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奸案四年四次判决，情节恶劣的认定标尺｜案例分析｜长沙真泽刑辩曾杰律师

齐某案，一个继父强奸继女的案子。四年，从死刑到无期，再到十年，最后回到无期。不是证据变了，适用法律也没有新增解释，是"情节恶劣"这个要件，不同法院给出了不同的认定。

被告人不认罪，直接证据只有被害人陈述。辩护人质疑"证据链不完整"——没有物证，没有目击证人，被害人陈述前后有矛盾。这是性侵案件的"标准开场"。

但公诉方的回应不是逐一反驳，而是用了三层逻辑。对被害人陈述的"瑕疵"给出合理解释——年龄小、时间跨度长、第一次不敢讲，恰好符合儿童记忆特征。对辩护人的怀疑正面回应——无诬告可能、被告翻供无证据支持。对传来证据的证明力重新定位——同学第一时间得知情况，证明力不弱于事后多年回忆的"直接证据"。

这个案子的证据审查，辩护人输在"只破不立"。质疑了公诉方的证据，但没有给出任何替代性的事实解释。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被告人的翻供如果没有证据支持，法庭不会轻易推翻被害人陈述。这不是法官偏袒哪一方，而是证据规则本身已经倾斜——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证据审查标准在立法和司法层面已经明确向"保护被害人"倾斜。法释〔2023〕3号、法发〔2013〕12号，都在强调"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按照有别于成年人的标准予以判断"。

从抗诉方的角度看，这个策略是成功的。但"只破不立"本身有代价——它让法院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有没有证据不足"这个问题上，而不是"证据不足是否意味着事实不清"。如果辩护人能提供一条替代性的事实解释线——比如举证证明被害人陈述中有哪些核心事实与实际不符，或者证明报案动机存在疑点——结果可能不同。但这个案子里，辩护人没有走这一步。

刑法第236条第三款规定了五种可以判处十年以上、无期徒刑、死刑的情形：一是情节恶劣，二是强奸多人，三是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四是轮奸，五是造成重伤、死亡或其他严重后果。

齐某案的核心争议就在第一项。一审和二审部分法院认定"利用特殊身份长期奸淫"属于情节恶劣，对应十年以上乃至死刑。但这里有一个被忽略的问题——情节恶劣不是"酌情认定"，而是"相当性判断"。

公诉方论证的逻辑是"相当性"：齐某的行为虽然没有达到第2-4项列举的具体标准，但综合教师身份、奸淫二名幼女多次、犯罪时间跨度长、校园内发生等情节，其社会危害性与第2项"奸淫幼女多人"具有相当性。

这个论证逻辑本身没有问题，但穿透分析的价值在于：相当性判断的边界在哪里？如果要认定情节恶劣，需要达到"社会危害性与第2-4项相当"的程度。齐某案中，公诉方论证了四项从严情节叠加，综合后认定为"相当"。但如果从严情节只有一至两项，能否认定为情节恶劣？这就是自由裁量的空间。

实务中各地法院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存在明显分歧。有的法院倾向于将"利用特殊身份关系"直接等同于情节恶劣，有的则要求达到"与强奸多人相当"的实质标准。齐某案中最高法的态度是后者——不是所有"恶劣"都能套进"情节恶劣"这个加重条款。三年以上十年以下这个区间，本身已经包含了大多数"情节恶劣但不值得升格"的情形。只有恶到"与强奸多人、当众强奸一个量级"的，才应该跳到十年以上。

最高法在这个案子里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相当性。

适用第236条第三款第一项，情节的恶劣程度应当与第2-4项列举的情形——强奸多人、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轮奸、致人重伤死亡等——具有相当性。利用特殊身份关系长期奸淫，能不能和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并列？

最高法的判断是不能。

这个标准的实务价值在于限缩了情节恶劣的适用范围。它不是对"利用特殊身份"这一情形的否定，而是对"相当性"这一门槛的强调。换句话说，即使利用了特殊身份，也未必达到十年以上的升格标准。这个判断对齐某案本身只影响量刑，但对其他类似案件的指导意义在于：不能把"情节恶劣"当成一个筐，把任何"情节严重"的情形都往里装。

但最高法把标尺钉在"相当性"这个位置上带出一个新问题：如果相当性本身也是一个自由裁量的概念，那不同法院给出不同判断，是不是必然的？一审和二审的差距——从死刑到无期到六年——本身就说明，在相当性这个判断标准下，自由裁量的空间仍然很大。最高法给出了"相当性"这个标准，但没有给出"相当性"的具体操作指南。什么情况下应当认定达到相当性，什么情况下应当认定达不到，留给下级法院自行判断。

齐某案还有一个重要的法律争点：女生集体宿舍是否属于"公共场所"。

齐某在女生集体宿舍猥亵儿童，二审省高院认为这不是"公共场所当众"，因此不适用加重处罚。最高检抗诉，最高法纠正。

穿透点在于："公共场所"的认定，是看场所的功能属性还是看场所的物理封闭性？公诉方的论证逻辑是：公共场所是"供社会上多数人从事工作、学习、文化、娱乐、体育、社交、参观、旅游和满足部分生活需求的一切公用建筑物、场所及其设施的总称，具备由多数人进出、使用的特征"。女生宿舍虽然是20多人的集体宿舍，但具有相对涉众性、公开性，和教室一样属于校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是公共场所。

"当众"的认定：只要当时有他人在场，即使他人没有实际看到，也可以认定。本案中，熄灯后女生宿舍就寝人数20多人，床铺之间没有遮挡，齐某的猥亵行为"易被同寝他人所感知"。

从辩护角度，这个争点最难攻——因为"公共场所当众"的司法解释已经明确将"校园"纳入公共场所，将"有他人在场"等同于"当众"。在规则明确的情况下，辩护人只能从"是否属于校园"或者"是否有多人在场"两个事实层面去质疑，法律层面几乎没有空间。

这个案子的程序轨迹本身就值得拆解。一审死缓，省高院以"事实不清"为由发回重审。重审后中院改判无期，齐某上诉，高院二审改判十年（强奸罪从无期降到六年）。省检察院提请抗诉，最高法再审改判无期。

两次发回重审，理由都是"事实不清"。但所谓"事实不清"到底指什么？

阴道拭子没检出精斑，DNA鉴定只有内裤上的。被害人陈述中间有一段关于"具体发生了几次"的说法有变化。这些是"事实不清"——但影响的是定罪基础还是量刑评估？两者之间的差异，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如果影响定罪基础，那应该退回补充侦查或者宣告无罪。如果影响量刑评估，那应该直接在二审中调整量刑。用"事实不清"把两者混在一起写，就让发回重审的功能跑偏了。

不少被发回重审的性侵案件，问题不在事实层面，在法律适用层面。发回重审的理由用"事实不清"来写，就把审级制度的纠错功能带偏了。二审法院认为一审量刑过重，但不想直接改判——因为直接改判的理由必须写清楚，而"量刑不当"在性侵案件中被上级法院和检察院盯着。发回重审让二审法院回避了实体判断，把皮球踢回了一审。

齐某案中还有一个同案人物——骆某，齐某的同居女友。骆某在齐某实施性侵时，明知齐某的行为，不但没有制止，反而协助齐某看管被害人、锁门望风。

骆某被以强奸罪、猥亵儿童罪的共犯起诉，最终被认定为从犯，量刑远低于齐某。

这个比对的价值在于：骆某的行为是"协助型"帮助，法院认定从犯是合理的。但齐某的辩护人同样提出了"从犯"的主张——齐某认为自己的行为是被被害人默认的，不应认定为"主动实施"。法院没有采纳。

同一个案子，同样的事实基础，对"帮助行为"和"实行行为"的认定路径完全不同。骆某案从犯的逻辑是"协助者"，齐某案不从犯的逻辑是"直接行为人"。这个区分本身没有问题，但穿透点在于：如果骆某的协助行为构成了帮助犯，那齐某的"利用身份关系"行为是否属于"利用权势"？这个维度在实务中很少被讨论，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性侵案件中，确定"主动实施"与"利用特殊身份"之间的边界，直接影响量刑的评估。

将齐某案与前两年的一个案例对标，可以发现更清晰的法律适用线索。

王某某强奸案（最高检第四十三批指导性案例）：被告人明知自己系艾滋病病人，仍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被认定为"情节恶劣"。公诉方的论证逻辑与齐某案一样——相当性判断。辩护人提出了"没有造成感染后果，不应认定为情节恶劣"的论点，被公诉方以"本条适用的是情节加重而非结果加重"驳斥。

两个案子放在一起，可以看出情节恶劣的认定正在从"后果导向"转向"行为导向"——不要求实际造成严重后果，而是看行为本身的风险和恶性。齐某案中，行为次数多、时间长、有特殊身份关系，这些因素的叠加能否达到相当性——最高法说了不算，说"不能"。王某某案中，明知是艾滋病仍实施奸淫，就算没有造成实际感染，也达到了相当性——最高检说"能"。

同一法条，不同走向，关键在于"相当性"的起点不同。齐某案的行为属于"利用身份长期侵害"，王某某案的行为属于"利用高危疾病实施侵害"。两者都是严重，但后者多了一层"明知可能致人死亡"的故意，这个差别决定了相当性判断的结果。

最高检在这个案子里抗诉，不是抗事实，是抗法律适用。不是"判错了"，是"量刑明显不当，适用法律错误"。

量刑偏差不等于法律适用错误。一个案子，一审判了，二审维持了，还可以抗诉，但抗的不是事实，是法律要件本身的理解。这个案子的抗诉，最终推动最高法把"情节恶劣"的认定标准钉在了"相当性"这个位置上。

对于实务来说，这个程序的示范意义在于：检察院的抗诉权，不是"二审不服再申诉"的救济通道，而是一个独立的、以法律适用为核心的纠错机制。当法院的自由裁量明显偏离了法律要件的边界时，检察院的抗诉可以把这个边界拉回来。齐某案就是最好的例证——从死刑到无期到十年再到无期，这个轨迹不是"司法反复"，而是"法律要件边界的逐步清晰"。

这个案子从辩护人角度，有一个优势、三个难点。

一个优势：齐某始终不认罪。这意味着不需要认罪认罚从宽，辩护人可以不受限制地做无罪或罪轻辩护。

三个难点：

第一，证据审查标准对辩护人不利。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证据审查标准在立法和司法层面已经明显向"保护被害人"倾斜，单纯质疑"证据链不完整"很难打动法官。

第二，行为事实清晰。齐某当庭承认了到女生宿舍查寝、为女生揉肚子、单独叫女生到办公室、带女生回家过夜等事实，这些行为本身已经构成了"高度关联"——即使没有直接证据，法官也可以从这些行为中推断出性侵事实。

第三，二审省高院已经大幅减刑，此时再上诉，空间有限。

如果我是辩护人，我会把火力集中在"情节恶劣"的认定上：质疑"相当性"论证的充分性，论证齐某的行为虽然恶劣，但尚不达到"情节恶劣"的法定标准——即十年以上量刑。这个策略在二审中实际上已经部分成功了——省高院确实没有认定情节恶劣（所以强奸罪只判了六年），但省高院也没有认定"公共场所当众"（猥亵罪只判了四年六个月），这两个"不认定"导致最终被最高检抗诉，反而使齐某的量刑从十年被改回无期。

这是一个典型的"赢了局部、输了全局"的案例。辩护人帮当事人争取到了二审的大幅减刑，但最终因为检察院抗诉，减刑被撤销。这个结果说明：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辩护策略的边界非常窄——你可以争取在法律范围内减轻处罚，但如果法院的减刑被检察院认为"适用法律错误"，结果可能比不争取更差。辩护人需要评估的不只是二审法官的态度，还有检察院是否可能介入。这个案子的教训是：在政策面已经明确"从严惩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背景下，争取大幅减刑的同时，也要评估检察院抗诉的风险。

**附：检例第42号核要原文**

【关键词】

强奸罪 猥亵儿童罪 情节恶劣 公共场所当众

【基本案情】

被告人齐某，男，1969年1月出生，原系某县某小学班主任。2011年夏天至2012年10月，被告人齐某在担任班主任期间，利用午休、晚自习及宿舍查寝等机会，在学校办公室、教室、洗澡堂、男生宿舍等处对多名女童实施性侵。其中两名女童（10岁）被多次奸淫、猥亵，另有多名女童被猥亵。

【诉讼经过】

2013年4月提起公诉。9月，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省高院以"部分事实不清"为由发回重审。2014年11月，中院重审改判无期徒刑。齐某上诉。2016年1月，省高院二审改判有期徒刑十年。省检察院提请抗诉。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后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2018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无期徒刑。

【要旨】

1.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被害人陈述稳定自然，对于细节的描述符合正常记忆认知、表达能力，被告人辩解没有证据支持，结合生活经验对全案证据进行审查，能够形成完整证明体系的，可以认定案件事实。

2.奸淫幼女具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规定的从严处罚情节，社会危害性与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款第二至四项规定的情形相当的，可以认定为该款第一项规定的"情节恶劣"。

3.行为人在教室、集体宿舍等场所实施猥亵行为，只要当时有多人在场，即使在场人员未实际看到，也应当认定犯罪行为是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

【指导意义】

准确把握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证据审查判断标准。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证据的审查，要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按照有别于成年人的标准予以判断。对于被害人陈述，着重审查其内容是否合乎情理、逻辑，细节是否稳定自然，有无其他证据印证。被告人的辩解不能合理说明或者没有证据支持的，应当综合全案证据，运用经验法则作出判断。

曾杰律师，湖南真泽律师事务所主任。湖南省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长沙市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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