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4年12月，湘南道县与广西江华交界处，红34师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带着残部向四马桥方向突围。此时距离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已经过去数日，担任后卫的34师，却被桂军和湘军层层截断，成了一支无法归队的孤军。
这支部队原属红五军团，全师官兵承担的是最危险的任务：挡住追兵，让主力先走。新圩阻击战中，红军依托公路两侧山地设防，武器弹药却远不如敌军充足。桂军以炮火开路，轮番冲击，阵地一处处失守，34师只能边打边退。
新圩位于灌阳西北，北面通往湘江的地势较为开阔。一旦敌军突破新圩，红军主力渡江路线就可能被切断。因此，陈树湘、程翠林等人明知难守，仍把有限兵力分散到山头和道路两侧，硬是顶住了桂军多次进攻。
有意思的是，34师完成掩护任务后，中央曾发电令其寻找机会渡江归队。可当部队翻越宝界山、向界首一带移动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湘江两岸被桂军控制，渡口布满哨卡，红34师实际上已被隔在主力之外。
全州安和镇文塘村黄陡坡一带，成为这支部队命运急转直下的地方。桂军夏威部凭借熟悉地形突然截击，红军连续作战，人员疲惫，粮弹几乎耗尽。激战之后，师部被冲散，电台损毁，程翠林、蔡中、侯中辉、吕宫印等主要干部相继牺牲。
陈树湘率领余部突围，人数从数百人继续减少。部队试图经江华向道县、宁远方向转移，准备依托九嶷山一带开展游击。然而，敌军并未给他们喘息机会，桂军追击和湖南地方保安武装的堵截接连而来。
牯子江渡口的枪声，决定了陈树湘最后的命运。红军渡河时遭到伏击，陈树湘在船上指挥，被子弹击中腹部。战友把他抬上担架继续转移，队伍却在追击中不断减员。到达道县四马桥附近时，陈树湘因伤势过重被俘，随后壮烈牺牲，年仅29岁。
长期以来，关于34师主要干部究竟死于谁手，民间说法比较笼统。新中国成立后，相关电报、报纸、审讯记录陆续被整理出来，敌军各部的行动轨迹才逐渐清楚。所谓“6元凶”，并非都在同一地点开枪，而是分属截击、追剿、围捕和处置等不同环节。
夏威是最早造成重创的直接指挥者之一。湘江战役期间，他指挥桂军在新圩、全州一带截击红34师，红军师部和团级指挥机关的损失，主要发生在这一阶段。夏威后来因“围剿”红军有功不断升迁，抗战时期担任过重要军职，解放战争后随桂系败退，最终寓居香港，晚年去世。
陈恩元负责桂北一带的追剿行动。桂军档案中曾出现“由陈指挥官恩元指挥”的记载，内容涉及缴枪、俘虏和搜捕残部。陈恩元后来担任过地方行政及保安职务，解放战争末期仍参与地方清剿。桂北解放后，他逃往台湾，后死于异地。
成铁侠所部，则承担了红34师余部进入湘南后的围堵。红军突围时，原本还有数百人，经过连续追击和分割，队伍迅速瓦解。值得一提的是，成铁侠后来秘密转向，参加过地下工作和统战、瓦解敌军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湖南担任过军政及地方行政职务，结局与其他几名追剿者并不相同。
唐伯寅是成铁侠系统下的保安团长，曾参与围攻34师残部。此后他加入国民党军队，抗战时期担任过师旅级职务。1949年随程潜、陈明仁起义，曾进入人民政权任职。但历史责任并未因此消失，1952年2月21日，唐伯寅因参与杀害红军等问题被处决。
唐季侯是道县保安部队负责人，直接参与了对陈树湘的追捕。1952年审讯时，他供述陈树湘在插花坪被俘、抬送途中死亡，并承认曾割下陈树湘首级送往上级邀功。这个供述与当年的敌方电文、报纸报道能够相互印证。唐季侯后来虽一度起义，但很快被捕，最终受到惩处。
陈琦是江华地方“铲共义勇队”的负责人之一，牯子江伏击行动中，他所部从两岸突然开火，陈树湘正是在这次渡河战斗中腹部中弹。陈琦后来隐姓埋名，曾在地方行医，历史问题被查出后遭到逮捕和审判。至此，围绕红34师最后突围路线的几个关键环节，留下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
红34师没有等来主力回援，番号也在湘南的连续战斗中消失。陈树湘、程翠林以及多名团级干部的牺牲，既源于湘江封锁线的严密部署，也与后卫部队长期孤军阻击、弹药匮乏和通信中断密切相关。档案里冰冷的“毙获甚多”，对应的正是一支部队在山岭、渡口和村落间逐步被打散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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