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蕴“秦”词物看新疆历史上的政治归属、地域整合及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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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以“秦”指代中国是中西学界共识。在新疆历史文献中，“秦”字频繁见于王号、碑铭、钱币、地名及各类出土文书之中，域外文献亦多有记载。本文对上述史料中蕴“秦”词物进行考察，认为“秦”作为一种符号，不仅具有政治归属的象征意义，而且兼备地域整合功能，同时还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文化认同的载体。就政治归属而言，新疆地方政权统治者自认为是“秦之王”，意在彰显其政权的中国属性；从地理疆域视角来看，天山南北诸多蕴“秦”地名星罗棋布，实现了新疆空间意义上的地域整合；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文化认同层面来看，新疆各族民众不仅秉持对“秦人”身份的自觉认同，更在文化延续中凸显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与自觉传承。

关键词：秦 新疆 政治归属 地域整合 文化认同

用“秦”“秦尼”“摩秦”“马秦”指代中国是中亚、西方古典文献的历史传统。早在公元1世纪末期，“秦尼”一词已见诸希腊拉丁作家的作品中，“大海流到一个可能属于赛里斯国的地区，这一地区有一座很大的内陆城市叫做秦尼。”至于“秦尼”所指何处，耿昇予以揭示，“人们沿海岸北上而到达的秦尼地区，它的名字、方位和贸易特征足可以使人看出系指中国。”13—14世纪，伊朗地区的统治者及知识分子依旧用“秦”“摩秦”指代中国。成书于14世纪早期的《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中，多次出现“秦”“摩秦”（马秦）等词汇。有学者指出，“‘秦’泛指中国中原地区，即原金朝统治的中原地区部。‘摩秦’泛指中国南方，即原南宋统治疆域。”现代医学之父阿维森那在其《医典》一书中，记载了来自中国的众多药材，“这些药物名字后面都有‘秦尼’（chini，即中国）的词尾，表明这些药物主要是由中国输入的。”因此，田卫疆认为，“秦”一词“作为中国的代名词，为古代西域诸族，乃至今天中亚、西亚诸地人们所言及，这已为中外学界所确认。”本文通过梳理新疆历史上的王号、碑铭、钱币、地名、各类出土文书，以及域外文献中蕴“秦”词物，认为“秦”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不仅具有政治归属的象征意义，而且兼备地域整合功能，同时还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文化认同的载体。

一、从蕴“秦”王号看新疆历史上的政治归属

西方文献常以“秦”一词指代中国，这一现象已为学界熟知，此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外史籍、碑铭、钱币铭文、各类出土文书等史料中，亦有将新疆地方政权统治者称为“秦”的记载。例如，建立于吐鲁番地区的高昌回鹘政权，其统治者被称为“内秦君主”，喀喇汗王朝统治者则被称作“秦之王”“东方与秦的国王”。新疆地方政权的统治者也常以自称“中国的大汗”“中国的国王”“秦与东方之王”为荣。在新疆历史上，各地方政权蕴“秦”王号的背后，彰显了新疆地方政权统治者对中央王朝的政治认同与政治归属。

在中亚、西亚历史典籍中，用“秦”一词指代新疆地方政权统治者的现象屡见不鲜。《世界境域志》第九章在论述“关于中国所属诸地”一节时，曾谈及中国国王的称谓问题，该书指出中国“其国王被称为法格富尔·伊·秦（Faghfur-i-Chin）”。王治来在注解“法格富尔·伊·秦”一词时明确指出：“古代的斯基泰人称国王或首领为Pukpurl（或写作Bhugpur）。在波斯文和阿拉伯文中，称中国的皇帝为Phug⁃pur（即 Faghfur）。”钟焓对成书于12世纪、用波斯文撰写的史学著作——《编年史与故事汇编》进行研究，他指出该书：“在列举中亚及其附近的君主名号与头衔时，高昌回鹘的统治者被冠名以内秦（Chin Andaran）君主。”高昌回鹘统治者被冠以“内秦君主”的政治名号，绝非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8世纪时回鹘与唐朝万里通婚，缔结姻亲。史载“唐朝继以公主下嫁，故回鹘世称中朝为舅，中朝每赐答诏亦曰外甥”。建立在今天新疆吐鲁番市的高昌回鹘王国，因其统治范围隶属中国疆域版图，又因其与唐王朝之间因通婚而建立的甥舅关系，因此，波斯史学家自然而然地认为高昌回鹘地方政权的统治者是“内秦君主”。

除波斯文献将高昌回鹘地方政权统治者称为“内秦君主”外，阿拉伯文献中也有将喀喇汗王朝统治者称为“东方与秦的国王”的例证。1911年，在喀什地区莎车县郊外曾出土一批用阿拉伯文撰写的事关喀喇汗王朝土地纠纷的法律文书，文书中有“东方与秦的国王”字句。喀喇汗王朝统治者之所以被称为“东方与秦的国王”，原因在于喀喇汗王朝与北宋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联系紧密，其治下的和阗地区多次向北宋朝贡。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黑韩王（喀喇汗王朝统治者）“遣回鹘罗厮温等以方物来贡”，罗厮温跋山涉水前往开封觐见宋真宗，声称“臣万里来朝，获见天日，愿圣人万岁，与远蕃作主”。需要注意的是，罗厮温自称“臣”，并尊称宋真宗为“圣人”，恳请宋真宗为其“作主”，这种独特的称谓，具有浓厚的政治隐喻，即罗厮温将北宋王朝置于“天下共主”的地位，并以臣子身份表达喀喇汗王朝对北宋王朝正统地位的尊崇与认同。

基于喀喇汗王朝臣属于北宋王朝的关系，喀喇汗王朝统治者更以自称“秦之王”“秦与东方之王”“秦的国王”为荣。譬如，喀喇汗王朝统治者优素福·喀迪尔汗的汗号是“‘蔑力克—蔑什力克—沃·秦’，意思还是‘东方与中国之君’”。“在喀喇汗王朝钱币上，常有桃花石·布格拉汗、秦之王以及秦与东方之王等称呼，标示是中国的一部分。”毋庸置疑，这里出现的“秦之王”“秦与东方之王”等词汇，实际上均是喀喇汗王朝统治者自称中国君主的专属名词。喀喇汗王朝统治者以“秦之王”自称，这一称号蕴藏深刻的政治意蕴，其目的在于通过借用“秦之王”这一政治符号，凸显其政权与中央政权的内在关联，以此构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在论及“蔑力克—秦”的含义时，张广达作出如下论断：喀喇汗王朝君主“铸造的钱币，凡有桃花石汗一名的地方，均译为阿拉伯语的‘蔑力克—秦’，其意义为‘中国之君’”。

巴托尔德同样指出：“我们在哈拉汗朝（即喀喇汗王朝，笔者注）的货币上发现有相同的称号，翻译成阿拉伯语是（）即‘中国的国王’。”伯希和赞同巴托尔德的观点，“喀喇汗王朝的统治者下意识地表示对东方文明的称赞，故依然沿用‘秦’这一名称。”由此可见，无论是出现在用阿拉伯文撰写的法律文书中的“东方与秦的国王”，还是印铸在喀喇汗王朝钱币上的“秦之王”“秦与东方之王”等称号，亦或是喀喇汗王朝统治者自称的“蔑力克—秦”，其根本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向世人昭告——喀喇汗王朝统治者自视为中国的君主之一，其统治疆域是中国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辽统治者耶律大石具有强烈的中国认同意识，不仅推崇中原典章制度，更强调其政权的中国属性。史籍称耶律大石为“菊儿汗·秦”，“菊儿汗”意为“大汗”，“菊儿汗·秦”就是“中国大汗”的意思。由于西辽疆域辽阔，政治影响力大，“西辽君主进一步被称作‘中国（秦）的大汗’”。尽管耶律大石是契丹人，但其自称“菊儿汗·秦”，意在昭示西辽地方政权的中国属性。

1900—1916年之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曾多次前往和田地区进行考古盗掘，其在考古报告中提及和田民众以“马秦的伽噶鲁·哈勒哈鲁”一词称呼和田王。无论“马秦的伽噶鲁·哈勒哈鲁”是和田王的自称，还是和田民众对他的尊称，其意均在强调和田王的政治身份，即认为和田王是“中国的和田王”。

新疆地方政权统治者不仅自称“中国之汗”，而且新疆之外的中亚、西亚地区，同样承认新疆诸地方政权汗王的“中国之汗”地位。高昌回鹘统治者被冠以“内秦君主”的政治名号，喀喇汗王朝的统治者也常以自称“秦之王”“蔑力克—秦”“秦与东方之王”为荣，西辽开国之君耶律大石被称为“菊儿汗·秦”，和田王被其治下的民众称为“马秦的伽噶鲁·哈勒哈鲁”。从新疆地方政权统治者的名号来看，诸地方政权统治者有着浓厚的中国一体意识或认为自己是中原政权的分支，或臣属于中原政权，对中央王朝的政治认同始终如一。新疆诸地方政权统治者的王号所蕴含的“秦”之印记，意在凸显其政权与中央政权的内在关联，强调其政权的中国属性。

二、从蕴“秦”地名看新疆历史上的地域整合

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汉在新疆设置西域都护府，自此以后，“汉之号令班西域矣”。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诸多地名被中外文献标注为“秦”“马秦”。纵观诸史籍，喀什、和田、吐鲁番、吉木萨尔、乌鲁木齐等地名，皆烙刻有“秦”之印记，正是新疆疆域中国属性的直接体现。

“秦”与“马秦”并非新疆某一地区的固有名称，天山南北众多地名在不同历史时期被冠以“秦”“马秦”的现象屡见不鲜。例如，“有的学者认为马秦指和田地区，秦指喀什噶尔（今喀什）地区；还有学者认为《福乐智慧》中的马秦似指喀喇汗王朝。”在斯坦因看来，“‘秦和马秦’，即是和阗的古称”。实际上早在10世纪时，和阗已经被称为“秦和马秦”。有学者指出，维吾尔古典叙事长诗《帕尔哈德与西琳》中，“‘秦’是指中国新疆的于田”。11世纪初期，波斯作家菲尔多西的作品《列王纪》中多次出现“秦”与“马秦”，关于《列王纪》“秦”与“马秦”所指何地，钟焓指出，“今新疆一带早在那时的非汉文史料中已被列为秦（中国）这一空间共同体之中。”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其著作《突厥语大词典》中，将当时中国分为上秦、中秦、下秦三部分。上秦，地处东方，被称之为“桃花石”；中秦，被称之为“契丹”；下秦，被称之为“巴尔罕”。在其看来，上秦为北宋、中秦为辽朝、下秦为喀什噶尔一带，三位一体构成完整的中国。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将自己的故乡喀什噶尔视作“秦”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了作者强烈的中国意识及疆域认同理念。田卫疆认为，麻赫默德·喀什噶里之所以将自己的故乡喀什噶尔称为“下秦”，原因在于“表明其本地与东部中原地区诸朝的历史渊源关系······亦即喀喇汗王朝控制下的喀什噶尔地区属于中国的西部地区······西域以至该地各族习惯上都自称其地为秦之一部分”。

关于对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中“秦”与“摩秦”的阐释，张广达明确指出：

《词汇》的引文和地图中凡出现秦与摩秦之处，自可直接译为中国。不过，在我们的作者的头脑里，秦/摩秦乃一集合名词。秦/摩秦作为一个整体，既包括宋朝统治之下、他称为摩秦的地区，也包括契丹/辽统治之下的北方地区，还包括黑韩王朝东支统治之下的喀什噶尔地区。中国是由上述三部分组成的整体，这种说法是十一世纪生活在我国西部地区的人们关于当时中国的概念的反映。

紧接着，张广达进一步指出：“马合木·喀什噶里（即麻赫黑德·喀什噶里，编者注）关于整个中国的概念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中亚地区人们的普遍认识。”无独有偶，伊朗动物学家、地理学家马卫集撰写的《动物之自然属性》成书于11世纪末12世纪初，该书有涉及中国历史的记述，因而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该书对于“秦”的认知与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观点凿枘相应，“中国大地分为三个部分：（1）秦（Chīn）；（2）Qatāy，人们称之为‘契丹’（Khatāy）；（3）回鹘（Yughur）。其中最大的地区是‘秦’”。在马卫集与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看来，“秦”由三部组成，“三秦”三位一体，都是中国疆域的组成部分，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秦”，即中国。

魏晋南北朝时期，吐鲁番地区先后出现阚、张、马、麴四个汉族地方政权，汉族与其他民族交错杂居，在吐鲁番文书、粟特文券契、出土碑铭中吐鲁番被称为“秦城”，意即“中国城”。外文史料里较早出现“秦城”一词，是在1969年吐鲁番阿斯塔那135号墓葬出土的一件麴氏高昌政权时期，用粟特文撰写的购买婢女的契约文书中。日本学者吉田丰、森安孝夫以及中国学者林梅村均对该粟特文契约文书进行释读。该文书记载，“时唯秦城延寿年间······兹于秦城市场······立此买婢契为凭······秦城书佐帕图尔验收。”林梅村指出，吉田丰、森安孝夫将“秦城”一词“径译‘高昌国’，不妥。该字意为‘中国城’”。另外，清末出土于新疆吐鲁番三堡的《北魏折冲将军新兴令造寺碑》记载，早在延昌元年（公元512年），吐鲁番已有“秦城”一名，“次秦城泽中潢······西诣秦城泽，北诣苟居潢。”吐鲁番出土的《唐诸府卫士配官马驮残文书》中亦有“秦城府钳”残句字样。林梅村指出，《唐诸府卫士配官马驮残文书》和碑铭石刻中的“秦城”，“即粟特文契约所谓‘中国城’”。林梅村这一论断在9世纪地理文献中得到印证，花剌子米在其《地图集》一书中“标出了一个叫秦斯坦（Sīnstān）的地名的经纬度，分别为148度10分和46度45分。后来的素拉卜（Suhrāb）地图也做了同样标示。该地同样被比定为前述的秦城（高昌）”。王治来在注解《世界境域志》时指出：“‘Chinanjkath’，意为‘中国城’，应指高昌。”何高济的观点与王治来的见解不谋而合，“高昌（Qocho），即哈喇火者——马可波罗的Carachoco，较早时称作‘中国城’（Chinanch-Kath）。”由此可见，在汉文史料及域外文献中，自北魏迄元，均有将吐鲁番高昌城称之为“秦城”的惯例。汉文及粟特文献的历史记述中，将吐鲁番高昌城称为“秦城”，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居住于吐鲁番的诸多部族有将吐鲁番高昌城称为“秦城”的历史传统，且具有明显的历史延续性；其二，吐鲁番高昌城是沟通南北疆乃至中亚的锁钥重镇，以“秦城”代指吐鲁番高昌城是包括粟特在内的中亚诸部族的共识。

除了吐鲁番被认定为“秦城”之外，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县附近）被比定为“马秦”。10世纪阿拉伯史学家纳迪穆所著《百科津逮》一书，记述了一位名为哈贾吉的人在西域的见闻，“此人进入河中（Māwarālnahr）······直至马秦（Masīn）之地······马秦则被比定为别失八里。”也有人将“秦”认定为喀什噶尔，将“马秦”认定为和田。18世纪维吾尔族诗人翟黎里（穆罕默德·斯地克）的诗歌中有这样的表述，“我在‘秦’（指喀什噶尔一带）是一个无家可归者，而在马秦（和田一带）我是一个要饭者。”

在清代传世诗词中常以“秦地”“西秦”之称指代乌鲁木齐，有时“西秦”也被拓展为对整个新疆地区的诗意指涉。纪昀在《乌鲁木齐杂诗》中记载“秦地少鱼，昌吉河七道湾乃产之”，首开用“秦地”指代乌鲁木齐之先例。吴华锋在注解《乌鲁木齐杂诗》时指出：“秦地：此指乌鲁木齐。”关于用“秦地”代指乌鲁木齐的原因，吴华锋在注文中予以揭示：“清代乌鲁木齐军事上受伊犁将军节制，行政上实行州县制，属陕甘总督管辖，故常以秦地或西秦代之。”用“西秦”一词指代整个新疆地区，在纪昀与屠绍理的诗作中可互为印证。纪昀另一首诗写道，“西秦只解红羊鲊，特乞仓公制脍方”，此处“西秦”就是指代整个新疆地区。乾隆年间诗人屠绍理曾前往哈密探望父亲，在其所撰《有泉堂一览编》自序中写道：“癸巳岁，予年二十三，束装出门，省父西秦，遂幕游托足，因出嘉峪关至伊吾庐地。”此自序中屠绍理所谓“西秦”即指新疆。用“秦地”“西秦”指代乌鲁木齐，亦或整个新疆地区，在清代西北边疆具有广泛适用性，反映出清代文人群体的地理共识。

1890年，马继业（原名乔治·马噶特尼，George Halliday MaCartney）随同弗朗西斯·爱德华·杨哈斯本前往新疆刺探情报，二人从塔什库尔干出发，经苏满塔什翻越达坂进入喀什地区，当时的喀什噶尔道台给他们配备了单层住宅和被称为秦尼巴克（Chini Bagh）的花园，学者贾秀慧指出，秦尼巴克意为中国花园。马继业的妻子凯瑟琳·马噶特尼在其回忆录中同样将英国驻喀什领事馆所在地称为“秦尼巴克”。此处“秦尼”就是指代“中国”，“巴克”在维吾尔语中意为“花园”。“秦尼巴克”一词并非凯瑟琳·马噶特尼所命名，早在凯瑟琳·马噶特尼来到喀什之前，当地百姓已经将此处称为“秦尼巴克”，这一史实充分表明，即使在晚清国力衰微，英俄为扩张势力范围在喀什中亚地区展开政治博弈，英俄双方的政治角逐波及喀什地区的复杂环境下，清政府对喀什地区的直接管辖从未中断且行之有效。正是基于这种稳固的政治隶属关系，喀什民众始终坚守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视自己脚下的土地是中国的神圣领土。

新疆阿克赛钦地区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历史事实可以从阿克赛钦的地名文化内涵中得到充分印证。学者牛汝辰认为，阿克赛钦之“钦”即“秦”之音转，“阿克赛钦，维吾尔语，意为中国的白石滩。”《和田地区地名图志》同样记载：“阿克赛钦，维吾尔语，意为‘中国白石滩’。”19世纪后期，英国出版的多种学术刊物同样认为，“‘阿克赛钦’意为‘中国的白石滩’，即‘阿克赛’为白石滩，‘钦’为中国之意。”阿克赛钦这一地名的形成由来已久，是和田民众祖祖辈辈口耳相传的历史结果，其命名渊源清晰，传承有序。事实胜于雄辩，阿克赛钦这一地名体现了长期以来和田民众对中国疆域的朴素认同，更深刻彰显了当代和田人民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坚定意志。

公元前60年，汉宣帝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成为中国版图部分，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域外文献中常把天山南北诸多地区笼统称呼为“秦”与“马秦”，以此表明新疆政治主权的归属。“秦”作为一个特殊的地理符号，在新疆历史上沿用已久，且使用地域广泛。天山南北众多蕴“秦”地名的出现，一方面彰显了新疆各族民众内心朴实的国家认同，即，认为自己所处地区是中国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天山南北众多蕴“秦”地名，星罗棋布，从吐鲁番到和阗，从阿克赛钦到喀什，从东往西，由北向南，共同构成完整的新疆，进而实现新疆空间意义上的地域整合。不管是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所说的上秦、中秦、下秦，还是见诸中外文献、出土碑铭中的蕴“秦”地名，无不深深地打上了中华印记，彰显新疆疆域的中国属性。

三、从蕴“秦”词物看新疆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文化认同

在新疆以及中亚等地区，“秦人”一词常被用作对“中原人”“汉人”的称谓。新疆各族民众为表明自己的身份认同，也常以“秦人”自称，彰显了对中华民族身份的自觉认同。在文学创作与史学撰述中，新疆各族知识分子积极吸收中华文化之精华，表达出对中华文化的强烈认同与深厚情感。

正史中有关西域“秦人”的较早记载出自《史记·大宛列传》。汉武帝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李广利率师西伐大宛，汉军至宛城后决水围城，数日不下，究其原因“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此处所谓“秦人”，是汉之周边部族对中原人的称呼。班固在《汉书·李广利传》中直接将“秦人”替换为“汉人”，“贰师闻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颜师古为《汉书》作注时提到，“秦时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孙尚号秦人。”陈世明指出：“按颜师古的说法，大宛城中的‘秦人’，便是蒙恬修长城时，因不堪其苦而逃往西域的民夫们的子孙。”以上是见诸正史中的关于秦人在西域活动的零星记载。

新疆存世文物中，最早镌刻“秦人”一词的实物遗存，当属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治关亭诵碑铭。该碑铭刊刻于东汉永寿四年（公元158年），汉隶撰写，全文119字。上刊“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廿六日发家，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万羌、□当卑、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谷□关”。王炳华在提及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治关亭诵碑铭时，曾有如下论述，“新疆大地居民在入汉两个多世纪后，仍自称为‘秦人’”，“秦人”抵达西域，文化流被西陲，并在亚欧多元文化的互鉴融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正因如此，两汉时期以“秦人”一词代称“中原人”成为新疆各族民众约定俗成的通用称谓。

针对龟兹左将军刘平国及“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万羌、当卑、程阿羌的族属问题，学界尚存龃龉。至于刘平国民族身份的认定，清末新疆巡抚王树枏认为：“刘平国，本龟兹左将军，乃汉人为西国官者。”王国维则提出相反观点：“刘平国，亦龟兹人。龟兹在前汉已慕汉俗。故其王姓白氏，其臣亦用汉姓名······匈奴、西域皆谓汉人为秦人。孟伯山等六人称秦人，知刘平国非秦人矣。”若从王国维之论，可以判定刘平国是采用汉姓且身负汉绶官阶的龟兹少数民族。刘平国既非“秦人”，却仰慕华夏，以华风浓厚的“平国”一词为名，“可看到汉文化在龟兹贵族上层集团中的巨大影响。”接下来，再探讨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万羌、□当卑、程阿羌等六名“秦人”的族属问题。上述六人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限定词——“秦人”，这里需要特别指出，此处包括孟伯山在内的六名“秦人”，其身份未必全是“汉人”。基于孟伯山“秦人”的身份烙印，再加上其姓名特征——即采用汉姓，且遵循古时汉人按照“伯仲叔季”指示长幼之序的起名规则，故而将孟伯山归属为“汉人”，当属无讹。除孟伯山外，赵当卑、万羌、□当卑、程阿羌，采用汉姓，以族为名。学者李铁认为：“万羌、阿羌者，也都是以族别为名，姓为汉姓，这正是受汉文化影响后，‘渐慕华夏之风’改为‘姓中国之姓’的缘来。”两汉时期，塔里木盆地东部及南缘，曾居住有羌人部落。新疆若羌县的得名缘由与羌人在此地活动有关，考古工作者也曾在新疆出土卧羊纽“汉归义羌长印”“讨南羌”等带有“羌”字的印章及织锦残片。万羌、程阿羌有可能是新疆本地的羌族，因此，将万羌、程阿羌认定为羌族有一定学理依据。赵当卑和□当卑二人姓名均有“当卑”一词，此二人是否属于少数民族，有待研究，但赵当卑以“赵”为姓，凸显其对汉文化的仰慕与认同。至于狄虎贲的“狄”，究竟是以族为姓还是采用汉姓，此处难以判别。笔者忖度，包括孟伯山在内的六名戍守龟兹的将士，或许是胡汉一体的戍边团体，六人自称为“秦人”，且有人以“赵”“程”为姓，彰显他们对“秦人”身份的强烈认同。

学者李铁在《汉刘平国治关刻石小考》一文中提到，“在焉耆龟兹出土的文献中有‘秦人’和‘秦海民’的称谓”，这一发现促使笔者对焉耆、龟兹地区民众民族认同的重新审视。囿于史料匮乏，此处难以判定“秦人”“秦海民”究竟是从中原迁居西域地区的汉人自称，还是焉耆、龟兹地区少数民族为了表达朴素民族认同的自称。若“秦人”“秦海民”确系焉耆、龟兹本地少数民族自称，则更加彰显汉文化在西域地区的深远影响，以及焉耆、龟兹地区少数民族对“秦人”身份的追慕与归附。

8世纪中期，回鹘曾与唐朝互结姻亲，10世纪中期，西迁的回鹘联合葛逻禄等部建喀喇汗王朝，其统治者常以“东方与秦的国王：桃花石·布格拉·喀喇可汗”“桃花石·布格拉汗、秦之王以及秦与东方之王”等称号自称。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指出，“‘塔特’就是回鹘；‘桃花石’就是秦人”。学者蒋其祥进一步补充，塔特·桃花石“就应该译为‘中国回鹘人’”。喀喇汗王朝统治者以“秦之王”“桃花石”等称号自居，既是对先祖与唐王朝亲密关系的追忆，也体现了其主动融入中华文化圈、认同中华正统的政治自觉。

历史上，新疆各族民众不仅秉持对“秦人”身份的认同，更在文化延续中彰显出对中华文明的高度认同与自觉传承。1069—1070年，喀喇汗王朝宫廷诗人优素甫·哈斯·哈吉甫撰成《福乐智慧》一书，作者自认此书十分珍贵，原因在于此书“以秦地哲士的箴言和马秦学者的诗篇装饰而成”。此处所谓“秦地”“马秦”，上文已经论述，即古代中国的组成部分。毋庸赘言，该书作者此言意在表明其所著《福乐智慧》与中原文化有密切的历史渊源，深受中华文化浸润，根植中华文明沃土之中，从一开始就打上了中华文化的烙印。此外，“《福乐智慧》中有大量关于国家观念和伦理道德的阐述，提出‘要仁爱为怀，保护人民’‘优良的品德乃为善之本’‘信义是处事为人之本’等思想，充分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该书还多次出现“秦和马秦的学者哲士，都称赞此书十分优美”“秦人称他为《帝王礼范》，马秦人称他为《社稷知己》”。喀喇汗王朝时期，该地区与周边及中原王朝在文化上呈现出交会交融、双向互动的繁荣景象。《福乐智慧》被“马秦”“秦人”盛赞，就是两地文化交流交融密切的最好例证。

“秦”作为代表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在不同历史时期深刻塑造了新疆各族民众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认同。东汉时期刘平国等戍守将士自称“秦人”，使用汉姓，体现了其对“秦人”身份的自觉选择与主动靠拢，以及中华文化对西域的深刻影响。喀喇汗王朝统治者自称“秦之王”，寄托着对与中原王朝亲密关系的追忆与朴素的民族认同。这种认同延续于文化传承之中，如优素甫·哈斯·哈吉甫阐明《福乐智慧》一书与中原文化的渊源，强调该书根植于中华文明沃土，深受中华文化浸润。这种高度的文化认同与自觉的身份选择，不仅超越时空与地域界限，更跨越民族差异，成为维系新疆各族民众团结统一的重要精神纽带。

四、结论

近代以来新疆民众形成的国家认同，绝非一时之念，而是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这种历史积淀潜藏于蕴含“秦”的王号、碑铭、钱币、地名、各类出土文书以及域外文献之中。“秦”作为一种符号，不仅具有政治归属的象征意义，而且兼备地域整合功能，同时还是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文化认同的见证。新疆诸地方政权统治者的王号所蕴含的“秦”之印记，一方面彰显了其统治者有着浓厚的中国一体意识，从未自外于中央王朝；另一方面意在凸显其与中央政权的内在关联，强调其政权的中国属性。天山南北众多地名被中外史籍标注为“秦”与“马秦”，诸多蕴“秦”地名星罗棋布，则可实现了新疆空间意义上的地域整合。新疆各族民众为表明身份认同，常以“秦人”自称，体现了其对中华民族共同身份的自觉选择，在文学创作与史学撰述中，新疆少数民族学者吸收借鉴中华文化，流露出对中华文化的强烈认同与深厚情感。

作者：杨高尚

来源：《西部蒙古论坛（蒙古文、汉文）》

2026年第1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耿曈

校对：汪鸿琴

审订：杜佳玲

责编：杨琪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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