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设赌场案辩护手记——长沙真泽刑辩曾杰律师

张某，2024年9月被刑拘，2026年3月一审判决：开设赌场罪，1年6个月，实报实销。

公诉机关先后两次出具量刑建议：洗码入罪，在实务中已经很少见到1年6个月以内的判决了。多数情况下，洗码类开设赌场，量刑起点就是3年起步。

张某的判决能留在这个区间，和他的案件特殊性有关。

第一次阅卷，我看到张某的口供里有一句：

“我没有垫钱，是他们自己带了钱来，我帮他们换成筹码。”

这句话，后来成了整个辩护的第一条分水岭。

洗码有两种。一种是授信类，一种是现金类。

授信类洗码：赌场给洗码人额度，洗码人给赌客额度，赌客先赌后结。

资金链是赌场→洗码人→赌客，赌客欠的是洗码人的钱。这种模式下，洗码人实质上承担了信用中介和资金担保的双重角色。公通字〔2020〕14号专门针对的就是这种——“通过开设账户、洗码等方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赴境外赌博提供资金担保服务的，以开设赌场罪论处”。

现金类洗码：赌客自己带钱，或者自己筹措资金，洗码人只负责换筹码，按比例抽水。

张某办的就是这种卡。他不是赌场的资金方，他是赌客的服务方。

区别在哪？

授信账户，洗码人和赌客之间产生了债权债务关系。赌客输了，找洗码人还钱，洗码人再找赌场结算。资金担保建立在信用基础上。

现金账户，洗码人和赌客之间是服务关系。赌客拿现金换筹码，洗码人从中抽水，不垫资、不担保、不承担赌客的信用风险。资金链是赌客→洗码人→赌场，赌客输的是自己的钱，不欠洗码人一分。

这个区分，是辩护词的第一条线。

但公诉方的逻辑是：

洗码就是开设赌场，不管你是授信还是现金。

因为洗码的本质是“组织赌客”——你把赌客带到赌场，你就是赌场的代理人，代理人就是共犯。

这是辩护回避不了的问题。张某确实组织了赌客，也确实通过洗码赚了钱。问题的核心不是“洗码对不对”，而是“洗码是不是开设赌场”。

第一层：洗码是帮助行为，不是实行行为。

开设赌场罪的实行行为是“开设并经营赌场”——提供场地、制定规则、运营体系。洗码人的角色是赌客和赌场之间的通道，类似于中介。刑法对帮助行为的评价，应该比实行行为轻。实践中很多洗码案件被认定为从犯，依据就是这个。

第二层：公通字〔2020〕14号，应当以“组织、招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赴境外赌博”为前提。

‍“在境外赌场通过开设账户、洗码等方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赴境外赌博提供资金担保服务的”，但前五种情形都含有“组织、招揽”的构成要件。体系解释要求：条款的适用不应脱离条文本身的逻辑。如果洗码人只是被动接受赌客委托，没有主动组织、招揽，就不应该落入条款的射程。

第三层：张某的洗码行为，没有提供“资金担保”。

现金账户模式下，赌客自己带钱，张某没有垫付、没有担保，也没有承担赌客的信用风险。核心是“提供资金担保服务”。

第一层是法理层面的，告诉法官洗码人在共同犯罪中应该是什么角色。

第二层是解释方法层面的，告诉法官条款应该怎么读。

第三层是证据层面的，告诉法官张某的洗码行为跟条款描述的事实不是一回事。

三层打下来，一层比一层离案件事实近。

判决书下来那天，我翻了三遍。

法院认定开设赌场罪成立，但有几个点值得注意。

第一，法院没有采纳“洗码是开设赌场的实行行为”这个公诉意见。判决书对洗码行为的定性，走的是“共犯”路径，没有把洗码等同于“开设”。

第二，法院没有认定主犯。张某在共同犯罪中的角色，被定位为“积极参与者”而非“组织者”。这个表述，虽然在量刑上不等于从犯，但已经在事实上把张某从“开设赌场”拉到了“帮助开设赌场”的区间。

第三，量刑1年6个月，接近法定刑幅度的下限。开设赌场罪的基本刑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1年6个月在实务中已经属于很轻的判决。

但法院为什么不认定从犯？

这个问题，比判决结果更值得复盘。

法院的逻辑是：张某的洗码行为本身，就是开设赌场罪的实行行为。不是帮助行为，是正犯。理由是——洗码人虽然不是赌场的投资人，但洗码行为是赌场运营的必要环节，没有洗码人，赌客过不来，赌场转不起来。所以洗码人不是“帮助”赌场，而是“参与”赌场经营。

这个逻辑，在实务中越来越常见。法院对开设赌场罪的认定，从“经营赌场”向“参与赌场运营”扩张。洗码人、赌客招揽人、资金结算人，这些角色在旧的刑法理论中可能被认定为从犯，但在新的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被认定为正犯。

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知道不可能打出无罪。

洗码行为客观存在，组织赌客出境的证据链完整，法院不可能认定张某不构成犯罪。但1年6个月，接近实报实销，对一个可能被认定为3年以上的案件来说，这个结果不算差。

李某某案。

李某某等开设赌场案（入库编号2024-06-1-286-002），法院认定几名劳务人员不构成犯罪。理由是：劳务人员在赌场内从事服务性工作，不参与决策、不参与投资、不参与分红，对赌场的运营没有实质控制力。

这个案子和张某案有相似之处，也有本质区别。

相似之处：张某也不参与赌场决策、不投资赌场、不控制赌场。从这个角度看，张某和劳务人员一样，都是赌场运营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不是赌场的“主人”。

本质区别：张某按40%分成，劳务人员拿固定工资。40%的分成比例，说明张某的经营利益与赌场的经营效果直接挂钩。法院不会把40%分成的人认定为“劳务人员”。

李某某案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判断是否构成开设赌场罪，不能只看行为形式，要看行为人对赌场运营的实质控制力。

这个原则用在张某案上，就是：张某虽然有40%分成，但他对赌场的运营没有实质控制力，他只是在赌场体系中扮演了一个特定角色。

同案另两名被告，给了三条不同的入罪通道。

李某——赌场核心投资人之一，参与赌场决策，按出资比例分红。

法院认定主犯，2年6个月，罚金50万。入罪通道是“经营管理类”——他是赌场的主人之一。

周某——赌场员工，负责记账和赌客接待，按月领工资。

法院认定从犯，1年3个月，罚金10万。入罪通道是“劳务参与类”——他是赌场的雇员。

张某——洗码人，不参与赌场决策，按洗码量40%分成，不领工资。

法院认定开设赌场罪成立，1年6个月，罚金30万。入罪通道是“业务合作类”——他不是赌场的主人，也不是赌场的雇员，而是赌场的业务合作伙伴。

这三条通道，在实务中几乎覆盖了所有跨境赌博案件的参与人类型。不同角色，对应不同的入罪逻辑和量刑区间。

FAQ

Q：洗码一定构成开设赌场罪吗？

不一定。如果洗码行为不涉及“组织、招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赴境外赌博”，也不涉及“提供资金担保服务”，就不应该落入公通字〔2020〕14号的射程。但实践中，只要洗码人组织了赌客出境，并且有资金往来，几乎都会被认定为开设赌场罪。洗码无罪，是个案突破，不是普遍现象。

Q：亲属洗码，比如丈夫洗码妻子帮忙记账，会构成共犯吗？

会。实务中，亲属参与洗码运营的，只要参与程度达到“明知且协助”，基本都会被认定为共犯。但亲属角色通常被认定为从犯，量刑较轻，缓刑比例较高。

Q：洗码被抓，什么情况下可以争取缓刑？

三个条件：洗码量小、抽水比例低、没有招揽行为。纯被动接受赌客委托的，比主动招揽的好争取。另外，认罪认罚、全额退赎退赔，是缓刑的前提条件。

Q：这个案子判1年6个月，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

从罪名看，输了。从量刑看，接近实报实销，在洗码类案件中属于较轻判决。用一句实话来收束：如果你问张某本人，他会说“判了就是输了”。但如果你问他的家人，他们会说“一年半，能接受”。

公诉方与辩护方争的，不是洗码行为是否发生，而是垫资行为的性质。

这不能算一个“赢了”的案子，但它的辩值不在结果，在于过程——到底什么算“资金担保”，什么不算。这个问题，在实务中还会被反复提起。

【声明】本文为办案手记，非正式法律意见。文中当事人姓名、案号、时间节点均已做化名及脱敏处理。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曾杰律师 湖南真泽律师事务所