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

（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徐冬梅 王梅芳

　　红军卫生学校师生在枪林弹雨中负重前行，在战斗队伍中救治伤病员，在行军间隙抓紧时间学习，用专业、勇气和生命筑起红军战友的生命防线。

　　1931年11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在江西瑞金正式创立，后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以下简称红军卫生学校），这所随红军长征的“马背上的学校”，是今天沈阳药科大学和中国医科大学的前身。

　　特殊队伍

　　在举世瞩目的长征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始终坚守使命，他们就是红军卫生学校的师生。彼时，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战场硝烟弥漫，伤病员数量与日俱增，尽可能保住红军有生力量成为决定部队生死存亡的关键。红军卫生学校作为红军第一所军医学校，奉命加入中央红军长征队伍。

　　为适应行军作战的需要，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卫生部对红军卫生学校进行了整编精简，既要保留医疗卫生教学的核心力量，又要最大限度地充实一线救护队伍，这场整编成为红军卫生学校随军远征的重要前提。

　　1934年10月11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和其直属部队编为第一野战纵队，由叶剑英任司令员；将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和军委后勤部、卫生部、共青妇联等机关编为第二野战纵队，李维汉任司令员。红军卫生学校被编入第二野战纵队，并奉命随军出发。

　　为照顾无法转移的重伤病员和管理留在中央苏区的卫生机构（医院、卫生材料厂等），军委设立了中央军区卫生部，校长陈义厚、政委王立中等人留在中央苏区负责领导这些单位。

　　为了加强前线队伍的医疗保障，红军卫生学校把保健、护士、调剂等班以及第九期医科预科学员，都分散到前线各部队中去，充实前线医疗队伍。仅留下医科六、七、八期学员100多人和教职员30多人，编入第二野战纵队，归军委总卫生部直接领导，组成卫生教导队。陈志方兼任红军卫生学校校长，全面负责卫生教导队的教学与管理工作，带领红军卫生学校师生在战略转移中边行军、边学习。

　　负重前行

　　红军卫生学校师生告别了中央苏区乡亲，踏上长征之路后，面临行军、教学、救护等多重考验。他们背着沉重的物资，在枪林弹雨中穿行。学员个人行装也十分繁重，大家对学习用具格外珍惜，将几个学期的讲义、课本、笔记和纸墨笔砚，连同武器弹药、给养等都随身携带。据红军卫生学校学员吴行敏回忆：当离开了瑞金之后，同学们都要把自己用的讲义背着行军，每位同学当时都背着将近20斤的东西，每天要走八九十里的山路，这对一些年幼体弱的同学来说是一件很艰苦的事。虽然这样累，可是没有一个人叫苦。大家边行军边讨论功课，一到宿营地就抓紧时间听老师讲课。

　　长征初期，部队行军如同大搬家一般，携带着笨重的发电机、印刷机、X光机以及各类箱柜、坛罐等，通过车拉、马驮、人抬、肩扛的方式转运，队伍冗长笨重。后来，为减轻行军负担，不得不将X光机及17箱医疗物资秘密藏起。

　　办学不辍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遵义会议后，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红军卫生学校借部队休整之际决定复课，并致电前方各军团召回分散的学员，利用城内的省立第二中学校址复课，继续学习被中断的课程。

　　省立第二中学的校舍条件优越，有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作宿舍，有高大明亮的教室和礼堂。然而，迫于敌情，复课不到两周，学校再次停课，被召回的教员和学员重新回到所属部队，继续行军。

　　为保障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红军卫生学校全体师生克服重重困难，千方百计、见缝插针式上课。为躲避敌机轰炸，部队往往夜里行军白天休息，学校就利用下午时间在庙宇或祠堂坚持上课，老师讲两节课，学员利用休息时间进行讨论；遇上战斗就中断上课，一有休息机会又立即展开教学。就这样走走停停，坚持教学。

　　据学员李朝选回忆：为了帮助同学们学习，教员孙仪之想了很多办法。行军时，把讨论题贴在前面同学的背包上，边走边讨论，前面的同学讲，后面的补充；教员也夹在同学们中间帮助讨论。有时也能听到一阵爽朗的笑声。休息了，大家就坐在大树下，教员出题目让同学们回答。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懋功胜利会师。懋功会师后，中央将红一、四方面军混合整编为左、右两路军。红军卫生学校的师生在整编中被分为两部分，分别混编在左路军和右路军之中。

　　编在左路军的红军卫生学校，由贺诚、陈志方、孙仪之等带领，跟随左路军通过大草地北上，向阿坝出发。行至阿坝时，张国焘坚持其错误主张，擅自率领部队南下，后又退却至松岗地区休整。1935年8月，红军卫生学校利用松岗休整时机迅速复课，在贺诚的带领下开展恢复重建工作，陈志方兼任校长，周越华任政治处主任，孙仪之任教务处主任。学校召回学员30余人，另从红四方面军招收了一批卫生干部和女青年，由孙仪之负责在松岗喇嘛寺复课，后又随军至炉霍学习长达半年。1936年7月，卫生学校第8期（后改为第6期）学员在炉霍顺利毕业，成为唯一一期在长征路上毕业的学员。

　　随右路军北上的卫校师生，由王斌、李治带领跟随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由于总卫生部跟随红四方面军南下，中央成立了后方办事处，下设后方卫生部。跟随红一方面军的部分红军卫生学校教职学员归属后方卫生部领导，并于1935年12月由王斌主持在瓦窑堡复课。王斌担任校长，吕振球兼任政委，教员有李治、李维祯等，学生来源分为两部分：一是召回在长征中分散在红军各部队中的红军卫校学员；二是从红军部队医务人员和战士中招收（调剂班招收学员30余名）。

　　1936年10月22日，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跟随左路军的卫生学校也到达陕北。左、右两路卫生学校会合后进行了重组，继续招生办学。尽管办学环境依旧简陋，但学校逐渐得到恢复，教学工作逐步进入正轨。

　　救治伤病员

　　在正常行军学习的同时，每到一个新的宿营地，不论白天黑夜，医护人员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门板、搭铺，给伤病员安排好住处，随后给伤病员治疗换药、洗脸、洗脚、开饭，把伤病员安顿好后才能抽空休息。

　　长征途中，红军卫生学校教员在缺乏医药条件下救治周恩来的事更是惊心动魄。行军至毛尔盖时，周恩来高烧多天不退，皮肤黄染，肝肿大，经教员王斌和李治等医生共同会诊，一致认为周恩来患的是阿米巴肝脓肿，且已严重发炎化脓肿胀。最好马上进行手术，但此时既没有手术的必备条件，也没有保证手术正常进行的药物甚至是手术所需要的宝贵时间。最后决定，用李治保存的依米丁治疗，同时采用了古老的冰敷疗法。经过几天的抢救，周恩来的体温终于得到控制，脓液慢慢排出，脱离了危险。

　　长征途中，红军卫生学校师生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伤病员”的方针，在粮食极端缺乏的条件下，师生宁可自己吃野菜，也要把仅有的粮食分给伤病员吃；宁可自己挨冻，也要把仅有的衣服给伤员穿上。为了工作方便，承担医疗工作的红军卫生学校教员很多人都配了马，但他们很少骑，都是让给伤员，自己则和战士一样步行。

　　令人痛惜的是，当初从江西出发的师生中，许多同志在救护和行军途中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彭龙伯校长在四川宝兴夹金山下灵关镇被国民党军飞机炸伤，不幸牺牲；俞翰西教员在贵州紫云坡五里牌为伤病员查病时，突遭敌机袭击，中弹牺牲；留在苏区的王立中、陈义厚、李延年、曾守荣等同志都在与敌人的斗争中英勇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