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宴请一位老人，对方问候他后，他却大惊：您怎么忘记我的名字了？

1950年初，中南海，毛泽东设宴迎接一位从湖南来的老人。席间，那位老人拱手说道：“老朽让毛主席费心了。”毛泽东听后却故意板起脸来，说：“您怎么把我的名字忘了？我还是毛泽东，毛润之，可没有改名叫毛主席呀！”

老人先是一愣，随即笑了起来。这个玩笑，看似轻松，背后却藏着半个多世纪的交情。老人名叫仇鳌，字亦山，比毛泽东年长14岁。两人的关系，既有师生情分，也有共同经历风雨后的信任。

1916年8月，湖南长沙，杨昌济家中举行聚会。17岁的毛泽东尚未走出校园，却已经常常思考中国的出路。席间谈到如何收拾积弊深重的旧中国，年轻的毛泽东直抒胸臆，主张破旧立新，唤醒民众，改变国家积弱的局面。

仇鳌当时37岁，早年留学日本，参加过反清革命，是同盟会的重要成员之一。他没有把毛泽东当作普通后生看待，而是认真听完，称赞道：“后生不畏前贤，长者何惧后人。只要你肯为国家出力，我愿意扶掖你。”

毛泽东当即起身行礼，称仇鳌为先生。这个称呼，此后持续了许多年。仇鳌有阅历，毛泽东有锐气，两人谈论的并不只是书本，而是湖南局势、民众教育以及国家未来。

有一次，毛泽东前往仇鳌家中拜访，恰逢仇鳌外出。他没有离开，而是在门口一直等到晚上。仇鳌回来时已是深夜，见毛泽东仍在等候，十分感动，便与他长谈，并留他住了一晚。

1919年，毛泽东筹办《湘江评论》，经费、经验和发行渠道都很有限。仇鳌知道后，主动为他联系湖南《国民日报》方面，让这位年轻的办报者有机会学习编辑和出版事务。

第二年春天，毛泽东把五期《湘江评论》装入纸袋寄给仇鳌。其中《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尤其引起仇鳌重视。仇鳌早年参加革命，却长期困惑于如何让社会各阶层真正形成力量。读完文章后，他认为毛泽东已经把答案指向了工农群众。

这份刊物后来在1927年长沙“马日事变”中遗失，但两人之间的思想联系并未中断。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和何叔衡回到长沙，着手建立湖南地方组织，并筹办湖南自修大学。

办学最难的是经费和场地。仇鳌不仅每月资助学校，还协调船山书社提供房屋。自修大学成立后，仇鳌担任校长，毛泽东负责教务，学校成为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进步力量的重要场所。

船山书社部分旧成员对此并不理解，认为书社原本以保存国学为宗旨，为什么要容纳“外国人的学说”。仇鳌没有简单斥责，而是解释说，船山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研究新思想同样是为了救国。经过劝说，反对声音逐渐平息。

遗憾的是，地方军阀赵恒惕对自修大学早有戒心，仇鳌又与其政见不合。1922年底，仇鳌被迫辞去校长职务，随后出国考察。1925年回国后，毛泽东已经离开湖南，两人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再没有面对面见过。

但见面少了，支持并没有停止。1927年“马日事变”发生后，何键派兵包围仇鳌住宅，并以“捉拿共匪仇鳌”为名抄掠财物。仇鳌带家人逃脱。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试图借所谓“勘乱建国委员会”笼络社会名流，仇鳌拒绝接受任职。

1946年，仇鳌因肺癌切除部分肺叶，医生判断其生命只剩五六年。他自称“半肺老人”，却没有因此改变立场。国民党方面安排的职务，他能推便推，能辞便辞。

1948年秋，中共湖南地下组织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与仇鳌取得联系，商议湖南和平解放。仇鳌很快表示赞成，并着手劝说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他与程潜同为老同盟会成员，彼此相识多年，劝说有一定分量。

194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公布国民党战犯名单，程潜名列其中，心中不安，担心和平谈判因此无从谈起。仇鳌却劝道：“你可以骂人家是共匪，人家称你为战犯，也不奇怪。”这番话虽然直白，却让程潜放下了顾虑。

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表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广州政府，推动湖南和平起义。8月5日，仇鳌与周震鳞、唐生智、曹典球等湖南各界人士联名通电，表示拥护程、陈行动，欢迎湖南和平解放。

白崇禧曾试图用金条把仇鳌送离湖南，仇鳌原封退回，没有接受。对他而言，这不是一场权力押注，而是多年思考后的选择。湖南最终避免大规模巷战，长沙实现和平解放，这位老人确实发挥了特殊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邀请仇鳌赴北京。1949年8月，仇鳌因身体原因未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年底，毛泽东再次发出邀请，并请湖南方面派人到汨罗乡下寻找。1950年初，仇鳌携家人来到北京。

毛泽东因公务繁忙，暂时不能立即会见，便请李维汉陪同仇鳌参观北京。待到中南海设宴时，才出现了开头那段关于“名字”的玩笑。毛泽东还向章士钊、刘斐、林伯渠等人提起往事，称仇鳌早年为革命筹集过数千块大洋，对湖南党组织帮助很大，“做过好事的朋友，不能忘记”。

仇鳌也没有把这份情谊变成歌功颂德。1951年，他写信提醒毛泽东，革命胜利、掌握政权之后，容易出现骄傲、自满和腐化，必须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他在信中直言不讳，几乎没有一句客套话。

毛泽东读信后回信称：“共产党就是需要您老这样的诤友！”1952年，仇鳌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他本想以年老推辞，毛泽东却笑着劝道：“去挂个名嘛，开会时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就走。”

1957年，仇鳌病情加重，毛泽东亲自前往看望。1962年1月31日，毛泽东又在家中设宴，邀请仇鳌、章士钊、程潜和王季范作陪，并安排他们与溥仪同席。那天谈笑之间，辛亥革命、清帝退位和湖南和平解放，仿佛都被带回了饭桌。

1970年2月9日，仇鳌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毛泽东与他的交往，始于长沙一间普通住宅里的长谈，也贯穿了革命、建国和执政后的岁月。那句“我还是毛泽东，毛润之”，既是宴席上的一句玩笑，也是对旧日师友情分最直接的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