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457年冬，京城紫禁城内，明英宗朱祁镇重新坐上皇位，于谦却被押往刑场。一个通过政变复位，一个因守城保国而死，这场强烈反差，正是“夺门之变”最残酷的一面。
于谦之死，并非四个人单独决定，而是皇权、党争和私欲共同推动的结果。若要追查直接促成这场悲剧的关键人物，通常绕不开徐有贞、石亨、曹吉祥和张軏。
故事要从土木堡之变说起。
1449年，明英宗亲征瓦剌，在土木堡兵败被俘。消息传到北京时，朝廷震动，京师军心不稳。于谦当时任兵部尚书，力主拥立英宗之弟朱祁钰即位，以稳定大局。
朱祁钰即位，是为明代宗，年号景泰。于谦主持北京防务，调集军队，整顿城防，最终击退瓦剌，使明朝避免了更大的危机。英宗后来被释放回京，却被尊为太上皇，幽居南宫。
这段安排本是权宜之计，却逐渐变成了皇位之争。代宗坐稳帝位后，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遗憾的是，朱见济不久夭折，代宗又迟迟没有重新册立英宗之子朱见深。
储位悬而未决，朝堂上的人心便开始浮动。代宗病重后，谁来继承皇位成了最敏感的问题。有人主张复立朱见深，也有人试图拥立外藩，更有人把目光投向了被幽禁的英宗。
徐有贞原名徐珵，早年因主张南迁而受到非议。后来，他凭借治理黄河的功劳重新起用，但始终认为自己怀才不遇。对他来说，拥立英宗不仅是政治选择，更是翻身的机会。
石亨是武将，手握兵权；张軏同样出身军界，熟悉京营事务；曹吉祥则是司设监太监，能够在宫禁中传递消息、调动人手。四人各有盘算，却在复位英宗一事上暂时结成同盟。
景泰八年正月十七日，也就是1457年2月11日，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发动政变。他们打开南宫，将英宗迎出，随后控制宫门和京城要害。等百官入朝时，朱祁镇已经坐在奉天殿。
英宗复位后，于谦的处境立即发生变化。于谦当年拥立代宗，虽是为了挽救社稷，却也使英宗做了多年太上皇。政变既然要被包装成“拨乱反正”，于谦便成了必须被清除的人。
英宗一度并不愿杀于谦。毕竟，没有于谦主持北京保卫战，明朝局势很可能早已失控。徐有贞却说道：“不杀于谦，此举无名。”这句话击中了英宗最在意的地方：复位必须有一个足以服众的罪名。
正月十八日，于谦被捕入狱。几天后，他被指控“意欲迎立外藩”，罪名看似严重，实则缺乏可靠证据。王文在审讯时大声喊冤，于谦却没有过多辩解。他明白，自己一旦翻供，可能牵连更多人，也可能让朝廷再次陷入动荡。
1457年2月16日，即天顺元年正月二十二日，于谦在北京被处死。抄家时，家中没有多余财物，住宅简朴，朝野得知后纷纷为之不平。史书所说“天下冤之”，并非虚饰，而是当时士大夫的普遍反应。
于谦身死，四名政变核心人物却得到重赏。徐有贞当天进入内阁，次日升任兵部尚书，后来又被封为武功伯，成为明代少见的高位阁臣。石亨由武清伯进封忠国公，张軏封太平侯，曹吉祥也获得大量庄田和赏赐。
有意思的是，这四人从一开始就不是同道中人。徐有贞想施展抱负，石亨和曹吉祥更看重权力与利益，张軏则主要依附石亨。共同目标一旦完成，彼此之间的裂痕很快暴露出来。
徐有贞入阁后，试图限制石亨、曹吉祥的势力，曾借御史张鹏之手揭发二人结党营私。事情败露后，石亨和曹吉祥抢先向英宗哭诉，反咬张鹏是在诬陷功臣。英宗震怒，张鹏被捕，徐有贞也受到牵连。
英宗念及徐有贞有拥立之功，没有杀他，只将其罢官。徐有贞后来长期闲居，精神状况恶化，约在1460年代末去世。这个曾经凭政变登上权力高峰的人，最终失去了政治舞台。
张軏的结局相对简单。他在政变后不久病死，没有等到同盟彻底翻脸。石亨则越来越骄横，干预朝政，安插亲信，甚至让英宗也感到难以制约。
天顺三年，石亨因擅权等罪被捕下狱。朝中大臣对他积怨已久，案件很快转为严厉追究。石亨最终死于狱中，家产也遭查抄，曾经显赫一时的忠国公就此败落。
石亨倒台后，曹吉祥意识到，英宗已经开始清算“夺门”集团。与其坐等失势，他决定铤而走险。1461年，曹吉祥发动叛乱，企图控制京城，但很快被镇压。他本人被捕后处死，家属也受到牵连。
四个人，一个病死，一个被罢官后郁郁而终，两个死于囚禁和叛乱。于谦则在北京城保住大明之后，倒在了自己守护过的城池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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