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的遗产有多深厚？后代吃了1000年，第29代孙竟成世界船王

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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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元1062年，枢密副使包拯病重卧床，自知时日无多。他没有分田分产，只让儿子拿石匠凿了三十七个字，竖在堂屋东墙上。这些字后来被子孙一代代抄下来，刻进族谱。

九百多年后，一个在香港做航运生意的商人，偶然在宁波的一座藏书楼里翻到自己家的族谱，才发现自己是这个人的29代孙。那一年，他的船队吨位加起来，比美国和苏联的国家船队还要大。

包拯留给子孙的，到底是什么。

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包拯这份遗产到底有多深厚～

龙图阁学士，没留下一间像样的宅子

包拯是庐州合肥人，天圣五年考中进士，被朝廷任命去外地做官。可他父母年纪都大了，不愿意跟着儿子颠沛，包拯干脆辞了官，回家守着二老。等父母相继过世，他又在坟墓旁边搭了间草庐，守完丧期才重新出来做官。这一等，就是好些年。

后来他做过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副使，多次弹劾朝中的权贵，后来当上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官做到枢密副使，算得上位极人臣。可《宋史》记载他的日常，说他虽然身居高位，穿的用的吃的，跟普通百姓家没什么两样。

他在端州做官那几年，最能说明问题。端州出产一种名砚，天下闻名，历任知州都要借着进贡的名义，多征收几十倍的数量，转手孝敬京城的权贵，早已成了官场里心照不宣的惯例。包拯上任后，把这个惯例掐断了，只让工匠按朝廷要的数量生产，一块多余的都不准征。等他任满调走，箱子里连一方砚台都没有往家里带。

他跟夫人董氏过日子，家里没有歌舞助兴，也没有摆着什么珍玩古董。当时官宦人家流行养伶人、置办声色排场，包拯家里一样都没有。一个手握重权的高官，手里没攒下什么积蓄，家里也没置办多少田产房产，日后留给子孙的，实在算不上什么家底。

病榻上刻进石碑的三十七个字

嘉祐七年，包拯在枢密院处理公务时突然病倒，没多久就撒手人寰，年六十四。临终前他留下一句话，让儿子刻在石碑上，立在堂屋东墙，用来告诫后代：子孙里做官的人，谁要是贪污受贿被撤了职，就不许再回包家的老家，死了也不许葬进祖坟。不听这话的，就不是包家的子孙。

这段话说完，包拯又补了一句嘱咐，让儿子包珙把这三十七个字刻上石碑，竖在堂屋东边的墙上，用来告诉后世子孙。前面正文三十七个字，后面这句嘱咐十四个字，加起来正好五十一个字，字字都写得清清楚楚，没留一点转圜的余地。

这不是一句随口说说的场面话。包拯自己一辈子清廉，用这种近乎绝情的方式，把清白当成了包家人能不能算包家人的门槛。

儿媳瞒下的那个孩子

包拯六十岁那年，膝下依然没有能撑起门户的儿子。大儿子包繶早年娶了崔氏，做了个太常寺太祝的小官，两年后就病故了，只留下崔氏和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孙子包永年。眼看包家的香火要断在自己手里，包拯身边一个侍妾却在这时候离开了包府，谁也没多想。

这个侍妾走的时候已经怀了身孕，后来在娘家生下一个男孩。守寡的儿媳崔氏得知这个消息，偷偷把孩子接了回来，瞒着公公婆婆，一手把这孩子抚养长大。这些年里崔氏一直守着寡，没有再嫁，把这个孩子当成自己的骨肉一样养着，从没走漏过一点风声。等包拯知道自己还有个儿子在世，已经是好几年后的事了。这个孩子后来取名包绶，成了包拯唯一存活下来、真正延续血脉的儿子。

包绶长大后靠着父荫入仕，后来又得岳父文彦博举荐，一路做到通判。他一生守着清苦守节的准则，晚年赴任途中染病，死在了半路上，随身箱子里翻出来的，只有诰命文书、几本书和一些文具，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他的儿子包永年也是如此，官至崇阳县令，任上处事清正不扰民，四十一岁病逝，家里人清点遗物，发现几乎一无所有，连办丧事的钱，都是两个堂弟凑出来的。父子祖孙三代，把石碑上那三十七个字，一字一句活成了自己的日子。

天一阁里那本族谱

时间跳到1984年10月。已经离开家乡多年的香港船王包玉刚回宁波访问，参观了当地藏书楼天一阁。工作人员听说来的是包玉刚，特意捧出一套珍藏的包氏宗谱给他看。

包玉刚顺着族谱往上翻，越翻越心惊——谱上写着，他这一支的先祖，是北宋末年跟着朝廷南迁、辗转定居宁波的包家后人，此后子孙在这一带一代代繁衍下来，早已远离了合肥老家。再往上追，源头正是九百多年前那位在开封府断案的包拯。族谱清清楚楚地标注着，包玉刚的谱名叫包起然，正是包拯的29代孙。

那一刻，包玉刚忍不住喊了出来：我是包青天的子孙。

这位包家29代孙的生意做得极大。他出生在宁波一个做小生意的商人家庭，后来到了香港，三十七岁那年创办环球航运公司，用了不到二十年时间，把船队规模一路做到两百多艘。到1980年前后，他名下船只的总吨位超过两千万吨，比美国和苏联两个国家所属船队加在一起还要多，业内都叫他世界船王。

老达子说

这个消息隔年就登上了报纸，此后不少海外华人跑到大陆各地翻族谱寻根。包玉刚后来出资帮宁波办起了大学，又给上海交通大学捐了图书馆，还牵头帮中国的船舶工业走出国门谈生意，一趟趟往返于香港和内地之间，直到晚年都没停下来。

石碑上那三十七个字，立在合肥老家的祠堂里，从北宋刻下那天算起，已经快一千年，没人再提起过要修改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