”
我坐下来，屁股只敢挨着半个椅子。
何广福给我倒了杯茶，放到我面前，然后自己坐下，翻着一本笔记本，慢条斯理地开口：“别紧张，就是聊聊天。三个问题。”
我端着茶杯，烫得手心发热。
何广福问：“袁宏同志在任期间，有没有公车私用的情况？”
我说：“没有。他私事从来不让我动车。”
何广福在笔记本上画了个记号，又问：“他有没有让你办过私事？”
我想了想：“没有。有一回他家里人过生日，他自己骑自行车去的。”
何广福点点头，沉吟片刻：“袁宏这八年的油卡使用，有没有异常？”
我低下头，看着茶杯里的茶叶浮浮沉沉。
沉默了一会儿，我说：“何科长，有一件事我必须说。去年十一月，我拿袁秘书长名下的油卡，给我小舅子的货车加过一次油，两百三十块。钱我后来折回去了，油卡的账是平的。”
何广福没吭声，手里的笔停住了。
我接着说：“这事袁秘书长不知道。是我自己犯了糊涂。”
我把话说完了，心里反倒松下来。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何广福看了我很久。
然后他放下笔，拉开手边的抽屉，拿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从里面抽出一叠复印件，推到我面前。
我低头一看，是那十七张收据的复印件，一张张规规矩矩地排着，下头还有袁宏的笔迹：“待核销。”
何广福说：“袁宏调走前一周，把这些东西交到我手上。他说，如果程伟来组织部谈话，就把这个给他看。”
我盯着那叠纸，手有点抖。
何广福又从档案袋里取出一张稿纸，上面是袁宏的字，写得很工整：“该同志忠于职守，严于律己，无不良嗜好，拟推荐至车辆调度中心培养使用。另，请组织审慎核查车队次年度维修费用报批情况。”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何广福把文件收回去，语气平静：“程伟同志，你这八年的行车记录，我们已经调了。除了你刚才说的那一次，其余的账，干干净净。”
我低下头，鼻尖有点酸。何广福又说：“今天找你，不是要查你。是想看看，你这个人，值不值得组织托付一些事。”
他说完，合上笔记本，站起来，朝我点了点头：“你先回去，明天有消息。”
我站起来，腿有点软。走出会议室时，我回头看了一眼。何广福站在窗边，正望着外头灰蒙蒙的天，手里那支签字笔，一下一下敲着窗台。
03
我出了市政府大院，刚走到路口，手机响了。
是个陌生号码，一接，是冯福贵。
冯福贵是以前汽修厂的老师傅，六十多岁，退了休，自己在城东巷子口开了个小修车铺。
我以前常去他那儿给帕萨特做保养，一来二去就熟了。
他在电话里嗓门很大：“程伟，你赶紧过来一趟！”
我心里咯噔一下：“怎么了？”
“刚才有个人拿着一条旧刹车油管来，问我能不能做磨损鉴定。我看了一眼，那管子上头的序列号，是你那台帕萨特的。”冯福贵喘着粗气，“我说做不了，让他走了。他刚走不远，我越想越不对，你赶紧来！”
我挂了电话，站在路边，后背一阵发凉。
刹车油管。
帕萨特的刹车油管。
谁会拿着那根油管去做磨损鉴定？
我想起那天晚上在车库独自清理时，趴下去看过底盘，制动分泵那块有点渗油。
当时没多在意，只以为是老化。
现在冯福贵这么一说，我忽然明白过来，那不是老化，是有人动过手脚。
我拦了辆出租车，直奔冯福贵的铺子。
铺子门口还停着那辆旧面包车，冯福贵蹲在台阶上抽烟，见我来了，站起来，把一个塑料袋子塞到我手里：“就是这个，你看。”
我接过袋子，里面是一根黑乎乎油管，接口处有严重的磨损痕迹。
我翻过来看序列号，没错，跟我那台帕萨特上换下来的那根一模一样。
可问题是，这根管子不该出现在这里。
它应该在报废回收站，或者被登记在维修档案里，而不是被一个不明身份的人拿着到处找鉴定。
“那人什么样？”我问。
冯福贵想了想：“四十来岁，高个子，穿件深色夹克，说话带着点官腔。他说是市政府哪个部门的，要动个驾驶员。我听着不对，支应走他后查了一下，那条油管上的序列号，就是你这台帕萨特的。”
我心里一沉。冯福贵看着我的脸色：“程伟，你老实说，是不是得罪人了？”
我把塑料袋收好，塞进外套里面，说：“师傅，这事你帮我保密，别跟任何人提。”
冯福贵重重地点头：“你放心，我嘴严着呢。”
我出铺子时，天已经擦黑了。
冷风灌进领口，我打了个寒颤。
站在路边，我给何广福打了个电话，响了很久他才接。
何广福的声音有点沉：“程伟，怎么了？”
我说：“何科长，我有点材料想给你。是帕萨特这半年来的维修记录和油卡流水，我自己整理了一份。”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他说：“明天早上送到纪工委办公室。记住，用档案袋封好，写我名字。”
我应了一声，挂了电话。
回到家里，周玉萍正往桌上端菜。见我进来，她抬头看了我一眼：“你脸色怎么这么差？”
我说：“没事，有点累。”
我没说油管的事。
我进了卧室，把藏在衣柜下层的行车记录仪存储卡摸出来，确认没坏，然后把它和那根油管一起，用一层旧报纸裹紧，塞进了米缸底下。
周玉萍端着碗站在卧室门口，看见我蹲在米缸边，愣住了：“你干嘛呢？”
我说：“没什么，防个潮。”
她没再问，但眼神里全是担忧。
吃饭的时候，她忽然说起一件事，语气轻描淡写：“下午你大哥以前的同事老李来家里坐了坐，说是调到市纪委了。他问起你，我说你挺好的。”
我筷子一顿。大哥以前的同事？李海生？我认识他，以前也是车队的，后来调走了。他怎么忽然想起到我家坐坐？
“他说什么了？”我问。
周玉萍说：“没说什么，就是问问你近来怎么样。我说你挺好的，他就走了。哦对了，他临走前留了个电话，说让你有空回个电话给他。”
我接过那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看了半天。李海生的字，写得潦草，但电话号码我认得，不是他以前的号。我心里记下了这个事。
那天夜里十点多，门被敲响了。
我过去从猫眼里一看，心猛地提了起来。
赵高飞站在门外，手里拎着两瓶酒，笑呵呵地冲猫眼招了招手：“老程，开门，我跟你喝两杯！”
我站在门里，没动。周玉萍从卧室出来，压低声音问：“谁啊？”我说：“赵高飞。你进屋，别出来。”
我深吸一口气，把门拉开一条缝。
赵高飞也不见外，侧身挤了进来，把酒往茶几上一搁：“老程，白天的事儿你别往心里去，我这个人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给你陪个不是。”
他嘴上说着软话，眼睛却四处扫了一圈，扫到米缸的时候，停了停。我挡在他面前，说：“太晚了，改天吧。”
赵高飞笑着摆手：“行行行，那我走了。酒你留着，慢慢喝。”
他转身出了门。
我关上门，猫眼里看他。
他下了两级台阶，忽然回头看了一眼我家门口，然后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
说了几句，就钻进了他那辆银色面包车。
车没走，停在楼道口，排气管冒着白烟。
我在门后站了很久，直到那辆车开走，才转身把茶几上那两瓶酒拎起来，锁进了柜子里。
04
第二天一早，我按照何广福说的，把材料送到纪工委办公室。一个年轻干部接过去，登记完，让我回去等消息。
我走出办公楼时，阳光刚爬过房顶，照在院子里那排冬青树上。空气里有一股冷冽的汽油味。我心里清楚，有些事，今天该了结了。
上午十点多，何广福带人来车队检查。赵高飞正在办公室里收拾一摞单据，看见何广福进来，脸色刷地白了。
何广福没说话，只朝身后两个纪检干部使了个眼色。
他们走过去，把赵高飞手边那摞单据拿了过来。
赵高飞急了：“何科长，这是车队正常维修记录，没什么好看的。”
何广福不紧不慢地翻了翻，然后抬头看他：“正常记录？那为什么帕萨特这半年换了三次制动油管，系统里只有一次报修？”
赵高飞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替换下来的旧件，按规定应该回收登记。三次更换，三次都没有回收登记。”何广福把单据放在桌上，“赵高飞，你解释一下。”
赵高飞额头上冒了汗，声音发虚：“可能，可能是底下人忘了登记了。我回头补上。”
何广福没接他的话，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存储卡，放在桌上，推到赵高飞面前：“那这个呢？要不要听听里头是什么？”
赵高飞盯着那张卡，整个人僵住了。
我站在门口，心里明白那张卡是什么。
是我从帕萨特的行车记录仪里取出来的。
里头有一段影像，是赵高飞开着那辆帕萨特去城东加油站，用公家油卡给一辆私家SUV加满油，然后收了一百块钱现金。
旁边还有人递了根烟过来，跟他说“赵哥，下次还用你的卡”。
赵高飞的嘴唇开始发抖。何广福说：“赵高飞，配合我们回去谈吧。”
赵高飞被带走了。
他经过我身边时，脚步顿了顿，侧过头想说什么，却被身后的纪检干部按住了肩膀。
他没说出口，只用一种说不清是怨还是悔的眼神看了我一眼。
我站在走廊里，看着他被押进电梯。
电梯门合上的那一瞬间，我心里忽然涌上一阵说不出的滋味。
不是痛快，也不是难受。
就仿佛那根一直悬在喉咙里的骨头，终于被拔了出来，留下一个空洞洞的暖和劲儿。
下午三点，局党委办公室通知我，组织上决定安排我去车辆调度中心担任副主任，全面核查车队近三年来的油卡和维修费用。
我握着电话听筒，愣了好一会儿。
那头“喂”了几声，我才反应过来，说：“好，我知道了。”
放下电话，我一个人去了车库。
帕萨特还停在老位置上，洗得干干净净的。
我打开车门坐进去，握着方向盘，环视了一圈。
八年了，这方向盘上都是我手心的印子。
我悄悄对它说了一句：“袁领导，你交代的事，我办完了。”
车棚外头，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仪表台上，像一层薄薄的金粉。
05
新岗位报到那天，黄云端着盆绿萝过来，搁在我办公桌上。她笑着说：“程主任，这盆花给你添点生气。”
我说：“谢谢。”
她又压低声音说：“赵高飞的事，已经移交了。他不仅偷换油管，还伪造过三份维修单，套了不少钱。这回跑不掉了。”
我点了点头，没多说。
黄云走后，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翻了翻抽屉。
左边是一叠新领的笔记本，右边是一本旧的《机关车辆管理规定》。
抽屉最里面，躺着一封信，封面上写着“程伟同志亲启”。
我认出那是袁宏的笔迹。
我撕开信封，抽出信纸来。
信不长，只有几行字：“程伟，赵高飞的事，我早就知道。他没有胆子动分泵，但他也没有胆子不听话。那根油管，是我让人换的。你开了八年的车，我总得让你平平安安地离开那把椅子。”
我的心像被人狠狠攥了一下。
底下还有一行字：“这几年没跟你说过一句软话，是怕你心里有了底气，就忘了脚下踩的是冰。你哥程建军的事，我没忘。这八年，你没让我失望。以后的路，你自己走稳了。”
我把信纸叠好，放回信封里，塞进了上衣口袋。胸口那地方，烫得像揣着一团火。
下午下班，我走出机关大院的时候，迎面碰见一个人。刘宏俊。他五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一件深色大衣，走起路来稳稳当当。
他看见我，脚步顿了一下，然后停下，目光在我脸上停了停：“你是程伟吧？”
我说：“刘市长好。”
他点了点头，语气平淡：“好苗子，好好干。”说完就大步走了过去。
我站在原地，风吹过来，吹得大衣下摆呼呼响。
不知为什么，他那句“好苗子”听在耳朵里，像一颗石子扔进了深井，半天听不到落底的回声。
我攥紧了口袋里的信纸。有些话，袁宏没有写在纸上，但我知道，他这辈子，都在等今天这一刻。
晚上回到家，周玉萍做了几个菜，还烫了一壶白酒。她说：“程伟，今儿个该庆贺庆贺。”
我端起酒杯喝了一口，辣得眯起眼。周玉萍看我笑，也跟着笑。
放下筷子，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放在桌上，让她看。周玉萍看完，愣了好一会儿。她抬起眼看我：“这老头儿，心里头憋了多大的事啊。”
我没说话。
窗外夜风轻轻吹着，老槐树的影子在窗帘上晃动。
我那台帕萨特已经交给新司机了，车钥匙也交了。
可袁宏给我的那把铜钥匙，我一直没舍得交。
我走进书房，拉开最底下的抽屉，那把铜钥匙还躺在里头，上头贴着块旧白色胶布，胶布上写着三个字：“自己用。”我伸手摸了一下，又把抽屉关上了。
那天夜里，我做了个梦。
梦见袁宏又坐在后座上，还是那副面无表情的样子。
车开过一条很长的路，两边都是白杨树。
他忽然开口说：“程伟，开稳点。”
我说：“好。”
然后我就醒了。窗外天光大亮，鸟叫得正欢。周玉萍已经起了床，在厨房里切菜，菜刀碰在砧板上，一声接一声的，像过日子该有的响动。
我躺在床上，看了会儿天花板，翻身起来，把书房抽屉里的那把铜钥匙取了出来。又想了想，还是放了回去。有些东西，锁着，比带在身上踏实。
06
到新岗位上了一个星期，活不算重，但琐碎。
我负责核对车队三年来所有油卡和维修费用的账目，一摞一摞的单子堆在桌上，看得人头昏眼花。
黄云隔三差五过来串门，跟我唠几句闲话，帮我理理头绪。
她说赵高飞的事已经定案了，套了六万多块钱，够判几年的。
我听了，没说什么。
这天下班后，我收拾好桌上的文件准备走，办公室门口传来一个声音：“程师傅。”
我抬头一看，愣了一下。
门口站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穿着蓝色工作服，我认得他，叫李乐语，是车队新来的驾驶员，以前跟过我一阵子，跑过几趟长途。
他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什么东西，有点局促的样子。
我问他：“小李，有事？”
李乐语走进来，犹豫了一下，说：“程师傅，我听说您调过来了，想跟您打听个事。那辆帕萨特，我能申请开吗？”
我看了他一眼，想起赵高飞被带走那天，新司机小马接手了帕萨特。
小马开车不错，但性子急躁。
前些天还因为抢道跟人家刮擦了一回，修了一千多块。
我琢磨了一下，说：“帕萨特你暂时别想了，现在是小马在开。你先踏实跑你的班车，回头有机会再说。”
李乐语应了一声，转身要走。我叫住他：“等一下，你上次跟小马出车的时候，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李乐语愣了一会儿，说：“没说什么。他就说那台车有点怪。”
“怪什么？”
“他说刹车有点软。尤其是雨天，踩下去没什么反应。”李乐语挠了挠头，“他让修理工看了，修理工说没问题。”
我脑子里“嗡”了一下。刹车软。又是刹车。
李乐语走后，我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
窗外暮色渐渐沉下来，大院里亮起了路灯，黄澄澄的光洒在那排冬青树上。
我心里翻来覆去地想着那些事，总觉得哪里对不上。
我拿起电话，给何广福打了过去。
响了很久也没接。
我又打了一遍，还是没人接。
心里头不踏实，想了想，干脆给李海生打了个电话。
李海生接到电话，沉默了片刻，说：“程伟，我正想找你。你方便过来一趟么？我在纪工委后面的老茶馆等你。”
我挂了电话，穿上外套，出了机关大院。
老茶馆在纪工委后头那条巷子里，门脸不大，两扇木门，进去一股陈年的茶味。李海生坐在角落的卡座里，面前摆着一壶茶，见我进来，招了招手。
我坐下来，他也不客气，开门见山：“程伟，我问你一件事，你不许瞒我。”
我说：“你说。”
李海生用筷子点了点茶杯：“袁宏走之前，有没有交给你什么东西？钥匙、纸条、收据，都算。”
我心里咯噔一下。他问这个，是替谁问的？
我没直接回答，反问他：“李哥，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李海生沉默了一阵，然后说：“程伟，你是不是奇怪，我一个大老爷们，怎么忽然跑到你家去坐了那一回？”
我不说话。
李海生说：“是袁宏让我去的。他走之前跟我说，让我盯紧你一阵子，等你上了新岗位，再慢慢告诉你一些事。他怕你不肯接手。”
我端着的茶杯停在半空中。
李海生看着我的眼睛，缓缓说：“程伟，你知不知道，你哥的事，没那么简单。”
07
李海生这句话，像一颗石头砸进水里，我半天没回过神来。
我放下茶杯，盯着他：“李哥，你说清楚。”
李海生沉吟了很久，才说：“你哥程建军出事那回，交警定的责是疲劳驾驶。可当时市纪委的同志私下查过那台车，发现刹车油管有老化渗漏的痕迹。那台车在事故前一天，刚做完全车保养。保养记录显示刹车系统是正常的。”
他顿了顿：“当时袁宏还在市政府办当副主任，参与过那起事故的材料审核。他没有签字，跟领导拍了一回桌子，说这事有疑点，不能就这么结案。后来因为事故调查组的意见，加上你大哥确实疲劳了，家里也没有人继续追究，事情就定了性。”
我手指攥得关节发白：“后来呢？”
“后来袁宏调到了副秘书长位置，把翻案的材料压了好几年。”李海生环顾了一眼四周，压低声音，“程伟，我猜，他这八年留你在身边开车，根本不是为了让你给他开车。他是想看看，你这个人，扛不扛得起解开这个疙瘩的那把钥匙。”
我坐在那里，脑子里乱成一片。
那把铜钥匙，袁宏留下的收据，油卡台账，行车记录仪，何广福的约谈，一桩一桩的事在我脑海里翻涌。
原来所有的冷脸，所有的疏远，所有的“不给你笑脸”，都是袁宏在铺一条路，一条让我不会重蹈大哥覆辙的路。
李海生在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一个旧信封，推到我面前：“这是袁宏走前让我给你的。他说，等你哪天去省城看他，再打开这个信封。我没拆过。”
我接过信封，封口是封着的。我捏了捏，里面不像信纸，更像一张卡。
从茶馆回去的路上，我走得特别慢。
路灯把影子拖得老长，街两边的店铺一家家落了卷帘门。
我心里像有一锅水，烧得滚烫，又不知从哪里冒出泡来。
回到家，周玉萍坐在客厅看电视。
她见我脸色不对，问我怎么了。
我没说话，坐进沙发里，半天才问出来一句：“你觉得，袁宏这个人，到底图什么？”
周玉萍想了想，说：“图个心安吧。”
我愣了一下，没再问。
那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海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袁宏说“自己用”，那个“自己”是谁？是我程伟，还是他自己？
第二天起床，我做了一个决定，硬着头皮，去趟省城，当面问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